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1897年，就在历史即将进入20世纪的前夕，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庆祝在位60周年的盛典，英国全国上下歌舞升平，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充满和平与发展的期盼。“当时形成的所谓维多利亚史观。把欧洲的繁荣与进步看成是‘自由’的成长与发展史。这种史观到20世纪初得到广泛传播”。[ 罗荣渠：《20世纪的回顾与２１世纪的展望》，《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３期 ]包括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对恩格斯关于帝国主义大战已为期不远的警告[ 恩格斯在1887年12月写的《波罕克〈纪念1806至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中说：“对于普鲁士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别的战争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置若罔闻。
七年之后即在英国殖民扩张和海外投资和利润达到高峰的1914年，世界便发生了第一次大战。残酷的战争打碎了人们关于新世纪的梦幻。
人的通病在于不愿直面惨淡的现实，正因此人类才一次又一次重复昨天的错误。现在，我们又来到新世纪的门槛，今天的人类还会不会重蹈旧辙？这取决于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认识我们的时代并把握其历史进程。
邓小平指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一、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现在人们常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目前有许多人确实忘记了）, 我们同时也处在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时代。
自英国资本中心在世界确立，世界便开始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即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性的历史转变；从与人的本性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向消除这种异已力量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揭示出的就是这个道理。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由英国资本中心生发的资本扩张（首先是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还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因而作为社会主义的自觉力量（无产阶级）和自然力量（生产力的社会化运动），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从属地位。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殖民市场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的巩固，资产阶级在开始向昨天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宣战的同时，也开始与世界各地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
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由进步转向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大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资本向世界扩张的同时也使这一基本矛盾日益带有世界的性质；随着来自殖民地的高额利润向宗主国大量回流，及由此产生的那里的工人阶级贵族化后果，原来存在于资本宗主国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便转化为世界性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产生的新的起点并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进程。这时民族问题已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一起，这时历史日益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联在一起。这样，十月革命迄今的历史便与被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解放这一历史主题联系在一起。
资本向世界扩张使世界分为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地区，使国际关系分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样便产生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宗主国政治和经济依附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要求的实现需要政治革命的完成，经济要求的实现需要经济革命的完成。而资本扩张中必然产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使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难以持久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走上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民主运动愈演愈烈，到20世纪70年代未，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在与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中普遍形成。一部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部分国家则选择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由资本扩张造成的宗主国－殖民地国际体系至此完结。
但政治革命并没有打断国际资本链条，随着新独立国家的政治革命和改造的任务基本结束，经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始，随着新独立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因此出现的对国际资本的大量需求，原来由资本扩张产生的殖民地－宗主国关系便转化为不平等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南方世界与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方世界的“南北关系”。原来适用于民族民主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形势，现在则转化为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形势。这样，时代主要问题便从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当今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可见，目前所处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所规定的大时代的发展链条中，自十月革命以后形成的必要的时代环节。因此由资本运动产生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在当今仍然发生着作用。在这条规律的作用下，人类在本世纪已经历了两次极残酷的战争，那么，下世纪的政治形势又是如何呢？这的确值得研究。 二、什么是和平与发展时代？ 从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的研究中我们又知道，资本主义是以市场和利润为其发展动力，并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培植出它的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异已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便形成了资本主义运动中必然要出现的多极化进程，资本主义又在这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产生出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并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实现历史要素的新陈代谢。
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诞生，英国成了资本扩张的最初的中心。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使片面追求利润成了英国的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经济又造成国内市场中的劳动者消费，因生产的发展而日益萎缩的现象。国内消费不足又使英国资本向海外扩展及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英国资本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造成了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英国资本对欧洲大陆的冲击造成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拿破仑用利剑抵制英国资本的同时也为法国脆弱的民族资本强行打开欧洲市场，从而使法国很快成为资本世界新的一极。
拿破仑战争是欧洲发生的较早的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资本国之间争夺国际市场的战争，它与20世纪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战争不同的只是，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大陆用暴力为法国打开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也摧毁了欧洲的封建保垒，因而它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估计欧洲市场将会对英国重新开放，因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盲目扩大生产。但欧洲大陆因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购买力十分有限，加上1812年的英美战争胜利后实行高额关税政策，这使英国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危机迫使英国继而法国加速打开东方市场的进程。1840年中英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不久法国等西方七国也参加侵略中国的肮脏活动。东方市场向西方，特别是向英国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那里的阶级矛盾。并出现维持约有30多年的和平发展的时期及其理论（即所谓“维多利亚史观”）表现。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北美洲大陆乃至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出现多极化发展及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新矛盾。这种矛盾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已达到日益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以遏制苏联为目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遏制苏联的目的使这个体系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体系维护下，从1917年到1929年世界经济又经历了一个复苏和稳定的和平期，其间世界又出现多极化发展的政治形势：社会主义苏联抓住这段历史机遇，迅速崛起。为了遏制苏联，西方又在美国的财政支持下实行“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以建立起“抵抗来自东方的攻势”的地缘政治屏障。欧洲国家签署“洛迦诺公约”，要求德法比三国必须“保证维持领土现状，并保证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非武装区的规定”，其目的在于诱使崛起后的德国向东扩张并以此保证法国的安全。1928年８月法美两国又发起并签署了“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27日公约在巴黎签字。到1929年7月公约生效时，参加公约的国家共达44个。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相互关系方面，放弃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分歧或冲突，不管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调处或解决”。包括裁军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条约体系的签署标志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完成。当时国际上一片“和平主义”高调，和平外长在各国频频登台；“民主主义”口号盛极一时。洛迦诺会议后，西方舆论认为“一个和平时代降临了”，战争终止了，未来的历史是将是“妥协、仲裁、和平”的历史。
然而,就在“非战公约”签署的第二年，历史就迅速出现逆转。1929-1933年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德国、日本及意大利等国国内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迅速上涨，国家经济日益转向军事化。1931年日本制造“9·18事变”，1936年德国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及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对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提出严重的挑战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国际制裁，而且还在西方“祸水东移”意图中受到绥靖和纵容，这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凡尔赛和平幻景的迅速破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首先在最早参加签署洛迦诺公约的英、法、德、比、捷、波、意等国中爆发，这时非战公约的签署国早把自己在公约中所作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
二战后，国际政治出现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和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民族革命的政治形势。两强争霸使世界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冷战状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改变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殖民地经济政治格局，另一方面经济建设的任务也促使已获政治独立的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融入国际市场并利用市场的手段来发展自己。20世纪80年代，世界又一次显露出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苏联和华约军事集团的解体则把这个时代推向高峰。这一时期欧洲正在走向联合，亚洲国家普遍崛起：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引人注目；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抓住自本世纪20年代后再次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迅速崛起；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并一跃成为地区性的大国。一时间，关于和平的乐观情绪自本世纪20年代后再次感染人们，并由此把已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由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引发的“间歇”现象，认定为现时代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我们对时代特征基本概括。”（苏星、龚育之、杨春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但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和平与发展”一直被表述为“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主题”并不能理解为“主要问题”，两者间的替换不能准确反映邓小平同志的原意。“主要问题”与“主题”不是一个意思。前者包含有未解决的矛盾，后者则表明事物已确定的主要特征。]
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峰来把握现时代，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人类认识又进入了历史的误区。 三、21世纪：战争与和平 与20世纪20-30年代列宁、斯大林抓住当时历史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使苏联迅速崛起一样，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现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苗头，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这点，反复告诉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但与３０年代的苏联不同的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仅在理论上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来发展自身的手段，而且在实践上也积极地介入国际市场，参加与国际资本的竞争。这样，20世纪下半叶在同一个（在苏联时期是处于平行地位的两个）国际市场便出现两个政治目标对立的竞争者，一个是利用市场，发展自己，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国际上──作为国内目标的延续──就是：改变国际市场中以南北差距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并通过这种努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则力图维护以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并以此在国际市场上保证有利于资本中心国的平均利润率。
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的：他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内部讲话中告诫我党的高级干部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在外交场合，他曾对日本朋友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是要受到限制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页。]邓小平对现时代的发展前景提出冷静的看法，他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但仗短期内打不起来，“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75页。]
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迄今没有解决好的两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已被时代解决并被表现出的问题的特征来谈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征，更没有认为是时代的“主题”，而是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的和平时期，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已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
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至于这一时期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难道冷战没有结束？难道历史没有出现少有的缓和气氛？
我们注意到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确实出现了二战后少有的和平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大国间通力合作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诸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及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等问题；一些国内反政府武装也捐弃前嫌，放弃暴力手段，用和平竞选的方式参加国家管理；特别是大国间出现广泛建立跨世纪“伙伴关系”并签署类似20年代“非战公约”那样的文件的现象，这更使人们对下世纪和平与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的情绪。
但同时我们也不会不注意到，冷战时代实际上是以苏联单方面放弃冷战手段结束的。在苏联单方面放弃了冷战手段的同时，西方大国不仅强化了冷战手段而且还扩大了冷战范围，以遏制在他们看来是有“威胁”的国家。
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日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从西东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目前北约的触角已伸向中亚，日美间的“合作防卫”范围已涵盖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部将再次面临被围于“环岛锁链”之内的态势。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但就在克林顿访华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飞抵日本强调：美日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亚洲战略政策的基石”。1999年美国脚踩这块“基石”默不作声地把战略链条拉到南亚的同时，还不顾中国的反对又拉着日本在中国东大门开始部署必将涵盖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当年西方曾无视俄国的反对强行把北约东扩的事实摆在俄国面前并迫其接受，可以肯定，在部署必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西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美国前总统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北约东扩问题提出“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限制”的意见和“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57-158页。 ]关于在中国东大门部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已经提出“其实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台湾就已拥有爱国者导弹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部署多少会导致该地区不稳定问题”的强硬看法,[ 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2月10日。 ]如果这一部署在世纪之交完成，那么，美国及其随从国也会在他们的地缘战略“棋局”中提出“什么是中国和中国在哪里”的问题。只尊重强者,是美国外交的一贯逻辑[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已向南斯拉夫提出这个问题，并根本不理睬俄国和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以武力强迫南斯拉夫按他们的要求回应这一问题；那么，在未来，西方会不会在自以为成熟的时机，就中国台湾、西藏和南沙地区也以同样（即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呢？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当代，它应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材料生产条约》、《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协议》等一系列条约以及保证这些条约不被破坏的国际合作力量构成的和平保障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保障国际秩序的条约体系遭到破坏，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阻止这种破坏行为的继续发生，那么，建立其上的和平时代也就接近消失。
多极化发展的时代也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以由联合国组织及为各主权国家平等发展而达成的各种政治经济条约规范体系及为保障这些体系不受侵犯而形成的国际制约机制。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结束，同时它也意味着制约世界超级大国即美国的力量的消失。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在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授权还有一些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尊重的话，那么，到九十年代末，随着北约东扩启动和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签署，美国及其随从国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单方面地对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弱小国家任意实行军事打击。如果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得不到联合国的公正维护，那这一时期出现的主权国家间的多极化发展，也不可能正常进行。既然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都无法受到必要的保障，那么，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也就失去了实际内容。
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和平与发展并没有成为现时代的主题，而只能是现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求的向往。本文在此要特别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以避免因对时代判断错误而产生决策失误，并由此再次拖延中国现代化进程。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文史哲》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