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回答关于中国崛起的四个问题
【本文原载于美国赫芬顿邮报，原题为“Answering Four Key Questions About China’s Rise”。观察者网翻译，经傅莹审定全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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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会争夺世界主导权？”
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他们既不愿看到中国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更不愿看到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
然而，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许多人会问：我们怎么能相信中国不会这样呢？他们所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会试图建立新的地区秩序并将周边地区纳入其治下。
在不久前与亨利·基辛格博士的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应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因此，我选择了以下几个备受热议的话题，与各位分享一些观点。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资料图）
首先，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吗？
对于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人而言，中国无疑已经是一个新兴的世界强国。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大国。然而，中国人并未因此而表现得特别激动，多数人认为这样的头衔名不符实。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往往是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看到的高楼大厦。但是，如果驾车从这些特大城市往外开出100公里，你会发现很多人生活在相当基础的条件下。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为每天1.25美元，至今仍有约2亿、即约14%的中国人生活在这条贫困线以下。
在中国，城镇化程度已达到51%。但如按人口计算，则生活水平达到城市标准的人数不超过人口的37%。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还未达到城市标准，例如他们当前还未享受到洁净的水和适当的医疗。
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刚脱离全民贫困的国家。“80后”这一代人是第一批成长过程中吃得上饱饭的中国人，开始享受选择的自由。
但在国家层面，还有更多挑战亟待解决，中国需要更多的医院、学校和更好的环境。中国正在一个陡坡上攀登，面临的困难有时超乎外界的想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发展仍将是中国的主要任务。
我们有两个“百年”目标，习近平主席称之为中国梦, 人民对此充满期待。首先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实现GDP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中国是否一定会争夺世界主导权，以至于导致战争？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强大了就不可避免地要争夺国际权力。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认为，大国间竞争的悲剧不可避免。
但是，希望世界能够注意到，中国正在树立大国崛起的新范式，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
以人民币计算，中国2013年外贸总额比1983年增长了300倍，但这并非是以“炮舰开路”的方式实现的，相反，这个成果是中国在以现有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自由贸易大环境中，通过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取得的。
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以年均18.2%的速度增长。中国现在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进口商品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与投资机会。贸易因素成为中国与其合作伙伴发展关系的压舱石。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GDP提高了95倍，而其军费开支增速为GDP增速的42%。在宪法规定下，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历史上列强们依靠军事力量抢夺资本、资源和市场的行径，在当今世界上是不必要的，这种政策也是中国所不赞成的。
和平发展之所以适用于中国，其中有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因素。
从内因上看，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就有“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尝尽被外强欺侮之痛，“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内政策的核心所在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坚定奉行与所有国家和平合作的国际战略。
从外因上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外部条件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冷战结束后，因东西方集团对抗而形成的地域分割被打破。
经济全球化带来扩散的趋势。过去由西方发达世界掌控的资源、资金、人才乃至专业经验等各种要素，开始向更广大的边缘地区扩散。战争和地理扩张不再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行和必要方式。
中国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在吸引国际投资和技术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通过开发全球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不是单方面的，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和企业都从大规模增长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
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投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世界经济扩张的新时期，他们带来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
未来，中国没有理由不将和平发展这条成功的道路坚持下去。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才能实现其发展目标。
第三，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如何体现出对和平的承诺？
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周边已出现了太多不安。沉寂已久的领土争端和海洋管辖权纠纷不断升温。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派出军舰和武装人员进入黄岩岛泻湖水域袭扰在那里作业的中国渔民。该事件的照片激怒了中国公众，引发舆论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保护中国公民和领土。
同年9月，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打破了搁置争议的现状。日本政府此举在中国许多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挑衅，中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坚决地维护了领土权益。与此同时，中国保持了克制，并没有放弃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此外，我们必须对这些挑衅背后可能存在的真实意图和其他复杂因素保持密切关注。
中国和东盟国家经过多轮协商，重申将尊重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维持中国南海稳定的基石，关于“行为准则”的商谈也已经开启。
维护南中国海航道的自由通畅，对中国这个贸易大国是至关重要的。维护航行自由将一直是中国的重要关注点。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在冷战结束后整体上保持着和平与稳定，没有爆发重大冲突，亚洲国家得以致力于经济发展与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不仅加深了共同利益，也使亚洲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长约一半来自亚洲国家。
中国多年以来始终贯彻的睦邻友好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盟方式
中国亚洲政策的重心之一，是支持和参加东盟开创的对话合作体系。这一体系奉行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原则，也就是所谓的东盟方式。
东盟领导的这种看似松散的地区性架构，为冷战后凝聚亚洲国家营造了重要融合性框架。
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是东盟地区体系发展壮大的积极推动力量，这一体系已成为当前亚洲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行于这个架构的，是冷战遗留下来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其如何更新和适应变化令人关注。
美国近年奉行的“再平衡战略”主要聚焦于军事层面，已引发了新的争论。
军事同盟带来的问题
首先，军事同盟是排他性的。在军事同盟的安全愿景中，非成员国被置于何处？军事同盟成员国如何与非成员国平衡各自的安全利益和责任？
其次，军事同盟应如何在原则问题上划清界线？成员国是否可以不分是非曲直地支持盟友？
其三，结盟制度将如何与本地区其他多边框架对接和相互包容？
以日本为例，其现任领导人拒绝承认侵略历史。他不但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慰安妇的事实；还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来为修改和平宪法的企图做辩护。
日本领导人如此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国家摆脱战后限制，成为能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关注所在。
作为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将如何约束这个盟友，并将其保持在和平的轨道上？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未来的地区秩序。
说到底，影响亚洲的决定性因素是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能否在地区合力协作。
两国领导人已经同意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一步是如何落实这一目标。
首先是中美两国能否建立互信，减少误解。无论在战略层面上还是在媒体舆论中，中国和美国之间都缺乏信任，经常导致误解误读，不但破坏氛围，还给合作造成阻碍。
关键是美方需要放弃从意识形态视角看待中国，重新认识并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这个阻碍不移除，两国关系就总难免不断起伏。
再者是能否学会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在涉及中国利益的任何问题上，美国都倾向于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例如，当邻国挑衅中国时，美国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中国，这样一来，美国加深了自己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
为此，两国要开展一些可视的合作,对外发出更多积极信息，例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极端恐怖主义、抗击传染性疾病、维护网络安全合作等。
中美两国都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亚洲。两国首先应“求同”，在能达成一致的领域深入合作；然后要“存异”，在双方无法取得一致的地方，搁置分歧以待进一步讨论。
我们都应该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消除地区国家对中美交恶、被迫选边站队的担忧。
从中国自身来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也要考虑对周邻的影响，尤其需要更加主动地对外说明自己，使中国的声音更加通达，使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和缘由有更加及时和客观的了解。
第四，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角色和责任？中国应该分担美国的世界责任吗？
当今世界乱纷纷，局部战火不断。乌克兰问题仍然僵持，中东不断爆发冲突。在这些问题上，有舆论认为中国缺乏作为甚至回避责任。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世界上一些矛盾最初的处理方式有问题，结果是越来越棘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停止冲突，达成妥协方案。
中国人普遍认同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因此中国会尽力参与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协商，目的是寻求和平解决，但不能成为冲突的一方或者采取激化矛盾的行动。
中国肩负怎样的全球责任？
首先，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繁荣增长和保持稳定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在世界安全问题上，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以及促进阿富汗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的斡旋作用，参与了许多关乎地区和世界安全的谈判。然而，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拥有凌驾于别国之上的权力。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事态关乎国际和地区安全、发展到需要国际参与的地步，必须首先考虑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意见，并坚持恪守联合国授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阐述了亚洲安全观：这是一种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这是中国安全智慧的成果，它与亚洲人的安全理念也是高度契合的。
中国和全球公共产品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随着能力的增长，也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例如，自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先后向海盗肆虐的亚丁湾派出了45艘军舰进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帮助的船只中，有一半是外国船只。
中国积极参与防灾救灾、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维和摊款中，中国目前排在发展中国家之首；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是最多的。
中国还努力将自身的扶贫经验分享给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医务人员正在最前沿与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斗争。最近几周，中国为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送去了更多的援助和资源。
亚洲是中国国际合作的重点区域。中方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拓展与周邻国家互联互通，带动共同发展。这些倡议将中国的优势和该地区的需求结合在了一起。
现代丝绸之路不是一种封闭性、排他性的安排。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参与进来。
当美国评判中国或其他国家扮演的国际角色时，往往本着一种“跟我来”、“为我做”的态度。这样难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需要充分了解和领会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新位置，并逐渐适应这个新角色。
中美两国人民应试着去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只有这样，两国才能在世界战略问题上更紧密而有效地协作。
（本评论节选自傅莹2014年10月14日在亚洲协会对话上的演讲。译者：观察者网，杨晗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