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战后台湾左翼思想状况漫谈三——我最喜欢的学生向国民党告发了我

【2014年10月15日，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吕正惠，在上海大学发表题为“战后台湾左翼思想状况漫谈”的演讲。活动由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教授郭春林主持。在上一篇《台湾共产党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支部》中他讲到了白色恐怖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残害台湾共产党和台湾人民，使得台湾陷入万马齐喑的时期。观察者网今续刊吕教授“台湾左翼漫谈”系列第三部分。】

吕正惠：

这样像梳子一样把台湾各种主义梳过好几遍之后，你说还有什么人敢有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基本上从1950年开始，到1960年代中叶，台湾思想界很单纯，你即使心里有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敢讲出去，因为讲出去就有人会知道，因为是这样子，第一，检举就有奖金，还有一种更恶劣，比如说我检举郭老师，我知道他很有钱，所以我说他参加过共青团，他被抓了，我就能分他一半财产，所以为了分财产当然就检举有钱人，只要检举成立了我就能分他一半财产。这样就使得即使你心里有想法也不敢说。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台大中文系的，有一门政治课，讲三民主义，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三系合上，一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三民主义的课我们是都不听的，因为那个教授讲得很差，三民主义也没那么差啦，只是他讲得太差，大家都在打瞌睡。那个教授说我一个学期点两次名，点到一次补考，点到两次当掉，所以没有人敢旷课。

吕正惠与学生合影（摄于图书馆）

那个时候考古系有一个同学跟我们同班，长得很胖走路很慢，他每次上课必定迟到，没有一次准时，那个教室有两个门，一后一前他一定从前门进，而且走过讲台的时候一定会横着眼看那个教授一眼，然后绕过去坐下来，我们都非常佩服啊！觉得这个同学好了不起，其实我们都很讨厌那个教授。到了下学期，突然意识到胖子好像没来上课，“好久都没看到胖子了，不知道他怎么搞的？“被捕了被捕了，小声点。”他跟陈映真同案，被抓了。你就可以看出我们校园里面大家都提醒提心吊胆，参加社团活动或是讲话都很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校园内一定有很多“细胞”（注：此处指校园卧底），这个当时我听别人讲都不相信。后来1980年我在中山大学教书第一次上课，到这个学期期末我们系主任找我聊天：

“吕老师，听说你上课常常讲到苏联？”

“没有啊，怎么会讲苏联？”

“那怎么有学生反映说你上课讲很多苏联小说？”

“哦，他听错了，我说的是我们要看俄国小说，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

我们那个系主任是搞文字学的，他也不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旁边一个教授跟我一样是搞文学的，他说“吕老师最喜欢托尔斯泰，他上课讲很多托尔斯泰。”（系主任说）“那你以后少讲一点。”所以我以后上课就尽量不提俄国。（其实）那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同学打报告（即告密），后来有学生跟我讲说是谁在打报告，我很意外，那是我最喜欢的学生，非常用功。后来一查才知道，因为他家里很穷苦，家境很艰难，很不安，所以学校的安全单位就找他负责听老师讲课。虽然我心怀不满，但我上课除了课程之外不谈其他东西，我只谈文学，我鼓励学生读外国小说这没什么错误嘛。这个故事就证明校内有很多“细胞”，老师上课上得小心翼翼。

我1967年进台大读大学，当老师是1980年，87年解严，我始终记得这个事件。所以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大家都不敢讲，心里有什么想法都不能讲，有几个名词是大忌讳，写文章绝对不能出现，一个是“阶级”，这个词写文章绝对不能出现。那怎么办呢？顶多用“阶层”，绝对不能用“阶级”。“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如果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批判，一定要说“社会主义批判”，这样才可以。我们还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在戒严时期的书刊管制法令里有一条，叫做“附匪”的，像郭沫若附和共匪，茅盾附和共匪，鲁迅附和共匪，还有“陷匪”作家，像沈从文朱光潜，他们思想没问题，但他们人在匪区，这类专家学者的作品一律禁止。所以我们台湾是长期看不到大陆学者、作家的作品。

郭春林：

我要做一点翻译啊，因为吕老师是正宗台湾本地人，台湾南部嘉义人，是绿营上比较集中的地方。他的这个普通话也就不太清楚。刚才讲的“附匪”，附和共产党的，比如郭沫若鲁迅，台湾称之为附和。“陷匪”，就是没有跟国民党一起到台湾的作家，陷落匪区的，比如沈从文。

吕正惠：

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专家和作者的作品，但我们可以想办法偷偷看一点，但这个要有胆量和判断。大学时代我们有一个香港侨生跟我讲，我有一本鲁迅的小说你要不要看，我听了很兴奋说好，你借我一个晚上。结果我拿回家以后心里怦怦乱跳，因为偷读鲁迅要送到绿岛去，所以我第二天赶紧还了，说你不要说我借过哦。

陈映真（资料图）

思想控制那么严密，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段时期是空窗期。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说陈映真。陈映真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读到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国民党戒严的时候说有问题的书要交出来烧掉，可有些人舍不得交，总而言之，我当时读的建国中学旁边就是牯岭街，是台北市最大的旧书摊，旧书摊上可以买到沈从文的、老舍的这些没有什么问题的书，但茅盾的、郭沫若的、鲁迅的没有人敢卖。（书摊老板）看一看你，看你态度奇怪，陈映真就是这种人，他就问：“你想找什么？”“茅盾，鲁迅有没有？”“有有。”然后就带你到那个密室里面，所以陈映真花了很多钱在那个密室里面，连毛主席的东西都买到，所以他的思想就危险了。

当时有一批人在一起聊（交流）得很兴奋，越聊越兴奋，人数就越来越大，不久就被抓到了，因为里面已经有国民党的人，告密了。就有（国民党的）人专门去参加这种小群体，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人，不能马上抓，等到成型了定期举行读书会以后，就全部抓起来，陈映真就是这样被抓住了。所以说不是没有人（了解社会主义的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