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 | 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20年前，美国西汉普顿的一场火灾，似乎完美诠释了美国私宅所有者的“安全网”的公共支持是广泛和深入的，但别忘了，1996年美国纳税人至少贡献了116亿美元以保护私有财产。本文选自《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8月26日，在著名的汉普顿长岛的最西端，美国最美丽的地方西汉普顿，发生了一场火灾。这是纽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最糟糕的经历:在6英里长12英里宽的范围内，火势肆虐长达36小时。

但是，这起事故却有一个庆幸的结局。地方、州以及联邦部队，各级政府的官员和雇员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来遏制火势；五千多名当地的自愿救火者也加入到跨州、跨地区的军队和民兵组织之中。最终大火被扑灭。令人吃惊的是，火灾中没有人丧生；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财产毁坏的程度比预想的要轻得多。尽管有自愿者的援助，但最终公共资源使救援成为现实；而这些资源来源于地方和国家纳税人的付出，开始估计有110万美元，实际可能高达290万美元。

在20世纪末，反对政府一度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的既定主题。它的口号是，不要压榨我！或者如罗纳德·里根所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更近还有像查尔斯·默里和大卫·波阿斯这样逮着政府问题就批评的人，宣称“成人在诚实地生活和考虑他自己的事情时不应该受到干预”，其实“美国的真正问题也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政府太多”。

还是回到西汉普顿，在那个紧急时刻，公职人员能够高效地组织并指挥一项耗费巨大的集体工作保护私人财产，最大限度地自由调拨公民提供的公共资源，对相对少数的富有家庭拥有的不动产进行紧急救援。这件事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在1996年，由于赈灾和灾难保险，美国纳税人至少贡献了116亿美元以保护私有财产。每时每刻，个体的灾难都被财政支出转移或减轻，这些开支有时数目很大，甚至巨大，但是经常不被人意识到。美国人想当然地假定，我们的公职人员——国家的、州的、地方的——照例牢牢控制着公共资源，将它们用于挽救私人权利或者提高私人权利的价值。例如，尽管在美国有令人厌恶的高犯罪发生率，但是多数公民在大部分时间里感觉相对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警察的工作，他们是我们最基本的自由之一——个体或者说生命安全——的拿公薪的保护者。

对这种有益于西汉普顿私宅所有者的“安全网”的公共支持是广泛和深入的，但是同时，美国人似乎易于忘记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从根本上依赖于有力的政府行为。假如没有有效的政府，美国公民将不能享受他们现在所拥有的私有制。事实上，他们将享受很少甚至享受不到宪法所保证的个体权利。美国人珍视 和体验的个体自由以公职人员操持的社会合作为前提条件。我们所珍视的私人领域是由公共行为维持的，事实上是由公共行为创造的。在没有其他公民或政府机关的支持下，即使最独立的公民都不应被要求自己来寻求他/她的物质福利。

西汉普顿火灾的故事也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财产所有权的故事。实际上，是所有自由权利的故事。当政府合宪地建立并且作为对民主的回应而组成时，它是有效地动员和引导分散的共同体资源以精细的工作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不可或缺的设置。

《独立宣言》中写道，“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显而易见，权利依赖于政府，这必然带来一个逻辑上的后果:权利需要钱，没有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权利就不能获得保护和实施。旧的权利与新的权利、以前美国人的权利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人的权利都是这样。福利权和私有财产权都有公共成本。契约自由权的公共成本不比卫生保健权的少，言论自由权的公共成本也不比体面的住宅权的少。所有的权利都需要公库的支持。

“权利的成本”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词语，因为“权利”、“成本”两个词都有多重的和不可避免要引起争议的含义。为了使分析尽可能集中和没有异议，并顺着这样的思路进行下去，“成本”在这里将被理解为预算成本，“权利”将被界定为个体或团体能够运用政府的手段切实地加以保护的重要利益。这两个界定都需要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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