有言如玉 | 邪恶是没有理由的，这和善良很像

两个十岁的儿童虐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这算不算邪恶？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有原因的行为并非邪恶，而邪恶则是没有理由的，这一点上同“善良”的意义相似。本文选自**《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特里·伊格尔顿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十五年前，两个十岁的男孩在英国北部虐杀了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这一行径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惊骇。但是，为何大众会觉得这桩谋杀案件的凶手格外令人震惊，这就不甚明朗了。儿童，毕竟还只是一种半社会化的生物，他们做出一些野蛮的事情倒也不足为奇。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超我以及道德感显然要弱得多。但如果这样说的话，令人奇怪的是，为何与之类似的可怕罪行并不经常发生呢？很可能，儿童始终在相互屠杀。人们不过对其秘而不宣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想威廉·戈尔丁（Willam Golding）的作品，他的小说《蝇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其中，一群荒岛上不受管事的学童互相屠杀，直至弱小者被完全淘汰为止。

儿童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当中的一群异类，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相信所有关于其邪恶品性的诊断。儿童并不工作，因此他们的真正用途并不清晰。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性关系，当然，他们也可能对此秘而不宣。他们身上的那种奇怪的东西，让他们在有些地方上和我们很相像，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与我们截然不同。因而，不难想象的是，他们很可能图谋着联合在一起推翻我们。就像约翰·温德汉姆（John Wyndham）的小说《米德维奇的布谷鸟》（The Midwich Cuckoos）里面所描绘的那样。由于儿童并非社会游戏中的完整角色，因此他们很可能被看作是无辜的；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可能被看作是小小的撒旦。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他们后代的看法，就是这样摇摆在天使和恶魔之间。

处理这桩谋杀幼童案件的一个警官说，当他第一眼看到其中一个儿童罪犯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孩子是邪恶的。他的这番说辞无疑给“邪恶”塞上了一个恶名。这种对犯罪儿童进行文学性丑化的观点，无疑会让那些心肠软的自由主义者们阵脚大乱。此外，这对那些希望通过社会条件分析，弄清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的人，更是当头一棒。当然，这样的诊断太过无力、站不住脚。因为照此看来，把一种行为称为邪恶，就意味着，这种行为无法为人所理解。邪恶是不可理解的。邪恶仅仅就是一种自身内在的东西，就像一个满载旅客的火车其实就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它缺乏一个具体的语境来让我们理解邪恶的真正含义。

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最伟大的敌手，臭名昭著的莫里亚蒂教授（Professor Moriarty），几乎就是在这么一个空白的语境下出现的。但其实，“莫里亚蒂”明显就是一个爱尔兰名字。柯南·道尔（Conan Doyle）在进行写作的时候，英国社会充满了对爱尔兰芬尼共和主义革命的焦虑。可能芬尼共和主义让道尔想起了自己那个被关在疯人院里，酗酒、残暴的爱尔兰父亲。如此看来，给一个纯粹的邪恶形象安上“莫里亚蒂”之名，似乎也就不像初看时候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了。即便如此，邪恶仍旧常常被认为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无由所自。一位英国新教主教在1991年写道，被撒旦所支配的一些明显的标志包括：不恰当的笑声、不可理解的知识、假笑、苏格兰血统、当煤矿工的亲戚、穿黑色衣服和坐黑色汽车的习惯性选择……这些东西从表面上看，根本毫无道理可言。但是，在他眼中，这些就代表了邪恶。可以说，一个东西越是没意义，也就越是邪恶。由此可见，除了自身之外，邪恶与任何事物都毫无关联，它甚至也没有任何原因可言。

实际上，邪恶这个词，确实意味着“没有原因”。如果说上文中的儿童杀人犯是因为无聊、糟糕的家庭教育或者父母的忽视而犯下罪行的话，那么（正是那个警察所担心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环境所迫；这就可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不必像那个警官所希望的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暗示说，我们不能随意惩罚一种事出有因的行为。以此观点看来，原因就变成了某种强迫性的压制。如果我们的行为事出有因，那么，我们就不必为此承担责任。那么，这是不是说，如果你当面责备羞辱我，我就可以用烛台去敲你的脑壳，而不用承担责任？无论如何，在此逻辑看来，有原因的行为并非邪恶，而邪恶则是没有理由的，或者说自己就是自己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善良”在许多方面很相似。因为，除了邪恶之外，只有上帝才是自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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