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希尔·米勒：中日关系是否一键重启？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幕后外交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本周举行的APEC会议上终于见面了。众人期待已久的习安会议是安倍自2012年执政以来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自从日本前政府2012年9月做出购买具有争议性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及其附属两个小岛这一不幸决定之后，北京就拒绝与东京举行任何元首级别的会谈。

钓鱼岛争端并不是中日双方存在的唯一问题。比如，中国还谴责安倍及其内阁推崇历史修正主义。北京方面指出，去年12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供奉着从西南战争（Satsuma Rebellion）到二战、日本各种战争的死难者 ——及安倍内阁多名大臣再三参拜靖国神社，证明日本现任政府想要对该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罪行这一历史定论进行重新解释。同时，安倍叫嚣，中国通过其教育体系、以其政治化中日历史问题的愿望，煽动国际及民族反日情绪。此外，安倍还指责中国数次在钓鱼岛海域巡航，他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国际法系的侮辱。

因此，习安会是中日关系的重大突破，几个月以来，安倍政府派出前高层政要访华。例如，此次习安会的前两个星期，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博鳌论坛上，习近平接见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习近平也在今年4月份接见了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过去几个月里，日本政要和中国政府高层举行了一系列特别座谈，福田康夫和舛添要一与习近平的会面便是其中之一。

安倍自首次执政以来就一直希望与习近平会面。他认为高层领导人的对话是缓和双边关系的最佳方式。尽管安倍希望重修中日关系，但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上，他仍坚持强硬的态度，无视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安倍坚称中日谈话没有先决条件，但中方并不接受安倍这一想法，如果安倍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上不做任何退让，中方将不会与日本进行高层领导人谈话。

上周，双方政要最终达成了原则共识，这也为两国最高领导人在APEC期间举行会谈铺平了道路。原则共识称两国将“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方最终决定进行会谈，安倍似乎为此做出了两个细微的改变。首先，安倍很可能秘密——非官方——承诺，不会在他余下的首相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事实上，根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福田康夫前几个月访华时，他曾向中方政要转述过该承诺。此次达成的原则共识中含糊地暗示了这一点：“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措辞缺乏针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官方承诺——那从政治上来说对安倍是不可能的——但勉强同意了中方关于日本承认历史问题才能会面的要求。

习安会发出积极信号 迈出改善中日关系第一步

其次，更富争议的是，安倍同意承认在东中国海与北京存在某种形式的分歧，但却坚持日本长期的主张，即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一部分。中日双方特别就此达成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双方围绕岛屿争端达成的原则共识意义重大，不过，这看起来可能像日本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才同意存在争端，仔细研究该原则共识发现，其中唯一确认的，是双方存在分歧。事实上，日方在原则共识里避免提及主权问题应该被视为东京的一次外交胜利。

无论使用了哪些措辞，安倍承认在中国东海海域存在争议即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该问题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线。事实上，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后，船长遭到日方非法扣押。此后，中日关系逐渐紧张。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政府2012年购买钓鱼岛三岛的行为，触发中国更加坚定地在争议岛屿附近海域捍卫主权。除了派遣海岸警卫队和商船巡航，中国还派遣两架侦察机以加强对钓鱼岛领空的监视。此外，去年11月中国在东海划设了防空识别区。此后，中国船只和飞机多次在钓鱼岛附近出没。

因缺少沟通和政治会谈，两国都担心在钓鱼岛附近发生的意外碰撞会让双方关系如滚雪球般愈加恶化。目前，事态已略微平静。过去六个月来，随着日本努力重修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日方报告的中方进入钓鱼岛海域附近活动次数，正如日本海岸警卫队所描述的，已大幅减少。例如，2013年日本的被“入侵”次数为188；今年到目前为止，该数字为64。同样地，尽管近几年中国舰队进入钓鱼岛毗连区——领海以外毗连领海的一定宽度的海洋区域——的次数大幅上涨，但从去年开始，该数量相对减少。令人好奇的是，在上个月持续两周的时间里，北京方面同样也避免派遣舰队进入毗连区。

今年9月，两国政府官员在青岛举行会面，双方同意恢复工作会谈以增强解决争端的危机管理手段。此外，双方还呼吁开设热线电话以促进两国的交流沟通，此次峰会前达成的原则共识中为这一想法亮了绿灯。9月份在青岛重启的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对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两国各领域的政要都出席了此次磋商会，除了外交和国防官员，与会代表还包括来自双方的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渔业部门。

在非安全问题上，中日双方也取得了进展，例如双方希望恢复三国合作秘书处，该秘书处总部设在韩国，主要职能是处理三国地区事务。今年9月，三方最高外交官在首尔会面，意在推动中日韩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去年，中日双方借由三国合作秘书处进行了数次会面，讨论了关键的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城市空气污染的防治。这一三边机制，尽管把难以解决的日韩关系也引入了进来，但却能避免双边会谈的政治敏感性，给三国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一种独特机会。

虽然外界预测此次习安会面不会有隆重的场面和实际意义的成果，但两人会面的象征意义不容小觑。本次中日打破为期两年僵局释放了有效的信号，表明两国在继续政府级别努力、修复双边关系方面获得了高层首肯--这对北京来说尤其必要——政府各部门之间将继续努力以逐渐修复两国关系。但认为此次进展是中日关系改善的信号还早了点，因为两国关系仍然被各种问题所阻碍，例如复杂的民族主义、不同的地区战略以及对彼此的不信任。事实上，此次APEC会议并不能增加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正式首脑会议的机会，恰恰会使之延迟，因为中国可能觉得已经对日本做出了足够多的退让。同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余的外交修复就交给两国各自的外交官，除非双方之间出现重大的突破，例如在中国东海问题上能够全方位商议进而达成共识。此次会面的良好势头是否能够维持，双方将愿意为此作出怎样的退让，都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揭晓。

（观察者网林可欣译自《外交事务》11月10日文章“A Meeting of the M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