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如果托洛茨基知道历史的剧透

列宁同时代的领导人，少有回忆录存留于世——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譬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甚至包括列宁本人。于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接管了联共早期历史的注释权。众所周知，《简明教程》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并撰写部分章节，视之为斯大林的个人传记毫不为过。也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的回忆录才显得弥足珍贵。

1929年，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在马尔马拉海中一个叫普林吉坡的小岛上撰写了《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那一年，托洛茨基50岁，对于一位政治人物而言，远未到写回忆录的年纪。那一年离托洛茨基被刺身亡还有11年。所以，后世读者在阅读这本回忆录时便有了一种基于时间的比照，以及由此产生的优越感。犹如一位手握正确答案的监考老师，站在托洛茨基的身后，审视这位考生在历史深处如何作答。

通过《我的生平》，人们可以知晓：在1929年，哪些事，已被他预见；哪些事，是他粗忽的漏算；哪些事，还处于他认知的盲区。如果读者对主人公抱有一份同情，也许要发问：假如托洛茨基知道此后11年的人生际遇，1929年会怎样编写自己的剧本？

《先知三部曲》作者多伊彻（他的《先知三部曲》被公认是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权威著作）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古典悲剧中的人”。

此言不虚，先知的无奈大抵如此，长于通晓天道，却拙于揣度个人前程。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命运悲剧的高潮就是他在权力巅峰被绊倒的那一刻。确切地说，是从1922年5月列宁卧病至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20个月，恰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角逐列宁继承权的“王位空缺期”。托洛茨基因何从与列宁齐名的十月革命领导人、红军缔造者，沦为“乡巴佬式的犬儒主义者”斯大林的手下败将？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里用了近四个章节来解释自己的失势，他祭出的是“君子-小人”两分法。对此，人们并不陌生，刘项之争正是这个路数。但必须指出的是，用“君子-小人”两分法来解释无比严酷的党内斗争，显得太简单，也太天真了。

诚然，托洛茨基可凭借的是列宁的信任。可检视双方力量对比，却不难发现，与托洛茨基作对的是多么庞大的阵营。这个阵营，远非《我的生平》所指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驾马车”所能囊括。不夸张地说，在托洛茨基试图抛出列宁“政治遗嘱”时，他在俄共最高领导层中早已成孤家寡人。他的反对派里，甚而包括当年像孩子般依恋他的布哈林。对此，托洛茨基采取的是见而藐之的态度，他将自己的敌对者统统归结于一个词——不肖徒辈。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后，是被解除所有职务，开除出党，流放阿拉木图，直至被驱逐出国。

客观而言，托洛茨基决不是醉心于“悲剧崇高感”的幼稚之人。在被驱离权力核心后，他也曾与“敌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结盟。但一切为时已晚，此时所有人皆成斯大林权力游戏里的道具。季诺维也夫在联手托洛茨基逼宫未果后，又再次向斯大林投降。由此看来，托洛茨基称之为“不肖徒辈”，倒颇为贴切。

值得玩味的是，在反托洛茨基运动中，斯大林的帮手们，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等，大都死在了“斯大林政权最凶恶的敌人”托洛茨基前头。上述事实，《我的生平》没有提及。因为托洛茨基撰写《我的生平》时，这些人物的结局尚未上演。当然，作者本人的结局也未上演。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的这本《我的生平》，在原俄文译本之后附录了由国际共运史专家周尚文教授编写的《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因着这篇文章，托洛茨基的人生拼图得以完整，几多不堪的人生际遇也因此呈现。不断革命论的炮制者，以不断流亡来践行自己的美学：在寄居土耳其四年后，托洛茨基再度被迫踏上流亡之旅，在短暂停留法国和挪威后，最终落脚大西洋彼岸的墨西哥。在墨西哥，托洛茨基迎来了自己的结局，先他而去的是他四个子女——均为非正常死亡。

后世读者洞悉了过去之人的命运，却不能予以提醒。而过去之人，譬如托洛茨基，注定无法规避属于他的风险与不幸，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历史逻辑吧。思之品之，悲悯怎不油然而生？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1980年华东师大版

1996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