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习近平在福建践行群众路线纪事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1990年7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文思萦系，当即填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阕。
词作于次日发表在《福州晚报》。1990年12月1日，经谱曲后该词再次刊登于《福建日报》。
24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又一次吟诵起这首词。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习近平感慨万千，夜不能寐？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让总书记历二十余载念念不忘，推崇备至？
是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道德情操，深深感染了总书记。
他指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与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从1985年6月，32岁生日那天到厦门任职，到2002年10月辞去福建省省长一职，调往浙江，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他先后在厦门、宁德、福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亲身参与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福建人民留下了深刻记忆，人们对他在福建的往事时时念起。
“习近平同志不仅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倡导者，更是群众路线的践行者。”回忆起与习近平共事的时光，许多福建的干部都这么说。
习近平常说，“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要“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民之托”。在福建工作时，他积极倡导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改革发展、改善民生、改进作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实践，在造福福建人民的同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财富。
一九九九年六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深入福安市康厝
今年初以来，在全省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之际，本报采访组深入厦门、宁德、福州、龙岩等地，追寻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践行群众路线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他所推动的各项开创性实践的成果与效应。
【上篇】 为民情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率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第一次见面时，总书记庄严承诺。
这次不长的讲话中，习近平19次提到“人民”二字。
因为深知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25年前习近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干部的基本功”。在宁德，他倡导开展“四下基层”；在福州，他大力推动“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凝聚了发展合力。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谋利益。
体察民情
——到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雪中送炭
下党乡，寿宁县最边远的山乡之一，1988年才建乡，曾经是“五无乡镇”（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带领地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在崎岖山路上跋涉2个多小时，深入到乡政府所在地下党村。
乡党委、政府临时在鸾峰桥边的王氏祠堂里办公，条件极其简陋，大家就围坐在小板凳上开会。吃饭、午休就安排在鸾峰桥上，午饭后，稍作休息，习近平又进村入户、访贫问苦。
回程仍要步行10多公里，路险坡陡，且荆棘杂草丛生，习近平一行拿着柴刀将挡在路面的荆棘、苇秆劈除。直到晚上8点左右，他们才回到寿宁城关。
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回到县城招待所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习近平同志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当地的建设发展难题。
无论是在厦门、宁德，还是后来主政省会福州、担任省领导，百姓的安危冷暖，习近平始终记挂在心，访贫问苦成了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进下党乡”，只是习近平心怀百姓的一个缩影。
担任厦门市副市长期间，习近平曾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提出，分管农业，首先就是要上高山，下海岛。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时任同安县长郭安民记得，有一次他陪同习近平下乡调研，村支书请他们喝茶。由于长期泡工夫茶，茶杯上面有茶碱，看起来有点脏，习近平端起来就喝。“过去领导下乡一般自带保温杯，一坐下来，秘书就把杯子拿来。习近平同志这一喝，和基层群众的距离一下子近了。”郭安民感叹。
习近平强调：“下基层要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不要‘一窝蜂’似地涌到工作基础好的‘热门’地方去凑热闹，而要多跑‘冷门’，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苦的地方和群众中去送温暖、办实事。”
在他看来，看了困难多、问题多的地方，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也有利于党委政府正确决策。
习近平也在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凝聚合力推动发展。
主政宁德后，习近平提出并倡导实施“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全力推动闽东地区摆脱贫困。
当时的宁德，全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被确定为全国十八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习近平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1990年4月，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5月4日，他和宁德地委继任书记陈增光冒雨下基层交接。他们选择的是习近平的扶贫挂钩县福安和全区最边远最贫困的寿宁县。两天时间里，轻装简行，清茶一杯，便饭一餐，不搞迎来送往请客送礼，两位书记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交接工作进行得既顺利又诚挚。
到福州工作后，习近平大力倡导开展了“四个万家”（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交朋友，为群众送温暖、办实事，努力做到廉政、勤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如今，“四下基层”制度在福建传承、发扬，正在成为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畅通民意诉求的便捷通道，服务基层群众的有力抓手，干部成长的重要平台。
倾听民声
——把老百姓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1988年12月20日，霞浦县委党校里人来人往，宁德地区领导第一个下访接待日在这里举行。时任地委书记习近平及地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同霞浦县领导一起接待来访群众。
习近平的第一个接待对象是县公交公司职工舒穗英。由于县对台部在其房屋旁边的河边建房，导致河道淤积，9月间的一场洪水冲进舒穗英家中，冲走了粮食和部分财产。为此，她写信给地区领导反映情况，要求县对台部负责清理河道，并赔偿经济损失。
“没有想到，习书记会这么快主动找到我。”现年已68岁的舒穗英提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在接访现场，习近平详细了解情况后，便同地县有关领导到舒穗英家察看，并提出处理意见。
这次接待日，地、县两级领导共与102名上访群众面对面交流，受理各种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得到当面答复解决，其余的限定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毕，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当天的总结会上，习近平说，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
在习近平看来，“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他要求：“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济助送进普通群众的家庭。”他改上访为下访，畅通了群众表达合理诉求的渠道。
在永泰县信访局，记者见到了数本已经泛黄的信访记录本，当中就有习近平带领市县领导到永泰接待群众的原始记录。永泰一中刘寿钢老师的名字就出现在这个记录本里。
一九九六年五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深入永定县城郊
已经退休多年的刘老师回忆，那是1991年4月13日，市县领导第一轮联合接待群众日。当天下午，他和王仁老师代表全校师生赶到县委党校，反映学校的校舍安全问题。
当时学校有一栋1905年修建的宿舍楼，地基已经变形，一下雨到处都在漏水，门框也歪了。修缮费用经各方筹集，还差10万元。
听了两位老师的陈述，习近平当场表示：“危房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就是借房子，也要搬，要以防为主。”
“书记态度坚决，但也很诚恳实在，坦率地说当时的市财政也不宽裕。”刘老师说。最终拍板的结果是，市县财政各出一半，并要求立即拆迁改造危房，确保师生生命安全。
这一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在福州一直坚持了下来。1993年4月开始的市县（区）领导第三轮接访群众活动，已不再是以往就事论事式的单一接访活动，而是有意识地带着问题到现场办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999年11月30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位普通的外来务工青年”的来信，信中反映在榕务工者面临的子女上学这个普遍难题，希望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及时解决这一问题，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福州的经济建设中去。
习近平立即批示“应对打工族的生活更加关心，创造更有利于他们发挥积极性的环境”，将来信批转给福州市政府，他还给来信的务工青年苏仁寿回了信。
福州市政府接到批示后，两次召集有关部门，就外来工子女就学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制定出《福州市外来务工从业人员子女就学暂行办法》，2000年1月开始实施。长期困扰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学难问题，终于在福州得到圆满解决。
自己的一封信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让苏仁寿激动不已：“省长亲自过问打工族反映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疾苦，真心为人民办事的精神。”
2013年，福建全省共接收86.1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87.8%就读于公办学校。
善解民忧
——着力寻求解决民生问题最佳路径
在福建工作期间，只要事关群众利益、百姓福祉，无论大事小事，习近平都记挂在心，尽力解决。同时，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目光，谋划发展方略，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路径和长远之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省山区仍有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早在闽东工作时期，习近平就开始探索畲民下山、连家船民上岸的移民搬迁工程。
1987年9月11日，宁德蕉城区九都镇九仙村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泥石流灾害。位于山上的小畲村一夜之间被乱石、碎瓦覆盖，31人遇难。专家勘测后建议：这里的土层结构不稳定，最好举村搬迁。
建村没钱，财政拨出10万元；建村没地，临近的汉族云气村划出公路边的16亩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下，当年重新选址的九仙新村就建起了3座新居，安置受灾村民7户19人。
1989年春节和1990年1月3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两度深入九仙村，走访慰问受灾群众。
第一次座谈会就在村民钟郑英的新房里举行。那场灾难中，她失去了10位亲人。钟郑英听不懂普通话，习书记握着她的手，让她感到亲切和温暖。村干部转达了习书记的意思，希望她坚强，好好养育两个孩子。习近平了解到她一家四口一年才收10担粮，不够吃，就吩咐乡干部给予解决。第二天，5担粮食就送到了她家里。
上世纪90年代，九仙村畲民下山列入“造福工程”,陆续又有大量村民从山上搬入九仙新村，发展新型农业产业，过上了更好的日子。钟郑英住上了村里最好的房子，孩子也已结婚生子，当年的伤痛，在新生活中得到抚慰。
在省委副书记任上，习近平倾力推动实施“造福工程”，十多年接力，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的此项民心工程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全省有6000多个自然村，101万人整体搬迁。尤其是千千万万的偏远山区群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连家船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新世纪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新困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改善，食品供给虽无数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
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时任省长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此后，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
当年9月，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增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这比2004年起每年开展的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整整提前了三年。
至今，治理餐桌污染已连续14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14年来，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的食品安全事故，成为国家“三绿工程”(提倡绿色消费、培育绿色市场、开辟绿色通道)的示范省份。
另一项工程——“数字福建”，也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取得骄人成绩。时任省长习近平还亲自担任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开启了我省信息化建设的新篇章。
历经14载耕耘，“数字福建”建设已延伸到福建政务、民生、经济等领域，深刻改变着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给福建百姓生活带来真真切切的改变——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社保卡集成医保、金融等多项应用，实现一卡就诊、一卡结算；率先建设覆盖省市两级的居民健康信息系统，避免重复检查，为患者节约了大量费用……
【中篇】 务实精神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
习近平极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认为一个领导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在宁德，他从实际出发倡导“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加快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在厦门，他领导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福州，他提议并主持制定“3820工程”。
他强调，领导者要着眼长远，善谋全局，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在福建，他提出并推动实施了生态省建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重大发展战略；总结推广县域经济发展的“晋江经验”，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这些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路举措，至今仍是福建科学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推动力。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树立正确政绩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注重走群众路线，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88年6月26日，习近平到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闽东经济总量在全省排行老末，发展条件也不好，交通闭塞，成了“黄金海岸的断裂带”。
对于新上任的书记，大家充满期待。一些干部群众希望，他能凭借自身丰富的人脉资源和在经济特区及中央机关任职的经历资历，新官上任烧它“三把火”，迅速改变宁德落后面貌。
习近平却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带领地委行署一班人，深入全区9个县以及毗邻的浙南，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初步确立了闽东的发展思路。
习近平提出，当时闽东的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条件，不能一味地谋求超常规发展，而应当把解决吃饭穿衣住房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
1988年9月，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习近平写下来宁德工作后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文中，他用“弱鸟”来形容贫困的闽东，用“弱鸟先飞”来强调贫困的闽东要有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要有“先飞”的意识，要有“飞洋过海的艺术”。这样，也可达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
二○○一年九月四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到尤溪县汤川
在闽东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注重调研、思考。他先后撰写了《提倡经济大合唱》、《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文章，进一步理清了闽东经济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东发展路径，既实事求是，使闽东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又凝聚人心，振奋了士气，使闽东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都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鲜活样本和示范。”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表示。
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既注重立足当前，又注重着眼未来，为地方经济发展制订长远规划。
1985年6月，国务院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厦门市市长邹尔均回忆道：“当时市委、市政府认识到特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一个发展战略作为决策指南。”
随后，厦门市委确定，由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牵头，研究制订《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回忆，当时厦门市组织了国内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历时一年半，这一发展战略才得以制定完成。
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当时评价：“这个发展战略，对厦门经济特区制定长远规划、近期实施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谋于前才可不惑于后。
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着眼长远，1992年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构想》（简称“3820”工程），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发展的蓝图。
对于战略制订的过程，时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现任福州市政策咨询研究会会长的赵汝棋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道，为了制订好这一事关福州长远发展的战略，习近平亲自担任总指导，组织课题组赴广东、海南、上海、山东、江苏、北京等地考察学习，并在媒体上开辟“怎样赶上亚洲‘四小龙’”专栏，开展“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活动，广泛发动市民参与。
战略规划制订历时两年多，十易其稿，每一稿习近平都认真审阅，一同参与修订。“3820”工程制订出台后，他非常重视执行落实，每年都搞检查，对照规划中的指标，看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落实得怎样。
20年来，历届福州市委市政府持续推进这项工程，宏伟设想逐渐变成了现实。
同时，习近平洽谈引进了一批特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中华映管、东南汽车等，带动和培育了一批富有特色的产业群，为福州近20年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如今，这些企业仍是福州电子信息、汽车及配件等支柱产业的领军企业。
善谋全局
——把握大势登高望远谋划长远发展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发展是最大的民生。在福建，习近平把握大势，登高望远，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和决策部署。
主政福州期间，习近平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发展战略。他说：“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
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会上，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当时，在发展经济上各地还只提陆域国土，很少有人提海洋国土，要提也仅仅指海上养殖和捕捞。所以习书记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大家都有疑虑：陆上都还没有发展好，怎么顾得了海上呢？”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的时任平潭县委书记刘嘉静向记者回忆。
1994年6月12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由此，福州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发出“向海进军”的宣言。
藉天时地利人和，“海上福州”风起帆张，收获满满。2013年，福州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1840.28亿元，远洋捕捞、海产养殖等多项指标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如今，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全球各个经济体及我国各个沿海省市比拼经济、赶超跨越的共识。2012年4月，福州市出台《关于在更高起点上加快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接力棒再传承。
2012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海洋经济强省。2012年10月，《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福建发展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
对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变革方面的创新之举，习近平尤为关注。对武平县的林改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并由此推动福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福建是我国重要林业大省，然而长期以来，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产权归属不清、主体经营错位、机制不灵活、分配不合理等体制机制问题，让农民根本没有耕山育林的积极性。破解困局，唯有明晰集体林权，改革山林产权。
破天荒的改革从闽西小县武平率先开始。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武平县万安乡捷文村第一个“吃螃蟹”。2001年6月开始，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当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他说：“有了林权证，就像吃了定心丸。我们对山林有了自主权，才会真正用心去管理，这样也才能从山林里得到更多收入。”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不久武平在全县范围内推进林权改革。
2002年6月21日，习近平在武平调研时充分肯定了该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福建由此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林改的标杆。林改也被认为是继土地家庭承包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
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
对于各地在发展中摸索出的经验，习近平总是及时加以总结推广——
2002年6月，时任省长习近平在厦门调研时提出了“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并要求坚持“四个结合”：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和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如今，岛内外一体化发展战略在厦门不断推进，使得厦门发展有效突破了空间限制，为特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
2002年8月，习近平到晋江调研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并先后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向全国总结推广“以市场为导向、以诚信促发展，立足本地优势、强化政府服务、发扬拼搏精神，通过激活民营经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晋江经验”。在他的推动下，“晋江经验”内涵不断丰富，为全省乃至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范本。
同年，他又结合对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提炼出“高位嫁接、重心下移、夯实农村工作基础”的思路，以及选派科技特派员、挂职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流通助理下乡的工作机制。“南平机制”在福建的推广，进一步密切了农村干群关系，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不跑上层下基层、不看关系看政绩”的导向。
行动至上
——以滴水穿石韧劲真抓实干求突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习近平一贯强调真抓实干。他认为，不抓落实，再美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
在闽东工作时，面对全地区上下摆脱贫困、发展致富的渴盼，习近平推崇并倡导“滴水穿石”精神：“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
“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在《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中，他写道。
1992年元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再次发表《滴水穿石的启示》，作为新年寄语。他指出：“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福州，也来提倡‘滴水穿石’的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缘此，习近平对彰显“滴水穿石”精神、真正埋头苦干实干的奋斗者格外关注，不失时机为其鼓劲。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绿了荒山白了头”的造林大户黄振芳，就是其中一位。
“那时候一家七口人连肚子都吃不饱！”今年已经86岁的黄振芳，对上世纪80年代初的困顿生活记忆犹新。
1983年，他贷款8万元，带领全家开垦荒山50亩，并在速生林中套种马铃薯、魔芋、茶叶等作物，“以短养长”。创业过程，无比艰辛，挑战重重。“那时候几乎每年都下几场雪，山头经常封冻在冰雪之中。我们父子三人，每天都冒着严寒上山，扒雪堆、敲冰块、挖林穴。”黄振芳回忆说。
滴水穿石，绿满荒山。凭着敢于创新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短短三年内，黄振芳和家人造林1207亩，为全县之冠。1989年，他被评为宁德唯一一位全省造林大户。
这也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在《弱鸟如何先飞》一文中，他提到：“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1989年1月3日，习近平特地到黄振芳家的山上林场调研。
一个多月后的2月23日上午，黄振芳和其他7位农民代表一起，被请到宁德地区行署会议室，坐上主席台，为地直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作改革十年的形势报告。“山鸡飞上凤凰台”，农民给干部作形势报告，一时在宁德传为佳话，《福建日报》头版也特地报道了这一新鲜事。
既要持之以恒，坚韧不拔，也要立说立行，马上就办。习近平极力倡导“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首批14个经济开发区之一。上世纪80年代，福州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软硬件条件均比较落后，加上到90年代初，福州开发区与所在的马尾区尚未合并，管理体制不顺，部门工作效率不高，招商引资成效不彰。
有感于此，在1991年2月23日省委、省政府在福州开发区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会后，有关部门将这12个字竖立在104国道马尾隧道口。如今，行车而过，这12个历久弥新的大字依然鲜红醒目。
雷厉风行，马上就办。得益于良好投资环境，福州开发区接连引进中华映管、中铝瑞闽等一大批龙头骨干企业，发展迅猛。到1993年上半年底，福州开发区综合评价指数在全国14个首批开发区中已位居第五。
旋即，“马上就办”成为福州打造效能政府、加强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习近平还推动编辑出版《福州办事指南》和《福州市民办事指南》，方便了外商投资经商和市民生活出行，提高了办事效能。“马上就办”还推广到福建全省，理念升华，内涵丰富。
真抓实干，持续作为，才能实现宏伟蓝图。在福建，习近平倡导以持续之功，推进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省建设，使福建的生态文明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2000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治理长汀水土流失”被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省财政每年扶持1000万元，开启了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大幕。十多年时间，长汀消灭了数百万亩荒山，汀江两岸再披绿。
由长汀而及全省，习近平对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2001年，他亲任福建省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2002年，福建编制完成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习近平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目标。同年，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试点省份。
站在更高历史起点上，福建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统一的战略部署。今年3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高目标，增添了新动力。
【下篇】 清廉风范
当下，追逐中国梦，成为亿万中国人共同的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这也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赶考”。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警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强调从严管党治党，和搭班的党委政府成员一道，戮力同心，推进党风政风建设。在宁德，强力推进清理干部营建私房，出台廉政12条；在省长任上，在全国率先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一个个举措和制度，既管当时，也管长远，铁腕治吏一以贯之。
正人正己
——铁腕治吏立说立行推进反腐倡廉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主政宁德期间，习近平即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真理。”“廉政建设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起这种历史使命，我们就会失去民心。”
上世纪80年代末，宁德地区部分干部违规营建私房现象突出，“全区处级和科级干部建私房的分别占同级干部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违纪违法建私房，侵占了良田耕地，占有了当时国家专用“三材”（钢材、木材、水泥）指标；一些人建了私房还占住公房，甚至买地卖地、建房卖房，搞“地倒”、“房倒”，从中牟取暴利。
对此，宁德地委态度毫不含糊：全面清查！清房工作开始后，遇到了各种阻力和困难。有人劝说地委领导：全区建房干部多，相当部分是科处级干部，人际关系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大，有风险，还是暂时不抓为好。
面对非议，习近平不为所动：“我就不信，各级党委下定决心，放手发动群众，会有办不成的事！”“在地委工作会上，习近平同志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存在的畏难情绪，并表明坚定态度：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
遏制歪风，立说立行。截至1990年底，全地区共清退公房1982户，清退面积88411平方米。对退出的公房，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公开办事章程、公开办事结果，加强群众监督），再合理分配。全地区共查结违法违纪占地建房干部3782人，其中处级99人，科级476人，给予经济处罚3446人，收回补罚款198.03万元。
对于地委行署的做法，群众真心“点赞”：“这次查处干部占地盖房，既打‘苍蝇’，也打‘老虎’，惩治腐败是真干了！”宁德市机关普通干部龚清鉴，工作21年，因没分到公房，前后搬家9次。1989年底，他分到一套三房一厅的公房，全家祖孙三代8口欢天喜地。他说：“这回退房、分房，‘两公开一监督’，铁丁丁的。要不，像我这平民百姓，哪能分到这般好的房子。”
除此之外，习近平在宁德还铁腕治吏，查办了一系列腐败大案要案。
“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自身不正，何以正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什么级别，习近平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1985年6月，习近平从河北正定调任厦门，第一站先到福州。当时负责接机、后来调往厦门工作的苏永卯回忆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停留期间，在住宿、伙食等方面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唯一算照顾的是，上了些北方口味的馒头、面条。后来他到厦门去报到，组织上本来安排派车送，但他没有答应，而是自己搭便车去。”
1987年，习近平与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在厦门结婚，只在宾馆办了一桌酒席，答谢同事好友。“晚饭后，我们4个人到他家里坐坐，到了才发现，包括他们俩平时刷牙的2个杯子在内只有4个杯子，最后只好再洗2个碗当茶杯。家里没什么准备，彭丽媛临时花5块钱到街上买了一些糖果分给大家吃。”曾与习近平共事的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金水回忆。
无论在什么岗位，地位如何变化，习近平艰苦朴素的本色不改。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不仅办公室是用原来老书记的，而且公务车和司机也都是老书记留下来的。不像一些领导干部，新官上任，办公室和车都要换新的。”时任宁德地委常委、统战部长姚智梅回忆。
正人先正己。习近平带头践行，下乡吃食堂，交伙食费。时任宁德电视新闻宣传站副站长、现任宁德电视台台长邢常葆曾多次跟随习近平下乡采访，20多年过去，他对一个细节仍记忆犹新。“有一次，到蕉城区虎贝乡调研，在乡政府食堂用餐，习近平同志交代秘书餐后要交1.5元的伙食费，但那位乡长不要。吃完饭后回到车上，习近平问秘书伙食费交了没有，秘书回答没有，被说了一顿。他赶紧跑回去交伙食费，拿收条。”
就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同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先后几十次国内考察，不封路、不清场、不扰民。微博直播调研出访、吃庆丰包子、胡同里拉家常……亲民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建章立制
——防微杜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解决腐败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关键就在于：建章立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防微杜渐，扎紧约束权力的“笼子”，权力才不会肆意妄为。这样的理念，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一以贯之。
主政宁德期间，习近平提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权力无论大小，都是人民给的，也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我们在使用权力的时候就要让人民放心。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放心呢？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
缘此，宁德廉政12条及补充规定5条，应运而生。尽管已经过去25年，但其内在精神依然熠熠生辉。
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
一、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二、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三、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
四、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
五、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
六、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
七、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
八、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
九、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
十、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
十一、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
十二、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出台，共5条：
一、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
二、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
三、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
四、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
五、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不久，2012年12月初，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包括改进调查研究、厉行勤俭节约等。
宁德的干部说，中央八项规定与宁德廉政12条，体现了习总书记对反腐倡廉、改进作风的一贯坚持。
强基固本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抓好党风政风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扎紧作风的“篱笆”，从严管党治党，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理想信念的缺失，乃百病之源。抓作风，首要的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一到宁德，习近平就提出，当干部的宗旨首先就是讲奉献，就是讲服务。“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抓好党风政风，必须防微杜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公款吃喝玩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歪风在一些地方出现。福州市委的态度非常坚决：必须刹住这股歪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要求：“我们每位市委委员、候补委员，都要坚决执行，率先垂范。”
1995年12月，福州市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分三路，深入市区31家酒楼和娱乐场所明察暗访。检查组出发前，习近平作了动员。这次检查没有发现党政机关人员参与公款吃喝玩乐，但也发现一些随意动用公车等问题。检查组要求，狠刹用公款吃喝玩乐歪风的工作不能松懈。省市还出台了相关规定，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严肃查处违纪人员，防止用公款请客送礼、吃喝玩乐等歪风回潮。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牢牢记取。经济越发展，越要坚持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勤俭兴市，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位同志的共同追求。”习近平说。
一段时间，一些党政机关陷入“文山会海”，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不彰，百姓颇有怨言。“限时发言”成为改进政风的一个重要举措。
2001年11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第27次省长办公会。与往常不同的是，每一议题之后都限定了汇报者的发言时间。时间短了，但效率高了。如全省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工资这个重大议题，包括汇报发言、发表意见、拍板决策，全程只历时40分钟。务实高效的清新之举，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欢迎。
“限时发言”作为缩短会议的一项措施，还写入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政风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2年12月，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其中的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等规定，与精简“文山会海”、“限时发言”，彰显的是一样的清新作风。
让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而且运行得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
2000年，时任省长习近平倡导和推动机关效能建设，并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他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不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腾出手来把该管的事管好，建立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在他的推动下，福建机关效能建设一直在提速。
2000年6月，福建省机关效能投诉中心成立。随后，福建又出台了《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考评办法》、《福建省机关工作人员效能告诫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制度。
2001年9月，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福建省政务公开暂行办法》。此后，全省所有的县（市、区）都相继推行了县级政务公开。
2000年以来，福建先后开展13次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由2199项精简至331项，减少了84.95%，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较少的省份之一。
目前，30个省直部门设立了行政服务中心，9个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84个县（市、区）的行政服务中心已全部建成并投用，镇、村两级也普遍建立了便民服务大厅或代办点，群众、企业办事大为便捷。
大道至简，一以贯之。
从铁腕清房、出台廉政12条，到精简“文山会海”、狠刹公款吃喝玩乐，到率先推进机关效能建设、行政审批改革、政务公开，建设服务型政府……从厦门到宁德，从福州到省委省政府，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习近平从严管党治党的决心和行动始终坚定有力。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习近平谆谆告诫。
“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清代乾隆年间，福州知府李拔曾这样类比做官与榕树精神。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干部的基本功”，“心无百姓莫为官”。采访组一路走来，深深体会到，群众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着最重的分量。
政声人去后。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心怀百姓，一以贯之，为福建加快发展殚精竭虑，夙兴夜寐，他的崇高风范一直为福建人民所铭记。
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今天又是面向未来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留下的精神财富，经过20多年岁月洗礼，历久弥新，愈显珍贵，从中汲取营养、砥砺身行，已成为福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历史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践行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汇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我们一定要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这是我们的历史经验，也是新的历史召唤。
在同筑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让我们携手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