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伟：十八世纪外交大师塔列朗会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外交，是维系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活动，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威尼斯，早已成为一个受到尊崇的专业。外交作为一种世界观，更是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夏尔•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 Périgord, 1754-1838）高超的谈判才能不仅在他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外交思想更是超越潮流穿越世纪，成为后世的典范。
在塔列朗的时代，伏尔泰、米拉多、梅特涅，还有库图佐夫，这些伟大人物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欧洲时代。当然，也还有拿破仑（1769-1821）。夏多布里昂曾在他的 《墓畔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拿破仑的落败及其帝国的崩塌，对于那些追随者，仿佛是从现实坠入虚无，从顶峰跌入深渊。”
身处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今日，天才不再，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各种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国际关系也被列为研究课题，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氛围中，十年前为纪念塔列朗二百五十周年诞辰， 一场名为“谈判大师的远见”的座谈会于巴黎召开，直到今日，他依然是激发着后人思想灵感的源泉。
夏尔•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 Périgord, 1754-1838）
尽管塔列朗曾沉溺于世俗的享乐，国王仍然在1788年任命他为欧坦教区主教。他的任期共经历了三个不同政权——革命时代、拿破仑时代和君主时代。同时他与拿破仑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让这位“谈判大师”被认为是一个口是心非、不忠的伪君子。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费舍》一书中虽认可塔列朗的地位比皇帝的警察总长更加重要，但也提到他是个“典型的善变的权谋家”。夏多布里昂在他的 《墓畔回忆录》中写到：“当塔列朗先生不在权谋算计的时候，他便是在处心积虑地求财牟利。”这一说法也在日后广为流传。
然而事实更微妙复杂。在法国经历了从旧制度到大革命，从帝国时代到王朝复辟的一连串动荡不安的年代，为了能够稳坐在这些权重酬丰、同时不被架空权力的高位上，首先，塔列朗必须要有超凡的智慧、意志力以及自控力。这个曾被喻为“斯芬克斯之谜”样的人物 ，贪婪绝不可能成为他行动的准则 ，行事的动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他需要高瞻远瞩，坚定的远见，才能穿越时代的惊涛骇浪，免于沉入汪洋大海。
直到1805年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获胜后签署了普雷斯堡合约，塔列朗辅佐军事天才拿破仑在一个君主制环伺的欧洲巩固了大革命后的法国地位。塔列朗希望与奥地利和沙俄达成理性的和平，但是拿破仑想要主宰控制整个欧洲。在1808年的埃尔福特会上，当拿破仑要求塔列朗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达成战略性合作时，他反而拉近了法国与沙俄皇帝和奥地利弗朗索瓦二世的关系。从此，塔列朗不再效忠于皇帝拿破仑，而是忠于他对整个欧洲的愿景。
塔列朗知道拿破仑梦想将他的御旨贯彻到整个欧洲，从巴黎到莫斯科，从伦敦到罗马。可是对于渴望欧洲的平衡与和平高于一切的他，对此不能认同。塔列朗反对对西班牙的入侵和人民所承受的无意义的苦难。戈雅曾为纪念这一个民族的苦难绘有画作。他也反对对奥地利君主保守党的过分敌视，更反对那次对沙俄骇人听闻的入侵，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述的一样——仅仅一天，在博罗金诺令人颤栗的战场上，俄方损失了四万两千名士兵，法方为五万八千！
关于这些问题，塔列朗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一直以来我都是主管外交事务。我曾以我的忠诚和热情效力于拿破仑。长时间以来，他曾对于我提出的观点都持赞同态度，我也将此视为己任（……）为法兰西建立君主制机制，以保证君主的权利，并且将其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让法兰西的光辉和荣耀得到宽恕。”（《塔列朗回忆录》，第三部分，1791-1808）
生于十八世纪中期，塔列朗对于欧洲的展望是以各极力量均衡对等为前提，他领先于时代，是多极世界观的倡导者。这一关于欧洲大陆的理念，决定了他与法兰西的关系以及对当时统治者的态度。法兰西只需要固守本位：伟大，坚定，不走极端，这是维持整个欧洲系统存在的关键因素。各个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权，都只是为组成一个协调平衡的整体而存在，这一整体又必须制约和限制个别强权的野心扩张。
塔列朗充分体现了他所身处的那个世纪的普世主义观点，从一个欧洲的角度来思考法国的内部问题。他谨记孟德斯鸠的话，当这位《论法的精神》的作者辞世时，塔列朗只有一岁。孟德斯鸠曾写道 ：“如果我知道有任何事情，是有利于我的国家而有损于欧洲或全人类的，那我将视之为一种罪行。”
1814年，战败的法兰西已是伤痕累累时，这位被古列尔莫•费列罗称为“有建设性观念的天才”的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团结小国，重新建立了一个欧洲新秩序。这些国家信任塔列朗心怀欧洲全体的利益，欧洲其他强国也放心地让这个外交天才全权主导，此欧洲新秩序同时也维护了精疲力竭的战败国法国的利益。
十九世纪初沙俄的崛起，面对拿破仑时期的法兰西，无疑是威胁到了当时的时局现状，然而深谙外交这门艺术的塔列朗为这个新崛起的沙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曾在伦敦出任外交大使的他，与四国联盟交涉（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以制衡神圣联盟（普鲁士，奥地利，俄国）。
今日，作为一个外交大师的塔列朗应该会赞同这一外交理念：一个有序的多极世界才能构成全球性平衡，维持世界的和平稳定，所有过激的单边主义的行为都应当被摒弃，就算是出于那些国家自身的利益。他也会赞同有些国家所认为的超级大国美国应当首先懂得节制，不以强大武力对付其他国家的想法。如果说塔列朗不再追随拿破仑的路线，那是因为他认为拿破仑走上了极端的歧途，将法兰西和欧洲引向了悲剧。
二十一世纪崛起的力量——显而易见的——不是俄国，而是中国。塔列朗是绝不会落入“中国威胁论”的恐慌中，恐慌，在本质上就是反外交的，不可能适用于国际关系中，而且是个危险，因为它源自于一个错误的观念。
“中国威胁论”尤其让那些想要操控全球化，谋求自身利益的国家或个体更加歇斯底里。面对今日世界局势，塔列朗应当会思考如何能够将中国融入到这个全球系统中，与其他国家各司其位，合作并存于一个平衡协调的整体中。不需要运用诡计或是武力来遏制中国这一大国的崛起，只需要运用智慧，中国将会在国际社会找到公认的一席之地。
面对中国的再次崛起，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这位曾经在维也纳会议上，了解到欧洲需要维持均势平衡的人一定也支持古老的欧洲大陆一体化。面对中国的复兴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只有一个团结的欧洲，才能够在国际事务的舞台上举足轻重。
他不会愿意看到一个被中国的蓬勃发展吸引而与西方欧洲日渐疏远的俄国。因此，为了避免欧亚大陆两边力量的失衡，着眼于长远的外交考虑，应该也会着力于拉近欧盟和俄国的关系。
他不会满足于只是为各个大国（欧盟、俄国、中国、印度、日本、美国）筹备一个演奏会，而是会尽力为那些中小国也留有一片充满活力的合作互助的空间。
反观今日全球局势，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和塔列朗所处的欧洲时代可相比拟？卢梭曾写道：“（…）欧洲，是一个各个民族的理想组合，它们虽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社会组织， 但却也是个风俗各异，生活习惯甚至法律都不同的现实社会。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想要从中脱离而不立刻引起问题，都是不可能的。”（截选自圣皮埃尔神甫的《永恒的和平计划》 ）
而那些伟大文明的交流，也是同理吗？它们也组成一个——借卢梭所言——“现实社会”吗？如果，在当今，欧洲、美国、印度、中国以及穆斯林世界，都是基于相同的价值观念而建立起一个共同的社会，那么，那些关于“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和研究就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不应该因为互相之间历史或哲学性的敌对因素而互相仇视分裂，最终变得无法挽回支离破碎。
为了在这个紧张冲突不断、纷扰复杂的世界局势中找到一条出路，必须将目光放在对人类的关怀之上。伟大的外交家总是能从人道主义之中受到启发，起到调解冲突平息纷争的作用。一旦缺少这些努力，便会给处心积虑的“肇事者”有机可乘，制造分裂。
总是有人重申，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反映的是它的国情和内需。塔列朗的思想开启了另一个视角：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或是对世界全局的掌握，可部分甚至全部决定我们如何处理国家内部的问题。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塔列朗作为一个十八世纪的欧洲人，他的外交模式正是重视平衡的外交精神的最完美诠释，不仅不过时还显得格外闪耀。它将作为一个指标，以重新修复被恐惧占领和被强权摧毁了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