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黄亚生与李世默的分歧与改革前的元叙事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美国MIT教授黄亚生驳斥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李世默先生的文章。黄亚生文章产生的缘由是李世默在2013年6月Ted上的演讲，黄亚生教授曾经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上与李世默先生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基于这个原因，Ted的博客专栏在李世默先生的演讲后邀请黄亚生教授发表意见，于是有了黄亚生教授这篇专门驳斥李世默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民主终将会赢》（Why democracy still wins: A critique of Eric X. Li’s “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

李世默

黄亚生教授与李世默分别于2011年及2013年在TED大会上进行演讲，针对李世默2013年的TED演讲，黄亚生教授特别撰文《民主终将会赢》

对于思想界来说，有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辩或商榷是一件好事，在习惯于政治站队的中国思想界，尤其需要这种争辩与交流。但是，思想的争辩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要读懂对方的观点，紧扣对方的观点来进行讨论。一位商榷者如果没有理解对方的思想，或以歪曲对方思想的方式来批评对方，那么，这种商榷就可能变成一种自说自话，并且误导世人。遗憾的是，黄亚生教授驳斥李世默先生的文章正是这样一种自说自话。

如果纯粹从思想的价值层面看，黄亚生教授的文章是不值得讨论的，因为文章并没有任何新东西。在当今社会，“民主终将会胜利”就像“太阳明天一定会升起”的判断一样，是已有的社会共识。对照黄亚生教授与李世默先生的文章，笔者觉得李世默先生可能比黄亚生教授对民主精神更为理解和赞同，而黄亚生教授的论述更像是李先生讲的中国改革前的“元叙事”，只是把“元叙事”的对象换了一个，其思维方式并未改变。但是，即使如此，笔者觉得还是有必要出来对黄亚生教授的文章发表一点意见，因为黄亚生教授的文章对李世默演讲有太多的曲解和错误的推论，而这种曲解和错误推论不仅对李世默先生不公平，而且这种文风对社会也有害。

为了公平起见，笔者先简单概述李世默先生演讲的要点，然后再谈黄亚生教授的论点。

李世默先生演讲的标题是《中国与元叙事的终结》（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为了行文方便，下面对李世默先生的文章简称李文，黄亚生教授的文章简称黄文。

李文的核心观点是讲西方世界有两个传播到全世界的“元叙事”，一个是“共产主义元叙事”，一个是“选举民主元叙事”，前者断言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必将达到的人间天堂，后者是全世界万流归宗的神圣目标。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叙事”在思维方式上同出一辙，都是西方文化中绝对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具体表现。李文本身既没有反对共产主义，也没有反对民主政治，而是反对关于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的“元叙事”。李文认为，中国道路的意义在于既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元叙事”，也拒绝了选举民主的“元叙事”，中国正在探索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李文在结尾处作了这样的总结：“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简而言之，李文的核心观点是不要把任何一种政治模式绝对化、神圣化，尤其不要当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

李文使用了“元叙事”（meta-narratives）这个概念。何为“元叙事”？“元叙事”这个概念产生于具有悠久一神论传统的西方世界。所谓“元叙事”就是把一个或若干个抽象概念绝对化、神圣化、普世化，然后用这些抽象概念来设定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元叙事”带有很强的一神论色彩，有些类似于“准宗教”，类似于“原教旨主义”。通常，批评“元叙事”的人并不一定是在批评这种绝对主义叙事描绘的东西本身，而是在批评它叙事的绝对主义方式。比如，批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人很多，但其中很多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或伊斯兰教徒，这些人批评的仅仅是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和非理性，而不是批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本身。李文的核心观点是批评“元叙事”，即批评把某种世俗的社会概念宗教化、绝对化。用中国人容易听懂的话来说，就是批评绝对教条主义。

如果我们了解了李文的核心观点，那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黄亚生《民主终将会赢》的文章在标题上就是在自说自话，要么是没有读懂李世默先生的文章，要么是有意转移话题。下面对黄文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

如上所述，李文的核心观点是批驳两种绝对主义的“元叙事”，而不是在谈民主本身的好坏或成功与否，但黄文的主要宗旨却是要论证民主终将胜利。显然，黄文批评李世默先生的方式很不严肃，也很不厚道。在辩论中，黄文先把李世默界定为一个反民主人士，然后再来论述民主的优越性和民主为什么必将胜利。这种先歪曲对方的观点，然后再猛烈攻击对方的辩论方式在改革前的中国有过，在文革中尤为盛行，但没想到的是在文革结束三十多年后，在远离中国的北美大陆，黄教授仍在使用这种方法讨论问题。这一点让笔者感到意外。

那么，李世默先生在Ted 的演讲中是否反对民主？这是理解黄文是否诚实的关键之点。我们来看看李文究竟是怎样讲的。

在批评了两种“元叙事”后，李世默先生特别强调了关于民主的重要性。李文这样讲到：“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李文反复强调，他反对的只是关于选举民主的“元叙事”，因为“元叙事”正在毁灭民主。这是李文的原话：“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

从李世默先生的论述可以清楚看出，黄文的基本出发点和文章的基本宗旨存在着严重问题，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歪曲对方、自说自话的歧路。李文的核心观点是批评“元叙事”，批评一种“准宗教”的绝对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元叙事”和“选举民主元叙事”，李文本身并不反对民主本身，反而痛心西方民主正在遭到“元叙事”的吞噬。而黄文却把反民主的帽子扣在了李世默先生的头上，这不像是一位世界知名学府的教授所为。由于黄文虚拟了一个批评的靶子，文章已经偏离辩论的轨道而成为一种自说自话。

不过，黄文即使在自说自话时也很成问题，常常有一些奇怪的逻辑。下面再谈两点。

为了驳斥李文，黄文一开首就提出了两个据他说是容易引起混淆的论断：

1）“你可能死于癌症”

2）“我希望你死于癌症”

黄文认为第一个论断是预测，第二个论断是偏好或愿望，然后断言李世默先生在这两个论断上犯了低级错误。

坦率地说，我把黄文这个例子反复读了几遍，始终不得要领。这两个论断哪一个是李世默赞成的？或者说李世默是不是混淆了这两个论断？李世默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低级错误究竟犯在哪里？纵观李文，实在是看不出黄亚生教授指出的低级错误在哪里。李世默先生在演讲中仅仅是说绝对主义的“元叙事”在现实中行不通，仅仅是说中国最终拒绝了来自西方的两种类似于宗教的“元叙事”，中国正在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走自己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走得还不错。笔者实在不知道黄文提出的这两个论断究竟跟李文有什么关系？黄文一开始就表现出逻辑的混乱，这给读者读懂后面的文字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再一个问题是黄文对李世默先生引述“透明国际”廉洁指数排名的驳斥。黄文的驳斥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透明国际”是位于德国的一个机构，而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李世默先生既然反对民主，引用“透明国际”的指数就具有讽刺意味。

黄文这个三段论显然犯了最基本的错误，这就是把尚待论证的结论当做了不证自明的前提。黄文的逻辑是：李世默先生是反对德国民主的，所以不能引用民主国家的数据。但为什么说李世默是反对民主的？黄文没有任何有根据的论述。

退一万步说，即使李世默先生不赞同德国的政治制度，这也不意味着李先生就不能引用德国机构的数据。许多不满或否定中国制度的西方政治家或学者仍在引用中国的数据，使用中国的产品。按照黄文的逻辑，西方国家根本不能使用中国任何数据或产品。现代国家是复杂的，一个国家即使是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有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所有的东西都有问题。黄教授的这个三段论保持了形式逻辑的严整，但内容的表述就像幼稚园的儿童看电影判断好人与坏人一样。幼稚园的小孩看到了电影中的一个坏人，常常会认为这个坏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不过，随着现代教育的发达，即使是幼稚园，这种把人物或事物简单化的儿童已经不多了。

黄亚生教授的第二个理由。“透明国际”的廉洁排名把中国的廉洁程度排到了印度之前，这让长期认为印度社会优于中国社会的黄亚生教授颇为不满。黄文认为，中国是一个不透明的专制国家，而印度则是一个透明的民主国家，要弄清楚中国与印度谁更廉洁，首先要看谁更透明，所以，李文引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名是有问题的。

黄文的这个推理方式真是令人大开眼界。“透明国际”在国际上的权威性究竟如何是可以讨论的，黄亚生教授对“透明国际”关于中国廉洁程度的排名有看法也是很正常的，但黄教授应当质疑的是“透明国际”，而不是李世默先生，因为李世默先生仅仅是引用了“透明国际”的数据。其实，李世默先生不仅引用了位于德国的“透明国际”关于中国的数据，而且也引用了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关于中国信心指数的调查数据。按照黄亚生教授的逻辑，是不是皮尤研究中心关于中国的数据也都不可靠？因为中国不够透明，皮尤研究中心根本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数据。如果是这样，黄教授应当质疑的也应当是皮尤研究中心。所以，黄文以“透明国际”的排名不可靠来驳斥李世默先生，是典型的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黄亚生教授应当公开质疑“透明国际”和“皮尤研究中心”，要求他们不要不负责任的把中国这个不透明的国家跟透明的民主国家相提并论，这样会误导全世界的人。对于黄教授来说，质疑“透明国际”和“皮尤研究中心”，远比质疑李世默有意义。

那么“透明国际”的排名究竟错了没有呢？众所周知，“透明国际”作为一家专门研究全球腐败现象的国际研究机构，每年发布的全球廉洁指数排名涉及的国家各种各样，对各国的不同透明程度早就一清二楚，在确定每一个国家廉洁程度时都会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都会进行各种民间调查，都会采取一些非官方的数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透明国际”何以具有国际权威？在关于中国的腐败程度问题上，“透明国际”是不是只听中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如果是这样，“透明国际”还有必要发布中国的廉洁排名吗？如果事实真的如黄亚生教授讲的那样，“透明国际”无法了解到中国腐败的真相，那么“透明国际”就应当在中国的名字旁注明：“中国社会不透明，本中心关于中国的排名不可靠，请勿引用”。如果“透明国际”明知自己的排名缺乏事实依据而不注明，在国际上还有信誉吗？

其实，只要举一个反例就可以驳倒黄文的论点。世界上最不透明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这一点不知黄教授是否有同意？根据“透明国际”的廉洁指数排名，北朝鲜在全球廉洁排名榜上垫底，被视为最腐败的国家。按照黄文的逻辑，凡是不透明的国家，“透明国际”就无法看到其腐败，就会不明真相地把这个不透明的腐败国家看得比透明的民主国家更廉洁。但是，“透明国际”凭什么把最不透明的北朝鲜看成最腐败的？事实依据在哪里？是靠盲人摸象吗？如果说，黄教授认为不够透明的中国比印度廉洁不可信，那么最不透明的北朝鲜被排到最腐败的位置是否也不可信？

黄亚生教授文章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硬伤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黄文的论证问题的方式带有浓厚的中国改革前的那种“元叙事”风格。

从表面上看，黄亚生教授对中国的基本制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李世默先生则对中国基本制度赞扬有加。但从二人论述问题的方式上看，很容易看出来黄文具有那种绝对主义的“元叙事”方式。即使不看作者的教育背景，仅看行文方式就可以清楚看到黄亚生教授是“元叙事共产主义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只是把“元叙事”的对象换了一个，本质上并无改变。尽管口头高呼民主，但离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还相当遥远。

相比较而言，李世默先生倒真像是柏克利自由主义熏陶出来的，真正把中国过去宗教般的“元叙事”方式抛弃了，形成了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李世默先生的思想转变跟中国整个社会的转变正相合拍。从这一点上看，李黄二位先生的思想差距并不是信仰不同主义的差距，而是时代的差距。李世默先生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而自我革新，黄亚生教授的主观愿望尽管良好，但却未与时俱进，未能从中国改革前旧的“元叙事”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黄亚生现生一个人身上，同时也存在于相当多的中国文人身上，这一批沉睡在“元叙事”睡梦中的人不仅跟中国的发展已经脱节，而且与世界的发展也已脱节。

在“元叙事”的发源地的西方国家，学者们开始对“元叙事”的思维方式进行反省，曾经断言历史正在终结的弗兰西斯·福山已经开始修正自己对世界发展的看法。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惯性，知识界的与时俱进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有的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固化而无法改变。中国知识界可能需要等到习惯于文革“元叙事”方式的这一部分人退出历史舞台后才会展现出新的面貌。不过，这个时间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在大历史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