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窃听风云3》中的征迁命题

《窃听风云3》刚上映的时候，笔者就去看过。开始是将之纯粹当做港片来消遣的，无非是爱恨情仇，因为是“窃听”题材，加一些高智商的警匪游戏。不过，越看越觉得有趣，这哪是“港片”啊，活脱脱的一个反映大陆社会百态的现实主义作品嘛！“窃听”仅仅是个噱头，真正的内容是“征地拆迁”。把吴彦祖扮演的黑客高手这个角色拿掉，一点也不影响电影叙事的完整性。笔者猜想，主创麦兆辉和庄文强肯定浸淫内地多年，对隔三差五发生的征地拆迁事件也是耳熟能详了吧，或许他们本来就想拍一个《征迁风云》之类的电影呢。

《窃听风云3》剧照

笔者是把《窃听风云3》当做《征迁风云》来看的。作为关心征迁问题多年的研习者，笔者觉得这部电影的故事讲得真不错，可以作为反映征迁问题的教材。电影中反映的征迁命题，几乎全是真实的。

1．房屋与土地政策

丁屋政策是香港1972年12月开始实施“小型屋宇政策”。这项政策规定，年满18岁，父系源自1890年代新界认可乡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一生可申请一次于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3层（上限27尺／8.22米高），每层面积不超过700平方呎的丁屋，而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不过，丁屋有严格的限制，根据同时定立“限制买卖转让条款”，规定拥有丁屋的原居民如果想把丁屋出售及转让予非原居民，需向政府申请作补地价，并取得地政专员书面同意，才可进行。另外，1987年修订的条例规定，兴建丁屋需获得地政处发出的豁免纸。

熟悉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人或许会感到这个丁屋政策咋这么熟悉呢？不就是我们的宅基地政策么？我国农村实施的宅基地政策，秉持的是“一户一宅”原则，这和一人一生只可申请一次的政策效果是一样的；并且，政府也严格限制宅基地转让交易，城里人是不能到农村购买宅基地的。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保留“从夫居”的习惯，“一户一宅”也意味着是“丁屋”。

当前，香港丁屋政策和内地宅基地政策面临的困境也极为相似，都是土地越来越不够。香港回归以后，丁屋政策继续实施，这就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人要排队等候丁屋指标，很多人实际上没法改善其居住环境。而内地的宅基地政策，随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不断弱化和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村集体已经逐渐失去了分配、调整宅基地的能力，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一些村民居住环境无法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房屋政策的乱象就在所难免，香港和内地都出现私下交易丁屋和宅基地的情况；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虚报“丁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也常有发生；一些土地管理部门的官员甚至以权谋私。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香港政府尝试兴建高楼解决积压多年的申请人的迫切需求；而内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通过宅基地置换房屋的“农民上楼”现象也逐渐普遍起来。可以想见，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上。不过，任何一项政策调整，必定会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开发商在这个政策调整中看到了房地产的春天，不法官员看到了权力的寻租空间，灰黑势力看到了资源流量的急剧加大，老百姓看到了土地权益的重要性。

《窃听风云3》虽然演绎的是个案，但它是有宏大叙事的，这个叙事的主线是权力、资本、权利三者之间的博弈。电影聪明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遵循国内媒体的简单思维，将征地拆迁简单地描述成是权力和资本联合起来压制农民权利，而是呈现了每一个力量的多重面向。

不错，作为政府屋宇署负责开发新界土地之高官的马先生与利益集团之间是有瓜葛，但并不能就此否定丁屋政策调整的合法性。电影和媒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在就事论事地讲故事，不会因为马先生的存在而否定政策，乃至批判“体制”。不错，资本的天然属性是逐利，来自华尔街的资本代表万先生，与香港四大地产商的代表司徒光，以及本地资本的代表“太公”陆瀚涛，在对农民权利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也不错，农民是弱势群体，但也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娇婶属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类，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抗争表演，也恰恰是因为自私而容易上当受骗；阮月华则因为有朴素的农民道义情感，就是不愿意与地产商合作；而有那么一帮人，则两头通吃，表面上“代表”村民利益与开放式抗争，其实是代表另一个利益集团而已。

或许，征迁政治在村庄政治的场域中更能体现丰满，电影着墨较多的地方也恰恰在村庄，也是笔者认为《窃听风云3》是现实版的《征迁风云》的理由所在。

2．村庄政治

电影中的村庄已经被城市化了一部分，导致以村长陆瀚涛为首的村庄精英集团获得了巨额利益。同时，这也进一步撕裂了村庄人情、礼俗，其女陆永瑜与堂兄弟陆永远为了巨额商业利益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陆永瑜借老情人罗永就（也是陆永远的好兄弟）之手以一场假车祸将对手除掉。然而，斗争并没有完，随着新一轮开发的进行，新生代陆永瑜与陆瀚涛的主要助手陆金强、陆永富、陆建波、罗永就集团进行了斗争。由于理念差别，陆永瑜甚至将父亲陆瀚涛活活气死。当然，最终这些新生代也没有好下场，除了陆金强，其他人都死了。电影最后展现了阿祖与阮月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也以村庄土地得以保留作为征迁结局。

从微观的村庄政治角度上说，这个过程和结局都算合理。征迁带来的父子兄弟反目的案例，可以在内地每一个被征村庄找到。拆迁伴随着血腥与暴力，这也是事实，以至于哪里有拆迁，哪里就有黑社会、赌场、毒品。一些被拆迁户拿到拆迁款后就挥霍一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电影里陆金强集团实际上是一个游离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利益集团，陆金强带领其他三兄弟扩张了陆国集团，意图垄断新界甚至整个香港的房地产业，并借助内地富豪的资金强势开拓陆家的地盘，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收地盖楼——毒品、暴力是陆金强集团控制村民的主要手段。

大体说来，征迁有几个利益主体：政府、开发商、村庄精英、灰黑势力、普通村民、弱势村民，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值得琢磨。总体上看，政府怕农民，农民怕灰黑势力，灰黑势力又怕政府，而开发商必须借重他们三者之间的平衡：坐庄的总是资本力量。

无论是香港，还是现在的内地，政府都不太愿意进入拆迁工作的第一线，这和土地政策无关，而与征迁工作的特殊性有关。征迁工作的核心矛盾是，政府统一的补偿政策与被征迁户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政府进入一线谈判，耗费成本极高。因此，在“市场化”运作的外衣下，政府很愿意延长行政链条，让开发商具体操盘。

政府退出一线行政并不意味着拆迁的固有矛盾得以化解，而是把矛盾转移了。理论上，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有二：一是通过暴力，让持异见者合作；二是村民自己合作起来，形成统一诉求与政府讨价还价。

通常情况下，在已经严重分化，乃至分裂的村庄，很难形成统一诉求。电影中的新界农村，是典型的南方宗族村庄，陆瀚涛除了开发商老板、村长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族内长者“太爷”的身份。某种意义上，这一身份为村庄的初期开发创造了便利条件，普通村民得益，他自己也借此得利。问题是，一旦他事实上成为利益集团，与普通村民的利益发生重大分歧，其统一村民诉求的能力就会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在进一步开发的过程中，他不得不借重陆金强集团。

市场是一个最大的分裂社会的力量，南方传统的团结型村庄如此，何况是中部原子化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因此，除了少数有强人、能人主政的村庄，绝大部分村庄都难以形成统一的集体诉求，征迁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相互拆台就在所难免。

政府本来可以采用合法暴力将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推行下去，但在农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舆论监督不断加强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愿意承担风险。事实上，“弱势”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政治常识：政府怕“钉子户”。很多情况下，“钉子户”的抗争是表演出来的，仅仅是利益诉求的表达而已。电影中呈现的农民抗争场景很有趣，却很符合现实：周迅扮演的阮月华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中年妇女，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因此是拆迁表演最合适的主演——她知道什么时候泼粪、什么时候叫骂、什么时候耍赖、什么时候撤退。一般情况下，开发商和政府拿他们是没办法的，以至于以周迅为中心的一群农村妇女成为职业的抗争表演者，影片中的娇婶在前去“抗争”的路上还与周迅讨价还价，因为采用不同的抗争手段有不同的价钱。

政府和开发商都要脸，他们基本上拿弱势群体没办法。不过，灰黑势力不要脸，这一非法暴力集团是周迅们最合适的抗衡力量。果然，灰黑势力乘机捣乱，在混乱之中把抗争组织者打压下去，周迅们迅速瓦解。要不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吴彦祖（阿祖），恐怕灰黑势力将完胜。

电影结局中，村庄得以保留。不过，细心的观众应该注意到，这一保留可不是村庄自身力量起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意外力量吴彦祖花巨资把娇婶的土地买了。只不过，他并不是买来盖楼，而是和周迅过宁静的乡村生活。本质上，这还是资本的力量在改变村庄。在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力量真是脆弱地可怜！

3．电影之外

本来没有必要在“电影之外”讨论《窃听风云3》，因为笔者一开始就说过这个电影本来就是现实，就是一部《征迁风云》。但讨论一些题外话对普及拆迁问题还是有益处的，笔者就多说几句。

首先是征迁正义问题。公共媒体在拆迁话题上对拆迁各个主体存在想象，一是农民抗争有绝对正义，二是权力和资本力量天然是恶的。这个在政治、阶级等宏大叙事上是没问题的，可问题是，如果仅仅把拆迁当做一个政策，这种宏大叙事就会变得不得要领。事实上，谁是农民、谁是资本、谁是政府都是问题。比如灰黑势力，他们有时以农民形象出现，有时又是资本的帮手，也或许是政府的对手或帮手。如果不加区分就严厉批判，这种正义未免过于矫情了。回到电影场景，政府调整丁屋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改善普通大众的居住环境，但这个政策的确会对被征迁的村庄和农民造成利益损失，而开发商的确可以从中获利。反对资本和权力在话语上具有道德制高点，问题是，剥夺了资本的权力的合法性，就必然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哪怕是一个村庄内部，也有极为复杂的利益主体，如何界定征迁正义，不能只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更应是具体的政策实践。

其次是如何看待城市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国民并未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哪怕是在香港，由于严重的贫富分化，绝大多数市民也未能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较差的居住条件就是其中的表现。因此，发展仍然是当前中国最主要的命题。但是，国内舆论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后现代情节，想当然地以为城市化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农民是反对征迁的。依笔者多年的调研经看，反对城市化是一种伪知识分子的立场，外加一点小资的矫情。农民抗争不是反征迁，而是要更多的利益和更好的生活；真正反拆迁的，恰恰是那些已经拥有城市体面生活，对那点征迁补偿不屑一顾的精英，他们需要保留自己的“乡愁”。想想这些伪精英们，用心何其险恶，但他们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谈保护农民权益！电影里娇婶和阿祖的行为形成了典型对比，娇婶可是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土地卖个好价钱，阿祖则可以花巨资买个田野生活。作为普通农民的娇婶和作为高级技术精英的阿祖，谁的心理更接近普通村民，实在是一目了然的事。

《窃听风云3》是把故事讲给伪精英们看的，因此，在叙事话语上也未能免俗，处处充满了后现代的批判精神。不过，它的故事实在太接近征迁的一般情节，以至于故事的本来逻辑出卖了其叙事话语，它终究还是个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征迁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