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撤台国军老兵后人的心里话
甲午战争120周年，大陆民间与官方多有触动与反应，特别是对于清朝参战官兵的“平反”，海祭甲午烈士的敬礼，令人悸动。
台湾除了极少数团体和个人，如夏潮联合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等举办了甲午史料展览和研讨会之外，多数人对甲午年这个特殊意义无感、无知或无视。民族复兴的主导权和解释权归属，以此可知。
台湾眷村老兵生活清苦
大陆领导不但肯定清朝抗日军人，也肯定民国的抗日军人。例如奉祀远征印缅的阵亡国军，以及最近的向内地抗战国军老兵致敬，以及将其纳入社保等政策。换言之，只要为了近代国家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奉献牺牲的中国军人，从清朝到民国，都受到主导中国梦的领导人的肯定。这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事实：近代日本侵略中国超过半世纪，是不分朝代的；反之，中国军人抗日卫国，跨越朝代的历史勋业。北京尊重这种历史事实，就掌控历史解释权的正当性。
然而，不分朝代的中国兵源多来自农村。辛亥革命时，新军打清军，前线是农家子弟的相互拼搏，双方喊着骂着上级指导的口号；解放战争时，共军打国军，前线还是农家子弟的相互拼搏，双方不共戴天地叫骂。民国骂清廷腐败，但腐败的清军中却有很多人为国抗日过；共和国骂民国反动，但反动国军中却也有很多人为国抗日过。革命建国之后，不能不辩证地看待前代人与事。历史的合力构成历史选择；历史的选择，常常超乎个人的意志，尽管后者是历史合力的来源之一。
在今年台北的“二二八事件67周年座谈会”上，《海峡评论》总编辑王晓波教授说：“军队是没有意志的，它就像一把刀……”这话不是说军人本身没有信仰和人格，而是强调控制军队意志的不可逆性，一如历史选择的不可逆。就在这座谈会的前一天，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北京强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教育的同时，台北却让岛内感受到美化日帝殖民统治的氛围。后者目前的军队，因而被拜美亲日的意志驱策为仇共反中的一把刀，背离反帝救亡、振兴中华的建军初衷，这在钓鱼岛问题上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王教授还说了一句特别的话：“内战无英雄！”这话仁智互见。历史总是铭记因内战而统一国家的领导人，俾斯麦、林肯与毛泽东如此，连蒋介石也曾如此；成王败寇的现实，莫过于内战。然而蒋介石所以由王沦寇，又正因为内战败北；“汉贼不两立”，反成了他的致命心病。
当然，近代内战建国的正当性，还取决于领导人对外部压力的反制成败，林肯就顶住了欧洲国家利用美国内战的压制。辛亥倒满之后，民国领导换人如跑马灯，国家则四分五裂；日美帝国主义相继扑来，蒋介石招架乏力，惨胜接着惨败。毛泽东则出兵南北境外，打得美帝灰头土脸，伸手求和，共和国得到举世承认。
蒋介石先成于北伐统一，再成于反帝抗日，其中都有国共合作的成分。国共决裂之后，蒋不但败于内战，还坐困于美日外部势力，自甘为外侮犬马，这就根本注定了他被中国历史否定的命运。西方学界和政界评价蒋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并非基于怜惜他的遭遇，而是埋怨他让一个不受西方控制的新中国诞生。近年西方有些文人特意美化蒋介石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不无在文化上曲线否定中共建政的历史正当性的用心。
但“内战无英雄”还是有某种道理的。许多原是为了抵御日帝侵略而奔赴前线的农村子弟，曾用他们的生命和青春响应历史的召唤，而顶立天地之间；但不旋踵又被迫卷入内战漩涡，或战死、或伤残、或被俘、或改造，有些继而撤居一岛之内，离乡别亲40年。仓皇间，历史并没有给后者太多的启蒙和选择机会，就选择了遗忘他们。他们不由自主地沦落在“反动派”阵营，成了一把欠缺自由意志的刀。而“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尘世沧桑，自不堪回首，更不堪英雄。
台北动员“建国百年”那阵子，岛内长年被谑称为“老芋仔”的他们，忽然间被吹捧为“捍卫台湾的勇者”。在长达近60年之后，等到他们死的死、老的老、归乡的归乡，尽几昏聩失能、凋零殆尽之时，幡然有人追奉他们是“台湾现代化的开创者”了；还拍了部纪录片《最后岛屿》，说是对他们“一个温柔的敬礼”云云。彷佛半个多世纪来，除了选举热季，他们不曾存在过；而为了“建国百年”的帮衬需要，他们才给人拿出来当作敬礼道具。
龙应台美称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60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的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内战兵败，因而台湾文明？说得莫测高深，一如郝柏村说出“没有反共戒严，哪来台湾民主”的逻辑。事实上，不同于那些都会区高层外省军公教（观察者网注：军公教，即军人、“公务员”、教师三者的合称。三者的薪资都由台湾“政府”发给的，且待遇优厚，常常引起蓝绿双方的政治攻防）的思维；反共内战，和驱策自己走向反帝初衷对立面的矛盾路径，荒白了这群离乡老兵的生命与信仰。随着兵败而来的家国格局和敌友认知，则荒谬了这“最后岛屿”的价值与意义。
老兵们看过对“林毅夫叛逃案”高谈军人武德与气节的“国防部长”，因为美国侵伊刽子手拉姆斯菲尔德送了他一颗袖扣，而对着媒体举手展示喜不自胜的表情。听过这位不曾参与抗战的岛内二级上将，自外于中国历史，否认国军是中国军人的言语。又看着他因为岛内一个管训致死的下士，而黯然下台。
他们还看过短短6天后，接任的“国防部长”，又因涉嫌抄袭内地学者的翻译作品来臆造共军攻台的《决战时刻》，而踉跄下台。
他们也风闻岛内三军“统帅”对日本右翼政客说：“台湾一直都支持《美日安保条约》，并认为这是东亚安定的基础。”美日声称安保范围涵盖钓鱼岛，是120年来中国人民族复兴未竟的标志；但前一个岛内三军统帅却赴日加持“大东亚圣战”还魂，并鼓励东京制定《与台湾关系法》。
于是，这群被历史遗忘的撤台国军老兵，慢慢接受自己被历史遗忘的事实；或许还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忘了自己的过去。
他们处在分裂的当代中国，只能任凭岛内当局利用他们的不由自主，来妆点自己的正当性。他们可能没什么伟大的信念，当初就像羊群那般被驱上战火前线；可他们无人希望国家分裂对立，无人希望帝国主义染指中国主权领土，无人不以中国军人自居，因而成为岛内棘手的异类，允为事实。他们守着一方不知终局何为的孤岛，日夜准备着厮杀来自内地故乡的敌人——勿宁谓是来自他们自己内心的敌人，年年岁岁，那是他们的命运。
有人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但在所有美丽的台湾人当中，只有一位作家——陈映真，曾以小说《将军族》、《累累》和《归乡》等作品，深刻而同情地关心过这一整个世代撤台底层老兵的离散生涯。
这些老兵不同于都会区的高层军公教。后者有能力携家带眷随着国府抢运的黄金白银撤台，他们子女受到相对完整的照护，进以迁居美加，退以称号“民国”。这些撤台拜美的民国遗老遗少，与岛内亲日的皇民遗老遗少诡异地媒合起来，独占台湾社会体制和心理结构的上端。
但撤台老兵的故乡是内地农村，出身贫农家庭。他们撤台后，因为“反攻大陆”的需要，被《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暂调条例》和微薄的薪俸限制了婚姻的权利与条件，并被加上一张“战士授田证”和几处“军中乐园”来麻痹他们的人格。迨耗光他们的青春与意志之后，当局就安排他们居住简陋的眷村或者偏乡的荣家，多数人因此孑然一身至孤独地死去。
“军中乐园”
勉强想成家的撤台退役老兵，只有和被压迫到社会底层的原住民和偏乡贫困的闽客女子，堪称门当户对。都会型政客学人口惠的“族群融合”与“老夫少妻”等，之所以从来不是这些老兵家庭的政治焦虑，是后者的阶级属性使然。
他们原是党国意志的一把刀，后来就是被历史遗忘或被社会扭曲的破铜烂铁。但他们不是党国意志本身，没有岛国想象；他们愤恨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台军火交易无感；他们毕生素朴，没去过百货公司与咖啡厅，不懂得股票与投资；他们人单势孤，除了祖国和平统一、两岸自由往来的孤独愿望，没曾想过移民海外。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同是非主流的抗日反帝的岛内左翼前辈一样，随着生命凋萎而被台湾社会和历史遗忘。
蓝营高层从来只闻以“二二八”为政治神主的绿营都会型老政治犯，却无视岛内以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为毕生职志而散居工农群体的台湾老红帽，一如他们无视除了选举时刻以外，那群被党国意志绑架人生的老兵。
我曾识得一位居住台湾彰化荣家的老人，名叫罗林，出生于重庆。蒋介石在抗战末期号召青年军之前，16岁的罗林就辍学参加了杜聿明在昆明组建的伞兵团。作为特种部队，国军伞兵采用全套美式的装备、训练和待遇，后来扩编为三个团。撤台前夕，伞兵第三团选择留在大陆，而罗林是一团的战士。
65岁那年，罗林初次返乡探亲。后来年逾古稀的他曾送我一本旧黄的日历，背面全是他的水墨书画，有思亲、有乡愁、有时评：“……失恃孤雏天有佑，亦仗母灵冥辅功。当年撇下六儿女，思维痛唁杜鹃红。”“漫谈别后风霜苦，且放尊前岁月新。……梅花不是因寒勒，有意含香待主人。”“……战争给民斑斑苦，和平要待多少春。中华杰人没雅士，好在有个邓小平！”“生长在中国是多么痛苦；做一个蒋介石的爱国青年，更是苦上加苦……”
罗林以老年的自己，书写自己的青年；以巍颤颤的枯癯的手，悼念自己风干的红颜与壮志。这是在一个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记得的社会里，微弱地抵抗着遗忘的历史。孤身一人的他，如今躺在荣医长期照护病房里，插管呼吸，无意识地等待人生终点。没有人知道他的半世纪流离具体经历过什么，只记得他老叨念着以前总有人要陷害他。后来的失忆失智，许才是对他人生“苦上加苦”的解放吧！作为晚辈，我无能为他的晚年或后事做点什么，连他内地的旁系血亲来电打听，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只因为他与我没有亲属关系。但却因为他，我才能知道曾与他相识的岳父的故乡，位于河南新郑市龙湖镇的大司村。
我从没见过岳父，他在我妻10岁时亡故，留下寡妇孤女。岳父在故乡读到高中，抗战后期对家人说要出去干一番大事，原来是去参加国军抗战。战后国共决裂期间，他脱离了部队，却也没回故乡，而是跟人辗转来到台湾开矿。矿场后来倒闭，两岸也分断了，回不去故乡的他在台湾成家，却因一场车祸意外而平添悲剧。没有军眷俸给的寡妇孤女自力更生，含辛茹苦……直到去年7月，已为人母的孤女伴着年迈的寡妇和一家大小，头一次来到我岳父的故乡，豫剧二团来村里整整唱了三天。我妻的堂弟曾在QQ里说：“姊，我爸生前说了，将来台湾的亲人回乡，要唱三天大戏。这是他的临终遗愿，我们都等着这一天……”
据说，岳父的母亲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她有个儿子在台湾……但我想，如果她知道这个长子在台湾的遭遇，怕只有心碎了吧！
类似的两岸故事，也发生在今年离世的我父亲身上。他生于湖南攸县坪阳庙乡的一个农村，15岁时，他虚报年龄参加国军防空兵，对日抗战4年，战事结束仍不得返乡。撤台后，由于迟婚的关系，我出生时，他已45岁，因而形成一种特别的世代鸿沟。
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到撤台国军老兵与其后辈的世代鸿沟之所以巨大，实因为国家分断的背景使然。随着岛内外的时势变迁，这种背景不断加大他们不被理解和不被接受的悲剧；一如他们自己在两岸分断的体制下，往来于“台胞”和“老芋仔”称呼之间的不被理解与接受。有些更可悲的是，由于分断体制下的世代鸿沟，使得部分老兵的后代，自觉或不自觉，走向自己祖国的对立面，投向老兵们当年不惜生死与之拼搏到底的敌人的怀抱。
但是，当今例如我这样撤台国军老兵的后代，能够有别于余英时和龙应台之类的中国认知与价值认同，没去跟拜西方文化与价值膝下，正归因于我父执辈的生命史，和那些挖掘时代弃子的本土作家学人们的孜孜不倦。一如没有后者孜孜不倦挖掘本土革命志士的生命史，我或以为台湾史就是岛内蓝绿媒合的教科书所述那般。
深植我父执辈意识里的中国人认知与价值，只是最素朴的民族情感与生活方式。明说的反共抗俄与不说的拜美亲日，对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乱世浮萍而言，是高不可攀的意识形态纠葛。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遭遇，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正当性与政治必然性，相较于那些口沫横飞的吹嘘与诅咒。
换言之，出于生命经验和生活教训，撤台国军底层老兵体现的反战、和平、统一的人格气质，沉默却又顽固，这让岛上的“去中国化”处理产生过麻烦。老兵本身是近代中国的活教材，他们是庶民中国在两岸的脐带，给养了岛上两岸统一的胎动。这不是说台北高层没有自己的人生经验，而是独占性私利与相应的意识形态，实际主宰了台北高层的思维和言行。后者在岛上各色的两岸关系论调，显得流于权术和修辞，没有使人落实心底的大气。“反动派”本身存有阶级矛盾，岛上民国遗老与皇民遗老曾经的“肝胆相照”，就说明阶级矛盾才是省籍矛盾表象下的本质。
今年6月，黄埔建军90周年，台湾各大日报的论坛上，多数所谓纪念黄埔建军的文章，不是避重就轻，就是标新立异，明摆着为岛内政治服务而已。仅有一篇《黄埔90 国家仍分裂》的投书，堪称直面国共合作、振兴中华的历史渊源和主题。
黄埔出身的郝柏村最近说了：“中华民国的前途应由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其子郝龙斌则仍主张台湾2300万人决定论。可当年郝上将、郝院长大权在握时，为什么不那样说呢？父子俩表面的世代矛盾，拿到美台军火交易的命题下，就不再是问题了。刚结束访美行程的岛内“民代”们，不分蓝绿地向白宫官员喊弱邀怜，只是又一旁证。
没有基于生民大利与大义的台湾前途论，每像是镜花水月，特别是出于台北高层之口。反之，立基于天下生民的领导力量，终能解决内战，步上民族复兴历史正当性的轨道，从而使其政治必然性得道多助。这种“道”，取决于天下生民，由是而有相应的制度与决策，和最终的历史定位。
斯人已逝，盖棺论定。忆起年逾古稀的王应文（观察者网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华渡海兴台会”创始人兼理事长，坚决反对台独，其父为一江山岛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王生明少将，战殁于该岛。）曾在一江山岛制高点上祭告：“仅以薄酒，向于此洒下鲜血的国共将士致上无限追思与敬意。”超克内战与个人恩仇的言语，莫过于此。他那非黄埔系国军的父亲王生明，被冠以“内战英雄”称谓，岂不是最讽刺的悲剧？遑论其麾下千余名的老兵了。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撤台国军底层老兵，尽管是“反动派”的一把刀，也曾像甲午军人那样挥向侵略祖国的敌人；后来又挥向自己的命运，而成为终生无处可告的伤痛。整个过程，他们无言，只能默默承受后人不及承受的历史安排。现在，这把刀虽然已经锈蚀残破，虽然依旧无言，但它存在本身就等于在扎向蓝绿媒合网织起来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