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思德：美国警察军事化
【17枪！距离“弗格森事件”尚不满两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再度发生，且发生的地点仍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目前该事件已再次在当地引发抗议活动。即便在枪击案频发的美国，人们也无法反复接受本应承担守护安全职责的国家机器一次又一次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平民。从弗格森镇的18岁的迈克尔·布朗，到圣路易斯市手拿三明治（警方称其拿的是一把枪）的黑人青年，当严重的种族矛盾问题以血的方式不断沉淀集聚，美国警察系统高度军事化的特征浮出了水面……】
执法人员开枪打死暴徒，民众群起抗议，州长下令调查，事件全国关注……
这是在说弗格森事件么？不是，这是美国独立前的“波士顿屠杀事件”，一桩被渲染夸大的英军枪击五人致死案件（英国历史的说法较客观，称之为“国王街事件”）。
为了避免这种因为和平时期用常备军进行日常执法所引发的惨剧，北美殖民地人民在革命党人的带领下拿起了武器走上了寻求独立的道路。然而经过两百余年，当年保家卫土的民兵团练治安官们却拿起了催泪弹、开起装甲车、端起了冲锋枪走上了街头，俨然一副常备军的做派。若华盛顿在天有灵，恐怕会气的从维农山庄跑出来闹革命吧。
回到弗格森事件上来，除了本质上的种族矛盾外，让警方敢于滥用武力的原因，恐怕和近三十年来美国警察高度军事化也有密切关系。
警察军事化
在判断执法力量是否军事化这一问题上，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四条相对成熟的评判标准：人员装备军事化程度，机构文化军事化程度，组织运作军事化程度和战术指挥军事化程度。而如今的美国警界按照这四个标准，几乎都达到了高度军事化的警戒线。
如今的美国警界几乎都达到了高度军事化的警戒线
仅以美国洛杉矶警局首创的特警部队SWAT Team（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 Team，通译为特种武器与战术部队）为例。这个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部队在八十年代的美国并不多见。当时人口5万人以上的城市中有45%配备了SWAT部队，2万5千人到5万人的城镇则仅有13%配备了SWAT部队。而到了2000年，这两个数字则分别飙升到89%和80%，如今这两个数字都逼近了100%。
不仅SWAT部队数量上升的快，SWAT部队的出警数上升的更快。从1980年到2000年，全美SWAT出警数上升了1400%，而到了2005年SWAT部队更是累计出动多达6万次，去年更是达到8万次。如果SWAT出警次数多是因为美国恶性犯罪数量飙升，那么这种现象尚且可以理解。可事实上，SWAT部队所针对的极端犯罪，如营救人质，恐怖袭击和重型武装犯罪，在过去20年都急剧下降。早在1991年的一项研究就显示，美国仅有1%的凶杀案中涉及军事级武器的使用，该研究结果也得到司法部的证实。
可在现实中，SWAT部队无所不在。每天，全美各地的SWAT部队光入侵民宅就多达百余次，而大部分涉案人员从事的都是你情我愿的合意型犯罪（如卖淫和吸毒）；每天，全美各地的警署将SWAT部队用于袭击社区赌坊，医生诊所，餐馆酒吧乃至美容理发等场所，而被逮捕的嫌犯通常不对他人构成任何危险。而在联邦层级，不仅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配备大量SWAT部队，连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署，消费者产品安全管理局，国家宇航局，教育部，卫生部，美国国家公园局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一些和恐怖袭击绝缘的联邦部门也不甘人后，居然也有各自的SWAT部队。可以说，美国各级政府对SWAT部队的定位早就从针对少数特定类型犯罪而设立的快速反应部队演变成了从事日常执法的常规警务力量。
可怕的是，不仅SWAT，如今甚至连普通警察都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大量地方警署配备了武装直升机，U2侦察机（用来监视农田是否种植大麻），坦克，装甲车（用来巡逻高危街区），榴弹发射器和自动步枪。仅1997-2000年三年时间，国防部就给各地警署转赠了3800部M-16S步枪，2185部M-14S步枪，73架榴弹发射器和112辆装甲车。这种局面在911事件之后更加恶化。仅最近十年，国防部就转增了高达价值数十亿的军用武器，而国土安全部也为地方拨款数十亿元用于购买从刺刀到夜视仪等一系列军用设备。最夸张的是在弗罗里达州一个人口不到2000人的小镇，仅有的七名警察居然人手一把国防部提供的M-16重机枪，而这个镇连交通灯也不过三个。而地处美国东北边陲的缅因州一个小镇警署居然以该镇面临“曾经难以想象的恐怖袭击威胁”为由配备反地雷装甲运兵车。
以战养战的执法模式
美国国防事业经常为人所诟病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所谓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词由前二战欧洲战区总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在其总统卸任演说中首创，原指美国军队，国防工业和政界因政经利益而紧密结合而成的共生关系。在这种扭曲关系的推动下，美国政客会通过鼓吹战争或夸大威胁的方式来获取超额的国防预算，从而为自己选区创造就业；美国军方则乐见预算充足，并且会借战争获取升职的机遇；而国防工业则会借机大发战争财。可很多时候这些战争对内难以获得民众理解，对外则会损害美国形象，造成国力的极大损耗，还会引发不可预见的后果和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
而如今美国地方警察则承袭了这种类“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体制。一方面地方政客打着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的口号给警察争取预算，或者设立名目繁多的新罪名新刑罚扩大警方执法权，以求获得警察工会对自己的支持；一方面警方则认为有了新武器新装备可以降低伤亡提高破案率，可以有效的控制犯罪；最后武器供应商和全国步枪协会等组织机构则赚的盆满钵满。在这“铁三角”的作用下，警方也逐渐采用了类似美军“以战养战”的模式，制造无数人间悲剧。
和美军类似，美国警察以战养战的模式也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就是通过执法收缴犯罪分子非法所得，用收缴的资金添置装备改善培训招募人手等等。这种方式看似没有多大问题，但却对执法方式造成了很大影响。毒品交易通常是在室外，可美国的毒品扫荡却通常是在室内，而其原因就是为了搜缴非法所得。闯入室内不仅可以搜缴毒品毒资毒具，还可以把毒贩所有值钱东西从汽车到房屋统统刮走，少则可以填补预算经费的不足，多则足够让警察发家致富。这种执法还相对安全。美国监狱里面吸毒者远多于毒贩的原因就在于此。上街的毒贩通常为了自保会配备武器，逮捕行动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特别是无辜路人的伤亡；而家中的瘾君子则时常没有防备，就算有伤亡也局限于警匪之间。而且这种执法方式也逐渐改变了警方的执法目标。吸毒者本质上是在“自杀”，大多数时候危害有限，但警方抓起来乐此不疲；可同样的恶性犯罪，如性犯罪，往往会造成受害者乃至受害者家庭毁灭性的打击，但警方投入的精力则远少于禁毒。
第二种就是通过频繁执法来更好的获取经费。有研究指出，如果一个地方打击犯罪卓有成效，那么这个地方反而不容易得到联邦和州政府的经费。而得到经费最多的地方也并非地处罪案高发区的警署，而是那些在数字上制造了大量逮捕记录的警署，他们逮捕的并非毒枭，而更多的是在家抽大麻的学生或者以贩养吸的小毒贩而已。可这些警署却经常得到民众的支持。执法力度大通常会给民众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和危机感。一方面民众觉得警方认真负责奋不顾身，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一方面民众又会觉得周边环境时刻处于危险之中，需要增加经费再加大打击力度好一劳永逸的扑灭犯罪。在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民众倾向于选择对犯罪打击力度更大的检察官，市长，议员和州长，而面临选举压力的政客则会督促警方更加不遗余力的打击犯罪，结果制造无数冤案。
其中最典型的的莫过于1999年发生在德州图里亚镇的禁毒扫荡案，其经过堪称伊拉克战争的微缩版。警方根据一名便衣科曼捏造的毒品交易在1999年7月23日派SWAT部队袭击了该镇大量民宅，逮捕了该镇十分之一的非裔美国人。在执法过程中，警方几乎把所有房屋的内饰拆毁破坏，也没有找到哪怕一克毒品或一把武器，可最后仅凭科曼的口头伪证就成功的将所有人“绳之以法”，大量无辜民众迫于牢狱之灾的压力最后选择认罪。可随着上诉和调查进一步深入，证人证词的漏洞层出不穷，最后所有被判刑的民众在2004年之前都被无罪释放，德州各地政府则和被告们达成数百万美元的庭外和解，而曾因此事被评为“年度警察”的科曼却仅仅被判十年缓刑和7500美元罚款了事。巧合的是，当时担任德州州长的恰是日后在伊战前犯下类似错误的小布什。
第三种方式则最为恶劣，那就是养虎为患。正因为上面这起丑闻，布什政府对于地方警察扶持力度大为减弱，仅禁毒转款这一项每年的经费就从克林顿时期的5亿美元减少到2008年的1亿7千万。布什老家德州的禁毒专案组因为经费不足导致其数量从2001年51个锐减到2006年的22个。为了体现联邦专款对于禁毒事业的重要性，也为了在总统大选施加影响力，2008年3月全美各地禁毒专案组展开联合行动，结果在24小时内仅在肯塔基州一地就破获23个冰毒实验室，缴获2400磅大麻，逮捕565人。可这么多冰毒实验室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分明是警方多年来玩忽职守纵容出来的结果，其目的就是在警方需要的时候用来拼政绩而已。他们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大选中痛批布什政府罔顾民众安全的奥巴马得到了警察工会的大力支持，其上台后也迅速投桃报李，通过刺激经济法案在2009年就给各警署下拨了20亿禁毒专款，为史上最多。
在这种变态体制的作用下，美国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悲剧：2006年5月，弗罗里达计算机工程师Stillwell因为两片羟考酮止痛片被海洛因稽查员打死家中；2010年6月，拉斯维加斯大学生Cole因为警方情报把名字弄混在自家公寓被打死；2011年5月5日，亚利桑那州SWAT部队以搜查海洛因为由包围前陆战队士兵Jose Guerena的家，在其妻子儿子在场的情况下60枪击毙了从未有过犯罪记录的Jose，事后未能搜出任何毒品；2012年1月4日，12名犹他州警察以贩卖大麻为由包围陆军退伍士兵Matthew David Stewart的家，和赤身裸体的Matthew发生枪战，警方打出250发子弹却付出6人受伤1人死亡的代价，结果发现从未有犯罪记录的Matthew不过种植了用于治疗战争创伤后遗症的16株大麻，蒙冤未雪的Matthew最后在囚室上吊身亡……
缺少足够的监管和训练
警方掌握了这么强大的武装，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监督和训练，这也是美国警察经常造成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
首先，对警察开枪误杀的调查从来都是不透明进行，通常是警署内部自查或名义上级地检署调查，而这在美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中面临严峻的利益冲突问题。直到今年，美国威斯康辛州才第一个立法要求由第三方机构调查警察滥用武力的问题，算是填补了这项司法界的空白，而这同样是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历经十年不断抗争得来的结果。
2004年威斯康辛州一名21岁金发碧眼白人青年开车送喝醉的朋友回家，在自家门口被警察当着五名目击者（其中有死者母亲和妹妹）的面打死。事后48小时内地检署在没有听取目击者证词，没有采集指纹和分析弹道轨迹的情况下就出具调查报告，称涉案警察完全没有责任，并声称当时死者试图抢夺警察佩枪，而警察在自卫过程中走火导致意外死亡。可据目击者表示，死者当时双手被反铐。
死者父亲经过不懈追查发现，原来威斯康辛州自有警察局的129年来，警察开枪居然无一不是“正当行为”，从未有警察因为误杀被撤职查办或判刑。该案中开枪误杀的警察至今仍在执勤岗位，甚至还在隔壁伊利诺伊州担任持枪教官的职务。而该地检察官与当地警察工会有明显利益纠葛，其历次选举均得到警察工会的支持和金援，如今还成了当地法院的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执法机构内部纠察机制来抑制警察滥用武力显然是痴人说梦。死者父亲聘请私家侦探，整理了上千页的调查报告，交给联邦调查局和当地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要求彻查此案；又出巨资游说当地政要，在各大媒体大量投放整版广告，最后终于取得些许进展。
可警察预算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却削弱了当地政府对本地警署的控制力。过去警察如果有不法行为引发民怨，迫于民众压力的政客会通过削减预算或者问责的方式向警方施压。可如今警署可以以反恐或禁毒的名义直接向联邦申请拨款，也可以通过扫荡等执法作业搜缴资金来弥补预算缺额，这让警署逐渐成为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小王国，因此对其自身的所作所为也更加肆无忌惮。不仅地方政府失去了对警署的掌控，天高皇帝远的联邦政府如今也不被放在眼里。2009年司法部曾经试图就各地方警署禁毒成效做调查，但最后却因为各地警署的不配合而不得不放弃。据报告显示，司法部“不仅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分析各地警署禁毒的成效，甚至没有足够的数据获知他们日常工作的内容”。真正让警察开始有所收敛的其实是如今普及的摄像手机和社交网络，不能不说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悲哀。
缺少监督的警察不仅心理上有恃无恐，糟糕的训练更是让他们在应对突发情况的时候经常做出错误的判断。有学者调查指出，在其调查过的误杀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是警察培训不足或不当所导致。以兰德公司就纽约市警局射击训练的研究为例，1998年到2006年该市警察训练中的平均命中率仅为18%；即使嫌犯没有回击，警察们的命中率也不过30%。正因为如此，纽约警察在误伤误杀这一方面可谓臭名昭著：2012年，纽约警察在帝国大厦门口追捕杀人犯时误伤九名路人；2013年，纽约警察在时代广场追捕一名没有武器的瘾君子的时候居然打伤两名路人……要知道纽约市警局拥有全美国最全面的射击训练项目和最好的设施，其他地方警署误杀事件层出不穷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一个训练问题就是执法思维方式的转变。过去警察的职责是保护社区服务于民众，哪怕嫌犯罪恶滔天警察也有职责捍卫其宪法权利，在没有定罪之前将其视作无辜。可随着军方介入地方警署的训练，警察们也逐渐接受了士兵的行为准则，眼中只有敌人和自己，以消除威胁为第一优先，并且“试图”的不要伤及无辜。这种行为操守上的转变将警察和社区的关系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因此警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像过去那样优先采用非致命手段达到目的，而更倾向于简单粗暴的用武力消灭潜在的威胁，甚至伤及无辜也在所不惜。正如纽约警局发言人在回答关于警察误伤民众的问题时说的那样：“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错，怎么会有人指望警察（在那种情况下）理性的做出应对？”这个答案听来让人不寒而栗。
后记
在部分宪政学者看来，如今美国遍地的职业化警察按照18世纪的标准就是不折不扣的常备军，而这种用常备军来维护治安执行法律的行为恰为热爱自由的美国国父们所不容。华盛顿亚当斯麦迪逊都曾经连篇累牍的抨击常备军制度。在他们看来，“常备军和过渡扩张的行政机关不会是自由的守护者”，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持续的战争中守护自己的自由”。而美国恰恰走在国父们所预言的不归路上。可以说，当下美国的地方执法制度是一种违背美国立国传统的存在，而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也许还是要回到国父们的教诲上来：“教育好过任何常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