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怎么了：10个问答说清“占中”-关哲
国庆长假，960万平方公里处处祥和，唯香港在悸动中萧瑟。
香港“占领中环”的街头示威运动已持续多日。与往年国庆黄金周游人如织、商家热火朝天的景象不同，香港中环——这片代表香港经济繁荣高度的政经中心因被一群黑衣年轻人占据而面目全非。
同样悸动萧瑟的还有港股、银行、政府服务机关……占中行动引发世界舆论关注，数万市民与数千警察一起出现在香港街头，各类新式媒体工具如无人机摄影和自媒体通讯工具参与其中，运动的景象香港近年少见。社交媒体传言纷纷，西方媒体更是称其为“雨伞革命”。关心香港未来与国家前途的国人都在疑问：香港怎么了？香港年轻人上街想要什么？他们是谁组织的？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谁在主导？
以下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为你了解香港持续多日的所谓“雨伞革命”有所帮助：
1. 什么是“占领中环”？“占中”的诉求是什么？
“占中”，即由香港激进反对派号召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这次“占中”启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抗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8月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占中”示威者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这个决定向香港居民道歉，并收回关于香港普选方式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简称特首）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普选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对于行政长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香港反对派反应激烈。
香港激进反对派认为普选方案应该以“国际标准”制订，需要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香港激进反对派希望通过他们的普选方案，使得原本可能无望成为香港行政长官的人士“入闸”。由于方案屡次落空，反对派从2013年起开始以发起“占中”运动来要挟香港特区和中央政府就范（中环系香港商业金融中心地区），并最终引发9月28日“占中”运动。
“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反复强调称他们的诉求是：“真的民主、真的普选。”
“占中”非法集会者在旺角公然设置路障，阻碍正常交通秩序
2. “占中”的诉求主要针对2017年的香港普选方案，那么回归前，香港地区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英国为何不给香港开放普选？香港特首选举是依照《基本法》的民主选举吗？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7年普选的决定是否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体现了香港民主政治的进步？可以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跟回归前香港政府的产生过程比较一下。
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方式本质上属于殖民地的管治模式。港督作为英国国王统治香港的权力代表，其权力来源于伦敦的《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殖民地规例》，以及英国国王会同英国枢密院颁布的敕令等。在这种殖民统治的模式中，港督由近一万公里以外的伦敦任命，并大权独揽，主导整个香港社会的政治事务。当时香港的立法局仅是港督的咨询机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机构。在司法领域，尽管英国在香港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司法系统，但司法终审权却属于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称，香港困局考问英国道义责任
从回归之日起，香港原有的殖民统治结构得到根本改变，在中国的宪法体制下，香港开始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政治构架。基本法的通过，在香港民主发展上具有历史性意义。它不仅阐明了中央政府与香港地区的法律关系，而且给出了香港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给出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选举的基本形式。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对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按照这个政治改革的构架，全体香港人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方式，从提名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这在香港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分别来自38个界别分组，代表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团体及区域组织的1200人组成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
以2012年特首选举为例，当年723万香港总人口中，350万选民再选出24万9千名选举委员会投选人，并依照职业分为四个界别，各遴选出300人组成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最后选出行政长官。其程序完全依照《基本法》。而2017年的普选将组成更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3. 一些人将香港“占中”类比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占中”与“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什么区别？
从表面形式看，“占领中环”跟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群示威者占据了某个公共场所。但二者有本质性区别。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底层民众对社会贫富悬殊程度不断加深的一种抗议，针对的是美国不到1%的极富阶层。所以，抗议者虽然对华尔街资本、对美国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基本诉求不是针对美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度。几乎所有参与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并未对美国的基本体制提出革命性的要求。
尽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行动没有挑战美国宪法与相关法律制度，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仍于2012年3月在国会通过了《H.R.347》法案（全称“联邦改善限制性建筑和区域法案”），将“进入或滞留”指定的“限制”区域定性为刑事重罪，此法案在2012年3月8日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并于近期据此对一名在马路上书写反对大银行标语的抗议者判了重刑。由此可见，在美国，在公共场合表达利益诉求可以，但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决不允许任何挑战美国法律的行动出现。占中行动的发起人自诩要和“国际标准”接轨，但实际做法却和台湾太阳花运动中的目无法纪类似。
2011年，香港曾出现过一次响应“占领华尔街”的“占领中环”行动，到2012年9月，剩下的极少数示威者被强制带出汇丰总行地下的广场，此次占领行动结束。
今年的这次“占中”行动并不是源自对香港某种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抗议，不是呼吁社会解决现实中的某种矛盾和弊端，没有具体的利益诉求，而是针对中国的宪法、《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制度。
“占中”发起者的口号和纲领的政治色彩非常鲜明，其矛头直指中央政府在2014年6月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和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2017年香港普选的决定。
与美国“占领华尔街”希望解决社会问题和弊端不同，香港的“占中”行动是直接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挑战香港的法律制度。按照中国的法律（包括香港地区的相关法律），香港特区政府绝不可能允许非法“占领中环”长期持续下去。
“占领华尔街”与“占领中环”有本质不同
4. 发起“占中”运动的“占中三子”是谁？有何背景？
“占中”3名发起人分别是：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观察者网注：又称“占中三子”）。其中，戴耀廷系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健民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朱耀明系香港柴湾浸信会主任牧师、所谓“香港民主发展网络”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成员。
这三人作为“占中”运动的发起人，在香港媒体上频繁接受采访并公开撰写文章博取外界同情。
近期有媒体援引地缘政治研究学者Tony Cartalucci的研究报告称，“占中三子”是在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下策动此次“占中”运动的。Tony Cartalucci称他在翻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网页后，发现该组织与香港大学共同成立了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其中指“CCPL的成立目的是要在政改谘询的过程中，扩大公民的意见”，而“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2006年至2007年是CCPL成员之一。2013年至2014年，戴耀廷虽然已不是成员，但就至少3次出席该组织的会议，并领导该中心的一项有关政制发展的研究计划。
“占中三子”的“剃头秀”
另据凤凰卫视消息，一名自称老泛民、署名“民主真兄弟”的人士9月16日晚撰文称接到匿名人士爆料，指公民党英语组、“香港2020”9月5日晚举行会议，邀请外籍人士讨论政改，出席者包括两名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美情治人员和外国学者等40人，前经济司布简琼(Elizabeth Bosher)更是被陈方安生和李柱铭等人亲自送入会场。该人士上载4页会议记录及多张图片，显示会议由公民党主持，发起罢课的“学联”和“学民思潮”等均有代表出席。
同时媒体还曝光了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曾任职美国国防部和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的丹·盖瑞特的表态。丹·盖瑞特说“这次回美国向顶头上司汇报目前香港所处境况及我在港推动的工作进展。华盛顿要求继续在香港推动民间、社会力量争取民主诉求运动，尤其是推动青少年在社运扮演先锋角色”。他还承诺，“美国会保护学生领袖，包括赴外国留学、定居”。
但香港媒体普遍认为，在这次“占中”运动中，核心人物还要数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
黎智英在2014年7月21日的时候，被自称“壹传媒股民”的爆料人用900多份文件大起底。这些文件显示，黎智英曾赴台向多名台湾公民运动领导人就“占中”取经；与美国前副防长沃尔福威茨共赴缅甸投资；仅过去两年对香港泛民党派、团体和个人的“秘密捐款”就达4000万港元。
另据报道，日前在香港和内地网络上流传一则微信报料指，9月28日“占中”开始后港股连续下跌，股民损失惨重，但“占中”金主黎智英事前投巨资买空港股，获利已超10亿元。
一位股票公司老板透露：9月25日前后，黎智英在三大行一共做空了约2000张期指，部署完毕后，“占中”行动突然于28日提前启动，黎智英即高调支持，旗下的《苹果日报》大肆煽动上街，并每天向示威者提供大量餐食。同时，黎智英联络多名欧美基金经纪人，并吸引国际对冲基金等金融大鳄参与，全力作空港股，打压港元。有估算，“占中”短短几天以来，黎智英和其他背后搞手们一共获利超过100亿元，有网民对此表达不满，称“占中”最大赢家就是黎智英，而付钱的是港股投资者、公积金户口和本港商铺、旅游业者的盈利，呼吁有关机构介入调查。
5. “占中”冲突真的是香港深层次贫富、阶层矛盾的总爆发吗？
今天的香港社会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与矛盾来自于香港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但“占中”发起者却祸水北引，尽可能将矛盾变换成内地与香港、香港与中央之间的政治关系。
“占领中环”的发起人为了裹挟更多不关心政治，但却关切自身利益的民众加入对抗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行动，不惜撕裂香港社会，把香港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矛盾都归咎于内地居民与中央政府。在“占中”行动中，可以看到许多把矛头指向内地民众与中央政府的口号。
近十几年来，香港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边缘化，香港社会贫富悬殊日趋扩大，社会公平严重缺失。这些问题只有在维持香港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立足于香港的现实条件，因地制宜，逐步解决。对于香港经济遭遇的困难，中央政府对香港给与了巨大的支持与帮助。中央政府在1998年“港币保卫战”、在2003年香港遭受非典冲击时给与香港社会的巨大支持，世人有目共睹。
中央政府在1998年“港币保卫战”中击败索罗斯
现在，少数激进反对派为了一己目标，搞广场政治，这种已被近年来亚、非、东欧十几个国家证明，所谓的“某某革命”只是“西式民主祸水”，违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潮流，只能是害人害己，最终被香港民众所抛弃。
6. 香港主流民意对“占中”是什么态度？
时至今日，对内地网民来说迫切想要了解的一个情况就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到底对“占中”持怎样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抑或保持中立？
从香港本地的媒体上看，香港激进反对派总是占据港媒最大版面；从社交平台来看，普通香港民众又在通过拍摄视频等渠道呼吁参与示威的孩子们回家；一些评论认为，香港还有一大批“沉默的大多数”。香港普通民众对“占中”到底持怎样的态度？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9月28日援引了两份香港民调可供参考：香港研究协会的民调显示，六成受访者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普选方案；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的民调显示，五成半的受访者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普选方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自2013年4月以来，就“占中”问题陆续进行过5次民意调查（最近一次是2014年5月），5次调查中，明确反对“占中”的比例分别为51%、46%、55%、57%、56%，另有约一成受访者持中间立场、一成受访者表示“难讲”。
概言之，大部分香港市民并不支持“占中”。
而且，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近十几年来的调查显示，香港居民最关心的是民生经济，占比常年在80%以上。今年以来，虽然反对派动作频频，但民众中最关心政治问题的比例也仅在20%左右。
大批反“占中”香港市民开始动手清路障
7. “占中”对香港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内地游客自由行有什么影响？
“占中”发生后，香港首先作为金融中心受到冲击：29日上午，港元兑美元汇率贬值幅度创18个月的最大值。港股急挫近500点，港股巿值一天蒸发近5000亿港元（等于香港一年GDP的三分之一）。汇丰、渣打、中银香港、中信银行等在内的21家银行的37个营业点暂时关闭。
在民生方面，“占领中环”发生以来，消防处近两日的紧急服务受到堵塞影响，使得香港消防处12分钟抵达现场的服务承诺由超过九成跌至六、七成左右，这对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
另外据香港媒体9月30日报道：一位70岁老人与儿孙受“占中”导致的交通阻塞影响，原来20分钟的车程，却苦等5小时，最终未能赶到医院见患病的媳妇最后一面，儿子抱着媳妇的遗体痛哭。老人控诉“占中人士太自私”。
在自由行方面，“占中”不仅影响到内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选择，也影响到香港商户自身：
香港电台报道称，中国国家旅游局发布内部通知，以担心香港可能有安全问题为由，暂停批准旅行团到港。十一黄金周赴港购物的内地游客剧减，给香港商业带来较大影响。
“占中”行为已经严重影响香港市民生活，从股市、港元的急速下跌，从数十家银行分行暂停服务，从商户关门歇业，师生罢课，从核心地带交通瘫痪，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占中”每延长一小时，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就多痛苦一小时，而且受影响的市民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深。
受封路影响往中环看病的林婆婆，怒斥在铜锣湾静坐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教坏学生
8. 英美政府对“占中”是什么态度？为什么西方媒体的态度比西方政府的态度更加激进？
英国政府此次表态较以往比较谨慎。英国外交部9月28日声明称“香港人继续保持和行使包括示威在内的权利和自由很重要，但这一切需要在法律范畴内进行。”而美国政府则一如既往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克里在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均提起“占中”话题。王毅当面驳斥克里，重申“中方要求美方谨言慎行，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不向外部发出错误的信号。我们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完全有能力依法处理好当前的事态。”美国政府的最新表态趋于谨慎，希望香港民众在法律框架内提出诉求，并表标应该遵守《基本法》。
西方媒体对香港“占中”报道也连篇累牍。《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等西方主流纸媒，将“占中”美化为“雨伞革命”，期待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10月4日提前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香港非法集会参与者为封面报道，刻意将香港特区政府贴上“压迫”、“武力”、“殖民”的标签（究竟是哪个国家曾经殖民香港150年？相信读者都不需要回答。）。
新加坡外长尚穆根认为，西方媒体报道“占中”带有反华成见与不实报道
对此，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高级研究员John Ross在微博上评论：“西方媒体就香港问题的报道太虚伪。在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150年间，英国从未允许香港人选举香港总督，美国也没有因此抗议英国。现在中国为香港设计的体系远比英国民主得多，但美国媒体却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如果单从西方媒体上看，香港人民已经“起义了”、“革命了”，这是它们这些媒体的“自由”，见多了，我们只能以“呵呵”待之。
9. 香港反对派谴责警察为驱赶“占中”人群释放了催泪弹，释放催泪弹的行为是“过度/不合理使用武力”吗？
香港“占中”是未经审批的非法集会，数以万计香港民众非法聚集、严重堵塞交通。28日下午，在靠近金钟特区政府总部的警方防线受到示威者冲击，警方根据当时情况，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使用了胡椒喷剂，希望制止冲击行为，后期使用了催泪烟，以防止防线被冲击。
香港警方事后回应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使用了最低武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希望示威人士和警察之间有身体伤害，所以使用催泪烟来保持两者的距离”。
遍查世界各国处理示威、集会的案例，仅2008年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希腊、土耳其、希腊、巴西、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警方在多次不同性质的示威游行中使用过催泪弹。2010年10月17日，法国警察向示威学生投掷催泪弹，并拘捕200多人。2011年11月，法国警察又使用催泪弹驱赶反核人士。今年8月，美国密苏里州白人警员枪杀黑人青年一案发酵，案发地弗格森警方驱赶示威者，不但使用催泪弹，在驱赶记者时甚至威胁开枪。
香港本地记者在报道中称即便在释放催泪弹之后，香港警方也不断对示威民众释放善意，甚至搀扶他们。
香港警方回应“释放催泪弹”
10. 参与“占中”的许多年轻人认为他们在追求真正的民主，认为只要是为了追求民主，采取采取激进一点的手段没关系。这是否类似开罗、曼谷的街头政治？该如何判断此次“占中”诉求与方式是否符合民主与法治？
讨论、协商和妥协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式，而不允许少数人凭借非法的手段侵犯社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也是民主的基本原则。从这一点上看，香港社会最近出现的“占中”行动是完全跟民主原则背道而驰的，是在开民主的倒车。
香港激进反对派“占中”的行为是违反民主原则的。但是，“占中”人士却打着追求民主的旗号以忽悠世人。他们试图向世界表示，自己的行为尽管是违背民主原则的，但他们的美好理想是为了在香港实现更好的民主，只要认同他们的行动方式，民主政治就一定能实现。但问题在于，今天这种诉诸广场政治的手段真的能够实现民主的目标吗？
作为香港的居民，任何人都有权利提出自己对香港政治发展的看法和主张。香港社会中有少数人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满并不奇怪，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可以看到。
对于香港少数人质疑政治改革的意见，中央政府与香港社会一直给与了很好的尊重和充分表达的空间。但是，如果少数人唱着民主高调把自己看成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用侵犯、骑劫社会大众公共利益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加给香港社会，这是哪门子民主呢？这种剧本，近年来在曼谷、开罗、基辅反复上演过，香港在向它们学习吗？
讨论、协商和妥协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式，但某些人有意背道而驰。图为香港反对派议员向梁振英抛掷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