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代价高昂的愚蠢外交政策-罗伯特·梅里

美国已对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外交政策无能忍受13年，下任总统就职前这一状况几乎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迫切需要从这种一贯错误中被拯救出来，但目前却没有特别的原因让人相信，下任总统会有所改观。因此，一个折磨人的问题是：什么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两任总统这么多年的领导下，最终从一场惨败走向另一场惨败？

有没有可能我们只是运气不好，连续遭遇了两位愚蠢的总统？问题是小布什和奥巴马并不缺乏重要天资。跟随愚蠢政策不一定非得需要一个愚蠢的人，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就行。那么，连续遭遇两个误入歧途的总统，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前排：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现总统奥巴马

唯一令人信服的答案是，美国的整体展望出了问题——至少是外交政策精英对国家的整体展望。这一整体展望，在当前外交政策事务方面，似乎是由两个基本哲学观念支撑，两个观念都是没有希望的幻觉。

其中一个哲学观念来自于所谓的改进冲动（ameliorative impulse）——那种人类可以改进、人性可以改变，以及只要足够努力、我们就能传播亲善和光明的想法。这就是威尔逊主义的哲学基础。伍德罗·威尔逊的美好信念是，美国代表全人类行使权力，就能传播民主，而民主广播就能促进和平。这一理论在伍德罗·威尔逊执政期间没能奏效，至今也没奏效。

但它并未消亡。小布什在总统第二任期就职演讲中，宣称他的目标是从世界所有国家和文化中铲除暴政时，就在兜售威尔逊主义的思想精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通过入侵和推翻暴政在伊拉克建立真正民主的计划，并没像计划那样奏效。

然而，即使在“改进冲动”思想代表人小布什外交政策努力失败之后，奥巴马还是掉入了同样的陷阱。他说，如果我们不跟随时代潮流摧毁利比亚卡扎菲的暴政，我们就不是美国人。所以，美国领导了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消灭了旧政权，制造了后来被证明已无法控制的乱局一片。奥巴马此后又凭感觉得出结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下台，似乎仍然基于改进冲动的思维方式。现在，美国同时成了阿萨德和阿萨德反对者不共戴天的敌人。

改进冲动正在推动奥巴马政府的自由干预主义。正如威尔逊本人一样，奥巴马政府的威尔逊主义官员相信，如果美国代表好人保持在全球的广泛存在、与坏人作对，好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如果美国能消灭暴政，民主和稳定就会随之而来。这似乎从未奏效，但却没让威尔逊主义的真正信徒产生任何二心。

改进冲动的反方面是悲观主义——那种人类是有缺陷的、暴政永远会与我们同在、人性固定不变、以改进冲动为中心的乌托邦梦想总是栽跟头的思想。源于这种人生观的外交政策聚焦力量平衡的必要性，拒绝人类发展中会有任何顶点的想法。

推动美国当前外交政策的另一种哲学观念认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使命是，在21世纪的世界范围内采取其在19世纪的北美洲大陆上采取的行动，或者如其20世纪初期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一样。威廉·克里斯托尔和戴维·布鲁克斯1990年代末在《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发表著名文章，宣扬他们所称的“国家伟大保守主义”（national greatness conservatism），其核心宗旨似乎是，美国还没有伟大到能满足民族的雄心。他们呼吁提升国家使命感，援用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帝国时那个才华横溢、不可抑制的战争贩子——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支持。

此后，对于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布鲁克斯已转为某种谨慎态度，但克里斯托尔则一以贯之，自911那个早晨以来，对美国任何一次真正进行或意图进行的对外干预都大加称赞，他的“国家伟大保守主义”似乎没有节制。

但是，把入侵伊拉克这种灾难与美国在北美州中部巩固权力的大胆行动等同起来，或把它与将腐败衰落的西班牙踢出加勒比和东亚这样的大胆行动等同起来，有一个漏洞。北美统一代价相当大，回报也非常巨大——形成了一个面向两大洋、跨两大洲的国家，可向两大洲投射力量。至于西班牙冲突，美国几乎没付出什么代价，却极大加强了国家的全球地位。很难说这些大胆行动没有深化美国的国家利益。可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帮助推翻卡扎菲，或者令自己同时卷入针对叙利亚内战双方的战争，这些行为如何加强了美国的全球地位？

所以近15年的美国外交政策无能不只是小布什或奥巴马及其幕僚造成的，对美国的错误展望也是主要贡献者。只要美国人允许其领导人基于改进冲动和“国家伟大保守主义”这两种幻觉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无能就会持续。（观察者网王璐菲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0月22日文章“America’s Costly Foreign-Policy Fol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