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加德尔斯：香港，站在通往中庸的路口

由于“一国两制”的独特安排，香港的地位十分特殊。这种特殊地位使香港有可能塑造一种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全新治理模式。这条中庸之道将会有怎样的面貌？

中国的“制度文明” VS. 西方的民主制度

这条中庸之道，应在中国体制和西方民主之间取长补短。

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于，它能够通过广泛的协商讨论，在一党内部凝聚起共识，而不是任由多党竞选割裂政体。只要任人唯亲的现象得到控制，这个体制能根据干部们的经验和能力选拔领导人。这套体制产生的领导人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虑长期的普遍利益，并确保政策得以长期贯彻执行。

中国的“制度文明” VS. 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国政府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短短三十年内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铺设了8000英里高速铁路，并将最终使80%城市互联互通；还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提升到了全球顶尖水平。相比之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印度至今还无法为一半人口解决上厕所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当前体制的理想形态，传承了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式“制度文明”。中国以贤能为标准选拔领导人，跟西方选举一样，都在各自的历史上扮演了核心角色。

这种体制当然有它的缺点，它很可能走向死板和腐败，导致贤能政治的理想堕落为自利、狭隘和自我延续专制统治。

这样的体制要正常运行，需要（提供反馈的）相对自由的言论和独立的司法，香港目前已有这些属性。

美国等民主国家的优势在于，每个人都能发出声音，都能争取权力。但它难以透过喧嚣的杂音和重重分化的利益，凝聚起共识。美国已经在政治僵局中陷入瘫痪，其对抗性民主制度已堕落为党派之间的宿怨之争，它割裂了社会，并迫使公众走向体制的对立面。总之，美国体制中“制”的部分大于“衡”的部分，导致治理的审议功能已陷于凋敝。

一方面，选民们关注短期利益，另一方面，金融行业、教师工会等特殊利益集团为了既得利益，通过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cracy）维护现状。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一人一票”的选举这种正式的同意与问责机制受到严重的制约。

目前，西方民主制度呈现出机能障碍，难怪那些追寻高效治理形式的求索者们对它望而却步。

西方民主若要恢复其自我纠错能力，就需要更多构建共识的措施和制度，以平衡选民的短视性和主宰选举的利益集团政治。

香港的提名委员会类似美国民主早期的选举人团

香港新的政治结构结合了选拔和选举，符合中庸之道。事实上，香港提名委员会选拔首席行政长官的机制，几乎与美国国父们设计的选举人团机制并无二致。

根据《联邦党人文集》第68篇的阐述，选举人团的作用是“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

选举人团的人选，均由各州立法机构选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希望，通过由利益关系更密切、视野更开阔的人——当时主要指地主——治理的“开明的政府”，过滤普通选民的选项。尤其麦迪逊始终认为，美国共和体制下的宪政民主不应像古希腊样，由选民直接统治。

西方和北京方面都不宜感情用事，将香港的争议转换为新一轮“挺民主”和“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反，香港应以此为契机，在治理方面进行创新——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以完善更加智慧的21世纪治理形式。

（原文原载于《赫芬顿邮报》网站，标题为“Hong Kong’s Unique Opportunity to Forge a Middle Way”，观察者网杨晗轶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