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美治理绩效比较（2000—2012年）

依据中美两国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针，如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本文围绕着六个维度来同时考查中国与美国政府实际治理绩效，包括经济、财政、就业、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和社会治安六大要素的治理绩效基本框架。

具体地讲，就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财政可持续性、扩大国民就业能力、改善社会保障能力、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能力。这些关键性指标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比各类其他指标更具有可比较性，也更直观、更客观。最重要的，也能够经得起其他研究者的检验与核对。

这里我们选择了2000—2012年间两国的公开数据，对中国而言还包括已公布的2013年数据，由此作为依据来评价中美两国政府的治理绩效。对美国而言，比较范围选择的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两届任期和民主党奥巴马一届多任期；对中国而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包括三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任期。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大大高于美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00—201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1.1%，美国为1.8%；其中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4%，2009年又进一步下降至-3.1%，而同期中国仍保持在9.6%和9.2%（见图1）。如计入2013年最新数据，则中国仍然保持了7.7%的经济增长率，美国仅为1.9%；中国从2000年至2013年的年均经济增幅为10.6%，美国仅为1.9%。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情况看，根据IMF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为30.3%，到2012年已增加至79.4%（见图2），平均每年缩小4.1%。

从国民人均收入情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2000年的6.6%增长至2012年的17.9%（见图3），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国民人均收入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从15倍左右缩小到了5倍左右。这表明：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又制造并出口了一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却是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保持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进一步全面超越美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中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显著优于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乃至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2000—2012年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于GDP的比重仅在2004—2006年间微有下降，在小布什任期内，该比重从不足55%上升至近70%，这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军费开支大幅增长紧密相关；小布什在任期结束前又推动国会通过了“七千亿救市”计划，大有“在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之势，直接导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9年开始进一步攀升，到2012年已升至106.6%。

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一般性政府债务水平占GDP比重于2010年间陡增至近35%，但很快在2011年回落至低于26%，2012年又下降至22%，接近2002年以来20%左右的平均水平（见图4）。

第三，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表现更是远在美国之上。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绩效。根据中国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目标值，“十五”期间，城镇年新增就业人数为800万人，五年共计新增4 000万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为每年900万人，每五年共新增4 500万人；“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5%以下。

实际执行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8亿人，其中“十五”时期五年达4 200万人，“十一五”时期五年达到5 771万人，2011—2013年三年达到3 797万人，都分别超过目标值，城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5%的目标值下，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就扩大就业向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也兑现了承诺（见表1）。

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末的就业岗位数比2008年末减少了630万（见图5），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整个衰退期美国共损失了800万个就业机会，即使用2010年3月至今美国私营部门累计创造的460万个就业岗位对其进行抵消，美国就业岗位数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的净减少量也高达340万个。这与奥巴马政府的承诺相去甚远：奥巴马在2008年11月22日承诺在2011年前为美国民众新增250万个就业岗位，12月下旬又将承诺新增就业岗位数调高为300万个，2009年1月再次加码至400万个，承诺与实现值之间存在着740万的巨大差距。从失业率来看，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劳工失业率经过小布什任期内的小幅下降之后，在2009年陡增至9%以上，到2012年回落至8.2%，2013年进一步回落至6.6% ，但仍高于中国4.1%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

第四，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更是取得了比美国惠及范围更广、投入更具成效的建设成就。以医疗保险覆盖情况为例，2001—2012年间，中国城乡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94.3%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1%；而同期美国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1年的13.5%升至2010年的16.3%，之后随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略有下降，回落至2012年的15.4%，仍有4774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见图6）。

第五，从推动科研试验、促进技术与研发创新方面来看，中国也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赶超美国的势头。一方面是研发（R&D）投入增长情况。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0.95%增至2012年的1.98%，增幅超过一倍，2013年又进一步增至2.09%；美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则基本没有增加，2011年水平仅比2001年高出0.08个百分点。不难发现，尽管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与美国2011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已比2001年缩小了一半（见图7）。

另一方面是科研产出的情况。以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为例，中国同样在快速赶超美国（见表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4年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分别以5.2%和23.5%的年均增幅增长，其中中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居民（resident），美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非本国居民（non resident），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已经从17.54%提高到120.26%，即中国达到美国的1.2倍，已经从落后者一跃成为领先者。

以本国居民为主的专利来源构成也进一步表明：中国国内技术创新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善，本国居民的研发和创新潜能由于受到充分激励而不断迸发出来。从专利授予量看，2000—2012年美国和中国分别以4.0%和26.4%的年均幅度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8.29%提高到85.76%，中国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就会超过美国与日本。

第六，从社会秩序看，中国也明显优于美国。作为世界“一超”国家，美国长期自任“世界警察”，不遗余力地维护所谓“世界秩序”，但与此同时，其国内的社会秩序与安全水平堪忧。

UNDP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将杀人犯罪率（每十万人中故意杀人犯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会综合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此指标来看，2004—2011年间，中国为1.1，世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平均为2.1，相当于中国的两倍；美国为4.2，相当于中国的近4倍，死亡总数在1.3万人。可见，中国是世界上相当安全的国家，其社会安全水平明显高于美国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

如果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ODC）提供的国别安全指标体系，以死于谋杀案件人数为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该指标上，美国每十万人口中死于谋杀案件的人数高达5~6人，约为中国的3倍；在死于谋杀案件的总人数上，中国在2004—2008年间下降了约40%，且已经降至1.5万人以下，美国则基本保持在1.5万~1.6万人的水平（见图8）。

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军事强国，更是世界最大的枪械暴力大国。据维基百科提供的公开信息，枪械暴力一直是美国社会重大的公共议题之一，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并且与青年活动和帮派暴力息息相关。此外，私人拥有的枪支也成为美国人自杀的武器，大多数因枪伤致死的人都是死于自杀，2004年共有16 907起自杀是使用枪支的。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禁止侵犯“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拥枪权倡导者一般鼓励大众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多年来，美国军队、校园恶性枪击事件多发，不仅成为难以医治的社会顽疾，给普通民众造成严重心理创伤，也为美国政治利益集团（主要是枪支协会）所绑架。可以说，美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大国，又是最恐怖的社会，历届美国政府都无法摘掉这个“黑帽子”。

中美治理绩效比较的实证分析表明：2000—2012年间，无论是共和党人小布什还是民主党人奥巴马主政，无论是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增收、保障财政可持续性方面，还是在提高就业水平、完善医疗保障、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的治理绩效或已优越于美国，或已显著缩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形成了强有力的与美国竞争和赶超美国之势。总体的对比形势是，美国在相对退步，中国在相对进步。

【本文摘编自胡鞍钢等所著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