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创造性毁坏”
【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出版20周年之际，世纪出版集团为此于10月11日于上海浦东临港滴水湖畔，召开《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谈会。林毅夫专为此次新版撰写了2万字长文赐稿观察者网首发。会上张军、史正富、华生、周其仁、韦森等多位经济学家发言，评议《中国的奇迹》一书的观点及解释框架，并对中国目前面对的经济减速、中国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的发言，经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发布。】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谈会现场，右起张军、史正富、周其仁、陈昕、周八骏、林毅夫、蔡昉、李周、华生。
今天上午的演讲与随后的讨论中，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大家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方向上没有分歧，但是，大家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在未来是否能延续，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毅夫刚才的演讲在经济收敛的框架里用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对收入水平来推测了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并且认为这个增长率还是相当的高。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继续讨论。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但我仍然相信，东亚经济在过去50年特别是前30年所经历的制度转型与结构变化的阶段是我们研判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理想参照。我始终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接下来的发言就与“东亚经济奇迹”有关。
在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上，悲观者居多。对于持悲观看法的学者来说，他们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我们经济出现的问题一面，特别是过去五六年来出现的增长降速现象。
伴随经济降速的还包括债务的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房地产投资过多的问题以及某些地方出现“鬼城”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存在，不可否认，但这些问题也都不是第一次存在。
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何在？
我们回顾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过去20年，也多次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有些问题出现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不仅中国自己多次出现类似的问题，如果回顾一下东亚发展的经历，特别是在其早期30年的经济转型与发展，这些问题也屡见不鲜，比如在台湾和韩国，甚至在日本的早期的超常增长阶段，这些也是非常典型的增长现象。
观察中国和东亚经济的发展现象时，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些经济可以持续发展这么久的时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过了35年，实现了9.7%的年均增长率。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的阶段成功地跨入高收入的阶段，也走了40年。
为什么其他的经济体，即使从最低的收入阶段起飞，多数也许只经历了10年甚至更短的经济增长，然后基本上就停滞了。为什么我们能保持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特别是中国台湾和韩国，能完成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型？
这样来思考的话，我们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如果我们这样来想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猜测，或许这些成功的经济体里面一定有一些能越过这些问题而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存在。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经历反反复复的经济起降，会经历外部冲击和震荡，所以一个经济要成功地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一定是要能成功地应对和处理这些挑战，化解这些风险，也要去不断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结构性的问题等等。
能做到这一切的经济体数量不多，东亚经济和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经历都应算是成功的案例。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许应该把中国和东亚经济体视为有韧性的经济。而且我认为，韧性这个概念很可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过去30年以及东亚（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头40年里成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在讨论有些经济体为什么会有韧性之前，首先我要简单描述一下一个有韧性的经济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这其实就是东亚经济和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还回到前面我提到的那些经济超常增长的问题吧。
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债务的问题总是反复出现。当大多数经济的增长受制于这些问题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东亚和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显示，它们的增长战略和政策往往会做出很大的调整，或者会推进制度的改革，目的未必是来直面这些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改革来诱导出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来，一旦这些经济活动得到鼓励，新的增长现象就发生了，从而使得原来的债务可以变成资产，原来的产能过剩部分地得到了利用。
假如这个经济体的产出增长是完全依靠那些背负债务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经济活动的话，我想这个经济体的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这么长时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济体相对其他的经济体，比如拉美和南亚，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过程，一定是因为它们总能灵活地实现政策和体制的调整，总能鼓励和支持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出现，这就是经济的韧性。
对于有了韧性的经济体，你会发现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熊彼特讲的“创造性毁坏”（creative destruction）动态升级过程。用更新、更有效率的新经济活动去冲销那些旧的和失去效率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是让经济发展不至于“断流”的重要策略。
不是所有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但是我个人觉得，东亚经济体做到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总体上也是做到了的。
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在每次遇到波折的时候，在每次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尽管也要对债务进行重组，对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对产能过剩作一些压缩，但政策改变的重点如果不是放在大力鼓励和创造更新、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成长，去取代或者冲销那些没有效率的或浪费的经济活动的话，这个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到今天的。
何为有韧性的经济？
今天毅夫他们这本《中国的奇迹》正好也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在改革头20年的重要经验。我想这个经验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而增量式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更多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不是从现存的部门里产生，而是在这些部门之外通过改革体制和调整政策被鼓励和创造出来的。
这本书里面谈到的农业的改革以及整个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都是增量改革的结果，为我们在80年代实现平均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立下了汗马功劳。进入90年代以后，外部条件发生了改变，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又面临很大的挑战，除了国有企业的持续亏损，还遇到了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形成了大量的烂尾楼和银行的不良资产等。
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手段，只是因为我们在政策和体制上做出了艰难的改变，去鼓励和创造了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
我想我前面所说的经济的韧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就是政策和体制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做出适应性的改变，去激励一轮轮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来冲销上一轮增长扩张的浪费。
所以我在2012年的“世纪中国论坛”上演讲的时候说，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总能在恰当的时候成功地推进制度的改革。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投资活动时，说它们是浪费，说一些产能是过剩的，这都没有问题，这么说当然也是对的，这些是上一轮增长扩张的结果。它们的确会变成经济发展的累赘，政府也要对它进行处理。但如果指望处理好这些累赘之后才能实现未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没有太大希望。
所以，既然是产能过剩，既然是浪费，我想我们最好要把它毁坏掉。但这个毁坏，是要在价值上用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来冲销的。如果是这样，我想经济的发展就可以延续下去。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如果可以延续到后面20年的话，保留住这个经济的韧性才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这个韧性，新兴的经济活动在每一次中国经济遇到挑战的时候大概都可以通过政策和体制的适应性改革来激发出来。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发展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一个用创造去毁坏的动态过程。
怎么做到有韧性？
那么，一个经济如何才能做到有这样的韧性？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经济要变得有韧性，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良性的互动。这一点往往在我们讨论成功的经济发展案例时总被忽视掉。
相反，在经济学家讨论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一样，往往把政府和市场看成是完全对立的，而不认为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良性的互动。
我们必须要超越把政府和市场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把政府和市场看成是一个可以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找到东亚经济在发展的前40年和中国经济过去30年里值得总结的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我认为这也应该是我们看待中国未来转型和发展的基本概念框架。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在解释东亚经济成功因素的文献里并不多见，但在前不久过逝的耶鲁大学古斯塔夫•拉尼斯教授（Gustav Ranis）于1995年发表的文章“Another Look at the East Asian Miracle”（对东亚奇迹的再审视）里，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拉尼斯教授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在东亚的经济发展里面到底是市场重要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重要，这个是非常狭隘的看法。他说，如果东亚发展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个秘诀就是决策者在用持续不断的政策改革和一个有弹性的体制来应对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要求。
他接着说，“由于这个有弹性的体制，东亚经济体在每个发展阶段上都能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防止了断流。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战，而对于每个10年，政府的政策都能去顺应而非阻碍私人部门所要求的变化。” 这显然是一个已经超越了市场和政府对立的“两分法”的思想了。
这样的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东亚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的发展，必须不断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冲击，必须不断面对内部的增长战略的转换。如果没有政策上面的巨大调整的弹性，没有体制的适应性改革去满足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需求，一段时期的超常增长或投资扩张遗留下来的那些累赘就会越积越多，拖垮经济的发展，让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和活力。
过去30多年，中国总体上保持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相对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中国这个经济体到目前为止的韧性。这种互动性的关系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对之做很好的研究。
比如说，中国的财政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力求向地方分权，高度的财政分权形成高度的地方化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市场化的趋势得以形成。我觉得这是互动关系非常重要的体现。
刚才大家谈到了产业政策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国家层面上体现的很弱，我们的产业政策基本是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这是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往往是以产业集聚的方式在地方形成与扩张的原因。中国的产业发展不是以中央部委主导的产业集中的方式而推进，这一点使市场的导向和力量得以在产业发展中保留了下来。
还要提及的一个互动的方面是，地方政府始终保留了公共性的资本支出责任，没有这样的责任，中国的基础设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改进。基础设施的改进实际上为私人的投资行为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稳定了私人投资的回报。
当然，也不可忘记，地方政府始终希望帮助地方企业去对接全球生产链也是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重要表现，像浙江、广东就做得非常出色，它们把地方企业成功地连接到了全球的生产链中去了，这也是今天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都比较支持局部制度的创新，从当年的乡镇企业、财政包干，到上世纪90年代的私营企业的崛起，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再到现在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都是靠地方的局部改革试验来形成主流和共识的。这样就可以不断克服经济面临的新约束。
中国经济走到一定阶段，就要面临新的约束。没有任何一次性的改革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克服各种各样的约束。而这需要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而不是割裂才有可能。
“创造性破坏”过程可以持续
我们的经济在2008年以后受到了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推进政策的变革和体制的改革，需要鼓励更多更新的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部门的发展，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成为了共识。
只要我们能够像过去那样保持政府和市场间的互动，能够让中国这个经济体继续保持韧性，新兴的更有效率的经济互动就会不断地出现。
中国经济的创造性毁坏的过程之所以还可以持续，因为我们是有条件的，毕竟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还非常低，只有发达经济体的10-20%。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担心我们有没有需求以及需求无法创造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在人均GDP还比较低的时候，消费的结构会有很大的变化和升级的空间，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也会不断创造投资机会，华生先生讲到的城市化过程本身就代表了更新、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产生的巨大机会。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基本看法，那就是，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韧性是有意义的，政府和市场可以继续保持相对良好的互动关系以使中国这个经济体变得更有韧性。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遭遇的全球危机的影响，以及前几年因刺激政策引发投资过度产生的债务和产能危机，再次让中国走入了十字路口。
如果这个局面能像过去那样，再次促使政策和体制做出适应性的改变以释放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实现创造性毁坏，从而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主流，那么，我们真的可以说，每次面临的冲击和危机就都不会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