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跳出西方框架，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

【本文部分内容11月6日发表于《社会科学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发表。】

成功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奇迹之后，中国迫切需要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解读，迫切需要理论创新。这不仅仅是为了总结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既要对内建立最稳定和持久的合法性，也要对外抵御西方的意识形态挑战。

为回应时代的召唤，海内外学者多有积极的探索。这其中尤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张维为先生最具代表性。

担任过世纪伟人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先生走遍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并曾长期在西方生活，眼界和视野堪称当世难有出其右者。最终其观察、思考和心得浓缩成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以我个人的体会，三部曲最宝贵之处在于确实做到了两个“跳出”：不仅跳出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话语体系，更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以及两个维度：理论的自我创新、对西方批判解读的创新。

《中国超越》  张维为 / 著

一、理论创新的两个“跳出”

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集中在“三统一”、“四制度”和“五不搞”。三统一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四制度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五不搞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这个话语体系或者某种程度缺乏现实操作性，比如三统一如何统一，或者与现实不符。比如不搞私有化，但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就是私有化。中国虽然不是联邦制，但由于一国两制，香港和澳门享受的权力都远大于联邦制国家，是事实上的联邦制。更重要的是，私有化和联邦制不应算作政治制度的内容。联邦制不过是国家的一种结构形式，私有化更主要的是一种经济手段。

中国目前这套理论体系，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人民代表大会的表述上。虽然从宪法上讲，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各级党委常委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

所以，以我的观察，中国现在的话语体系不仅无法说服党内，也无法说服党外，国内无法自圆其说，国外也同样无法被认可。

西方的话语体系很简单，就是民主和专制两分法，而且已经被道德化、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由于西方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定义权和解释权），中国只能而且必须跳出这个话语体系。

另外，西方的话语体系也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中国领导人虽然不是西方那样一人一票普选产生的，但也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强人指定的，更重要的是还存在制度性的、定期的权力退出机制。这也不符合西方所谓专制国家的定义。西方这套话语体系在解读现实的荒谬之处在于，竟然把中国和朝鲜归于同一种制度。一个无法解释全球政治发展和中国政治现实的话语体系，怎么不被否定呢？

在张维为先生的三部曲中，我们看不到西方“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也没有官方的话语论述，而是实现了对两者的超越。

二、理论创新的两个维度

理论创新的两个维度：一是理论的自我创新，二是对西方批判解读的创新。即不仅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好，还要能有效地挑战竞争对手。

1、理论的自我创新

张维为先生一向认为“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为此，他提出“一国四方”作为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的政权机构，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有为、比较包容的政权联系在一起。

“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是一个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根本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

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

在组织制度方面，是“选贤任能”。“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如今，中国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查、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

在经济制度方面，是“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正是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作为深受张维为先生影响的晚辈，自己也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供大家参考：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年龄限制、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这个尝试也试图做到“两个跳出”和打破西方制度的道德高地，把它放到和世界各种制度平等的地位进行比较。

这里多谈一下合法性。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从人类的历史上看，一共有如下几种合法性：第一生出来的，即血缘，今天的中东海湾国家以及朝鲜都属于此类。第二打出来的。过去的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第三选出来的。欧美西方国家属于此类。第四是干出来的。如朴正熙时代的韩国、蒋经国时代的台湾以及今天的中国。

西方一直鼓吹选举民主提供了最稳定和最持久的合法性，但事实上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合法性本身，而是民众对一种合法性的认可。埃及和泰国，由于百姓并不认可选举民主这种合法性，所以埃及首位多党竞争下普选产生的总统穆尔西上任仅一年就被民众和军方联手推翻，而不是用选票。泰国则总是用政变和民变解决政治纷争，甚至出现泰国民主党公开反对选举的奇异现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根源在于制度结构层面的变革易，但政治传统和政治心理却很难改变。就中国而言，我们传统上认可的是绩效合法性，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将之强化，成为社会无法挑战的共识。

另外，中国的常委制无需回避。就是欧盟也采用类似的制度。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下院，选举产生）和欧盟理事会（上院，由各国的部长组成）。立法机构也被称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且这个决策机构还不列入欧盟的机构序列中。这就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首脑或元首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

2、对西方批判的创新

《中国三部曲》不仅理论创新上有极大的突破，其对西方全新的解析和精准的批判同样振聋发聩。张维为先生把西方制度的弊病归纳为“五个缺乏”：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五个弊端就形成了西方版的“空谈误国”，面对经济危机如此严重的挑战，却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

张维为先生深刻之处并不仅仅是道出西方的弊病，而是对它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即西方制度的“三大基因缺陷”。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不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的权利都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不能让度的。这样一来，权利之间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绝对权利”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了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比方说，美国的“立法失控”的问题：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美国税法的长度，“已经从2001年的140万个单词增加到现在的380万个单词”。但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就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改革方案由于程序原因而无法得到“民主的批准”。

张维为先生的《中国三部曲》之所以洛阳纸贵，就在于以自己的创新和突破迅速和准确的回应了历史。当然，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实践仍然持续，还远不到“中国历史终结论”的发展阶段。但是，拥有巨大文化和历史资源而且已经跳出各种束缚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