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为什么我们预测正确？

【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15年的中国，每年以9.7%的高增长快速前进，这样的成就对一个人口超10亿的转型期国家而言，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却对此视而不见。于是三位中国的经济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提笔写下了《中国的奇迹》，并于1994年出版，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又出了增订版。2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应验了：如今，根据IMF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达到17.6万亿美元。

10月11日-12日，《中国的奇迹》发表二十周年之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中国的奇迹》新一版出版座谈会。该书作者之一林毅夫为此写下长达2.4万字的再版序言，再次讲述了当年的写作背景，回忆了二十年来这本书出版之后所遭的学界质疑，对中国经济双轨制渐进式转型路径，与东欧及前苏联激进式改革路径的绩效差异做了详尽的比较，并分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独特价值。林毅夫特别赐稿观察者网首发此纪念长文，文章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本文为上。】

前言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⑴（注释见文末，以下同）。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这个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1993年，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首次系统研究了东亚8个经济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经济体的成功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虽然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国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蔡昉、李周和我三人义不容辞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并以“中国的奇迹”为书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著作，1999年又做了些增补出了增订版。

二十年后，《中国的奇迹》又出了新版。事实证明，二十年来，书中的那些饱受争议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应验了

199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市场汇率计算为4410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GDP65800亿美元的6.7%，按2005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3年中国GDP为17800亿美元，也仅为当年美国GDP84500亿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们预测按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

对于前项预测，现在几乎已经是铁的事实，对于后项预测也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这些预测几乎是天方夜谭。

1990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199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在本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⑵，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按预估的中国和美国在今年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按PPP计算，将可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⑶。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5，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经济总量排在第一位，并不是值得洋洋自得的事情。

其实，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199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60美元，仍处于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02年，中国人均GNI为11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人均GNI1005美元）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3975美元）的行列。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20美元，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GNI能在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0年翻一番，中国人均GNI有可能超过12476美元⑷，而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韩国、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例如，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高达123.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人口按14.6亿计算，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人均GDP的80%⑸。

但是，在该书出版的当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分析和预测遭到学界和舆论界的很多质疑，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的奇迹”为时过早，而且，多数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许多体制的扭曲，中国的转型并未按当时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最优转型路径，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种扭曲，而是采取了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因此，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即使能一时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必然要为这种体制的扭曲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可避免⑹。

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一放缓，中国崩溃论就此起彼伏，不过，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我们的预测所以准确，是根据对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的本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所做的分析取得的。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要有竞争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必须在国际上处于最低水平，这种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所在的产业和所用于生产的技术，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则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后者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的前沿，其创新和升级都有赖于自己的发明，成本高、风险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都处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前沿的内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可以用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发达国家。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则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大的剩余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产业、技术需要随之升级，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不断地为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则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较好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我们认为只要在转型过程中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并按本书的分析中所倡导的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技术创造条件，并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以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就有可能按照前述的预测来前进，从而保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人类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由强至衰、再由衰至强的奇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基本按照这本书所分析的路径进行，增长的绩效也如这本书的预期。

鉴于这本书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发展战略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把书名定为《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落实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国几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既是中国执政者和全体居民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国外人士的好奇心所在。

现在重印这本书⑺，又恰逢其出版20周年，我们以此长序回顾这本书20年前的出书背景、出书当时和其后的各种争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希望对冀图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本质，以及中国转型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的各界人士能有所帮助，并以此推动我国的理论创新，贡献于我国的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发展。

为什么写《中国的奇迹》？

我们三人对于这本书所关心的内容的研究，始于1988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5%。

面对高通货膨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资、砍项目来抑制需求。这种措施造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的10年间中国政府却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显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绩效，可见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面对高通胀做出那样的选择必然有其道理，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

究其原因，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前提下的，而转型中的国家并不存在完善的市场，在转型经济中微观决策者的行为约束和选择，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决策者。

我们在参与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则使这种“活乱”循环现象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不抛弃完善市场的前提，并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上进行探讨，就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对策。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内因，并逐步拓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领域。

社会主义革命建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前的30年，中国一直冀图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世界上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但是，这些现代化的大产业资本很密集，违反了当时中国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基本国情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把那些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中国采取了在宏观上扭曲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在中观上以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在微观上不给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中经营主体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同大多数努力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虽然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产业，能够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试爆原子弹、70年代就卫星上天，但经济发展绩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长期难于提高，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我国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体的做法是：从着眼于提高农民工人积极性的微观经营机制着手，在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取代农业集体经营、在工业上实行放权让利，将被旧体制压抑的数亿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并实行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除继续给予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外，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进入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前后经济绩效的鲜明对比，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而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和成效的鲜明对比，则对提炼中国经济转型经验的普遍意义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两方面的条件，使我们有幸在本书中自成体系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较好地分析和预测了中国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出现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的方案。

1992年，我们开始构思、写作这本书时，中国正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推动下开始新一轮改革，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连续13年年均9.0%的增长以后，中国经济同时也面临活乱循环、腐败、地区差距扩大、国企改革举步艰难、体制复归等一系列问题。

当时，国外经济学界乃至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应该采用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跨越入市场经济体制。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的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最糟的转型路径，并且将当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作为佐证⑻。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则认为是中国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高，不过是把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结果，不会具有可持续性⑼。

正是在针对这些疑问的探讨和辩驳中，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套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分析，特别是对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不能简单嗤之以鼻。

在和国内外经济学界前辈和同行们的争论中，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出发点，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逐渐形成并丰满起来。

我们高兴地发现这个理论框架可以“一以贯之”地解释中国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和绩效欠佳的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现象的恶化的机理，并可以较好地勾画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以及中国经验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意义，整个理论体系具有内部逻辑的自洽，并能较好地解释过去发生的现象和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

因此，我们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不揣冒昧地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总结历经五年的研究心得，以就教于经济学界的同行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各界读者。

两种转型路径结果的比较

渐进转型：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微观农户和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提高农户和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开始，沿着双轨渐进的方式，一方面给予在改革前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避免了崩溃；另一方面，为鼓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在转型前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级政府经由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的招商引资，为三资经济克服转型期中国经济在软硬基础设施上的瓶颈限制，为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了因势利导的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增长奇迹，6.8亿人脱贫，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在2010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以PPP计算2014年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期间还对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近30多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快速扩张，说明改革以来新成长起来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由此表明，发展中国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使处在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下，只要能够从自身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国情出发，也能靠渐进、双轨的和经济特区等方式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使其产业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胜出。

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带来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和按人均GNI计算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跃迁，而且稳定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逼近。

中国学者按照欧美反倾销领域中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测度体系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确定了33项市场化测度指标。测度的结果表明，2002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72.8%，2003年为73.8%，远远超过60%的临界值，中国已经从总体上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⑩。

从长远看，虽然市场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尚不平衡，极个别子因素的市场化程度变化不大，但中国市场化测度的各个子因素和类因素的评分走向是正向的，总体市场化程度趋于上升。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得到了越来越多经济体的认同。2003年的4月14日，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到2004年底，有37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2005年底和2006年底，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分别增加到52个和66个。目前，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国加入WTO15年后的2016年，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双轨渐进式的改革固然带来了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奇迹，但是，国民经济中也出现反对渐进改革者所诟病的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中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所致。

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制度租金，有了制度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5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人均收入12476美元，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迈出坚强的历史性一步。

激进转型：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如图所示，相对于采取双轨渐进改革的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采用激进式改革策略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转型以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崩溃，东欧国家在10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转型前的水平，前苏联国家则在15年后才恢复过来。

由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和世界银行在2006年联合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蒙古在内的前苏联东欧29国有70%的人认为转型后的生活比转型前差⑾。根据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的转型指标，许多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国家“陷于转型之中”（ “stuck in transition”）：价格放开、小规模的私有化、贸易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经完成，但是，治理结构、企业重组和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则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⑿。

在同一时期，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改革，但是，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低，经济危机出现的频率则更高，以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⒀。

采取两种不同转型路径和其绩效差异的原因

在我们开始探索中国转型问题时，主流经济学界以“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的形象性比喻，作为其倡导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一步转型到位的理由。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沟坎并非都能一步跨过。面对一个过宽、过深的沟坎，采用一步跨过的策略必然掉入沟底；更为安全的做法是采用逐渐填平沟坎、逐步走过沟坎的策略。

深入了解传统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以后，让我们认识到转型经济中的各种扭曲遍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并且充满内生性，忽视这种内生性的改革措施经常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逐渐为消除这些内因创造条件的渐进策略，看似较慢，其实，可以维持稳定并积小胜为大胜。

中国文化历来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传统，在政策上求实求稳。从儒家的“中庸之道”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泽民的“与时俱进”、胡锦涛的“求真务实”和习近平的“空谈误国”，文化底蕴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中庸之道”针对的是按照理想条件不顾现实情况施政的激进思潮，倡导的是稳中求进的政策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空谈误国针对的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倡导的是不受现成外来理论和已有经验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实践发展不断形成新的认识和行动纲领的文化。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的第一代领导人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推动者，他们既想尽快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又不愿完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着力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偏误而不是迅即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推行激进式改革的转型国家，大多是由新上台的政治家主导改革。他们策动激进式改革和彻底否定原有体制，除了试图扭转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外，还有迅即获得已经在思想上认为欧美体制具有优越性的国民的普遍认可的考虑。

美国和近邻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强势，使得欧美的经济政治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主流理论认为渐进改革是比保持原来的计划体制还糟的改革路径，而转型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又总想毕其功于一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同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主流理论的主张，甚至请发达国家的专家来做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就不足为奇。

发达国家总体上干预较少，市场运作比较有效率，并且，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的滞涨和失业问题，于是以强调政府失灵、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⒁。

鉴于转型前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了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体发展绩效很差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以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内涵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转型理论的依据，并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广为流传。

根据新自由主义形成的转型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是私有化，通过明晰产权把资源配置的权利和责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场化，让价格根据市场供需状况而定，政府不干预价格形成；三是平衡预算，避免财政赤字和多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让市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和进行国际贸易。

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且一环扣一环，论述逻辑是严谨的。经济学界常说，同一个经济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的评论是，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转型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共识，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预，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如此，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经济发展的绩效⒂。

主流理论的这一篮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华盛顿的国际发展机构为拉美国家应对危机时形成的，所以，这些改革主张也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⒃。

为何同样实行改革开放，同样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双轨渐进的改革的我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和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取得的是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前苏联和东欧推行的是从主流理论来看最优的休克疗法的改革结果是经济的崩溃和危机不断？关键在于思路决定出路。

改革开放之初，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看到的是计划经济国家有太多的政府干预和扭曲，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制度不够完善，从主流的理论模型上不难推导出只要对市场有干预，不仅资源会错配，而且，就会创造由行政干预所创造的制度租金和寻租行为，行贿、受贿贪污等问题不可避免。根据这种理论模型的推论自然是如果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决定，资源完全由市场配置，产权私有。

但是，根据《中国的奇迹》书中的逻辑，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那些大型企业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按华盛顿共识把所有补贴都取消掉，这些企业会经营不下去而破产。

转型中国家一来还认为这些是先进产业，是国家现代化和国防安全的需要，不愿意让其破产；二来，让其普遍破产也会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在施行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以后，许多政府还会从后门又引进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补贴。

到底是国有时的补贴多，还是私有时补贴多？我们在《中国的奇迹》之后合作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⒄中认为：在国有时，大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企业会拿没有保护补贴不能生存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拿到保护补贴后也可以多吃多用，但不能把拿到的保护补贴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是犯法，顶多只能偷偷地干，抓到会被判刑。私有化后，企业拿到的保护补贴越多，厂长经理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越多，这是天经地义。因此，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保护补贴的数量也就会更多。

上述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时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实际上，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所以，腐败、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发展绩效的不佳也就不可避免⒅。

与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的是，我国推行的是双轨、渐进的改革：一方面承认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不给予保护补贴就不能生存，继续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市场准入和发展。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由于对市场干预的保留确实如主流学家所批评的那样，会导致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但依靠对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补贴，维持了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使经济快速发展，资本快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最终去除保护补贴所遗留的扭曲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现在看来，世界上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毛里求斯，推行的都是这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里求斯，201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按现价计算达到8770美元，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从这本书出版以后的20年的经验事实来看，渐进双轨的改革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那些试图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地从计划经济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发生在双轨渐进转型国家令人广为诟病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存在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事实面前，两种转型路径的比较孰优孰劣应该是清楚的。

为何我们的预测正确?

二十年前《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这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中国经济实际的表现高度一致，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根除问题的思路，也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基本吻合。

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真实世界所出现的现象，经由这种认识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案，并根据这种改进预测真实世界未来的发展。为何我们这本书中所形成的理论能够较好地把握中国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改革建议、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面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时，我们没有简单地对号入座，拿现成的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和判断的基础，而是深入了解中国出现的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我们直接抓住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的这一本质，了解到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稳定，并在沿着比较优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即使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经济仍然能维持高速增长。

我们三位作者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研究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时认识到，存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不是像主流经济学认识的那样，是外生的，是政府的无知的、错误的认识造成的，而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要优先发展但违反比较优势，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重工业企业的需要。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有矛盾，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无法采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办法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

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后，为保证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被人为压低。在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各种要素和产品供不应求，只能采用计划配置的办法来保证重工业能够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而为了控制工业剩余的使用和农业剩余的集中，又不得不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也就是说，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现有的主流理论只看到保护和补贴造成的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寻租等问题，而没有认识到这种保护和补贴的内生性，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贸然地采用激进的改革战略即休克疗法，取消各种保护和补贴。其结果不是原来的大型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就是为了避免那样的问题或仍然认为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是维护国防安全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而继续给私有化后的大型企业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

由于私有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更高，所以补贴会更大，效率会更低，其结果和主流理论的改革所想达到的正好背道而驰，苏联东欧的转型和遵循华盛顿共识改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⒆。

展望未来，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35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以反映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后发优势。

根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

如果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大功告成，资金、资源等各种要素价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电力、电讯等服务业仍然垄断经营，这些扭曲形成了巨额的租金，由此带来了寻租、腐败和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除了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外，绝大多数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像家电、汽车、造船、大型装备业等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已经从改革放初期的“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所以，应该与时俱进地消除各种保护补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极少数还需保护补贴的国防安全产业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来进行。

上述举措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就能消除各种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建立起一个具有“有效市场”的体系，并在有为的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尽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就能实现，中国将可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后继续前进，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历史奇迹，在建国100年时实现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 

注释

⑴根据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1950年时东亚地区的人均GDP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为666元，低于拉美的2510元，也低于非洲的889元。

⑵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⑶参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

⑷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的分类标准，国民总收入在102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在1026-403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4036-1247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1247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⑸Robert W. Fogel,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 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84, 2007.

⑹Kevin M. Murphy, ,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1003-1026. Jeffrey Sachs, W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435-91。

⑺此次重印的是1999年的增订版。

⑻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

⑼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⑽Xiaoxi Li，Assessing the Extent of China’s Marketiz，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⑾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07). Lif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People’s Attitude and Experiences.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⑿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13). Transition Report 2013,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⒀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⒁ 但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保护产权、维持社会治安和推行法治外，其他的事都不干预或参与的观点，其实不符合事实。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位于全球的前沿，其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需要对基础知识的研究（R）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D），固然在D上主要是企业来做的，在R上则主要靠政府的支持。美国目前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的信息、航天、纳米、生物工程、医药等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另外，政府除了通过专利保护外也通过采购等方式直接支持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

⒂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 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⒃Williamson, J.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⒄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简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年日文版

⒅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⒆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