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撤台国军老兵后人的心里话
甲午战争120周年,大陆民间与官方多有触动与反应,特别是对于清朝参战官兵的“平反”,海祭甲午烈士的敬礼,令人悸动。
台湾除了极少数团体和个人,如夏潮联合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等举办了甲午史料展览和研讨会之外,多数人对甲午年这个特殊意义无感、无知或无视。民族复兴的主导权和解释权归属,以此可知。

台湾眷村老兵生活清苦
大陆领导不但肯定清朝抗日军人,也肯定民国的抗日军人。例如奉祀远征印缅的阵亡国军,以及最近的向内地抗战国军老兵致敬,以及将其纳入社保等政策。换言之,只要为了近代国家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奉献牺牲的中国军人,从清朝到民国,都受到主导中国梦的领导人的肯定。这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事实:近代日本侵略中国超过半世纪,是不分朝代的;反之,中国军人抗日卫国,跨越朝代的历史勋业。北京尊重这种历史事实,就掌控历史解释权的正当性。
然而,不分朝代的中国兵源多来自农村。辛亥革命时,新军打清军,前线是农家子弟的相互拼搏,双方喊着骂着上级指导的口号;解放战争时,共军打国军,前线还是农家子弟的相互拼搏,双方不共戴天地叫骂。民国骂清廷腐败,但腐败的清军中却有很多人为国抗日过;共和国骂民国反动,但反动国军中却也有很多人为国抗日过。革命建国之后,不能不辩证地看待前代人与事。历史的合力构成历史选择;历史的选择,常常超乎个人的意志,尽管后者是历史合力的来源之一。
在今年台北的“二二八事件67周年座谈会”上,《海峡评论》总编辑王晓波教授说:“军队是没有意志的,它就像一把刀……”这话不是说军人本身没有信仰和人格,而是强调控制军队意志的不可逆性,一如历史选择的不可逆。就在这座谈会的前一天,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北京强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教育的同时,台北却让岛内感受到美化日帝殖民统治的氛围。后者目前的军队,因而被拜美亲日的意志驱策为仇共反中的一把刀,背离反帝救亡、振兴中华的建军初衷,这在钓鱼岛问题上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王教授还说了一句特别的话:“内战无英雄!”这话仁智互见。历史总是铭记因内战而统一国家的领导人,俾斯麦、林肯与毛泽东如此,连蒋介石也曾如此;成王败寇的现实,莫过于内战。然而蒋介石所以由王沦寇,又正因为内战败北;“汉贼不两立”,反成了他的致命心病。
当然,近代内战建国的正当性,还取决于领导人对外部压力的反制成败,林肯就顶住了欧洲国家利用美国内战的压制。辛亥倒满之后,民国领导换人如跑马灯,国家则四分五裂;日美帝国主义相继扑来,蒋介石招架乏力,惨胜接着惨败。毛泽东则出兵南北境外,打得美帝灰头土脸,伸手求和,共和国得到举世承认。
蒋介石先成于北伐统一,再成于反帝抗日,其中都有国共合作的成分。国共决裂之后,蒋不但败于内战,还坐困于美日外部势力,自甘为外侮犬马,这就根本注定了他被中国历史否定的命运。西方学界和政界评价蒋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并非基于怜惜他的遭遇,而是埋怨他让一个不受西方控制的新中国诞生。近年西方有些文人特意美化蒋介石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不无在文化上曲线否定中共建政的历史正当性的用心。
但“内战无英雄”还是有某种道理的。许多原是为了抵御日帝侵略而奔赴前线的农村子弟,曾用他们的生命和青春响应历史的召唤,而顶立天地之间;但不旋踵又被迫卷入内战漩涡,或战死、或伤残、或被俘、或改造,有些继而撤居一岛之内,离乡别亲40年。仓皇间,历史并没有给后者太多的启蒙和选择机会,就选择了遗忘他们。他们不由自主地沦落在“反动派”阵营,成了一把欠缺自由意志的刀。而“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尘世沧桑,自不堪回首,更不堪英雄。
台北动员“建国百年”那阵子,岛内长年被谑称为“老芋仔”的他们,忽然间被吹捧为“捍卫台湾的勇者”。在长达近60年之后,等到他们死的死、老的老、归乡的归乡,尽几昏聩失能、凋零殆尽之时,幡然有人追奉他们是“台湾现代化的开创者”了;还拍了部纪录片《最后岛屿》,说是对他们“一个温柔的敬礼”云云。彷佛半个多世纪来,除了选举热季,他们不曾存在过;而为了“建国百年”的帮衬需要,他们才给人拿出来当作敬礼道具。
龙应台美称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60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的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内战兵败,因而台湾文明?说得莫测高深,一如郝柏村说出“没有反共戒严,哪来台湾民主”的逻辑。事实上,不同于那些都会区高层外省军公教(观察者网注:军公教,即军人、“公务员”、教师三者的合称。三者的薪资都由台湾“政府”发给的,且待遇优厚,常常引起蓝绿双方的政治攻防)的思维;反共内战,和驱策自己走向反帝初衷对立面的矛盾路径,荒白了这群离乡老兵的生命与信仰。随着兵败而来的家国格局和敌友认知,则荒谬了这“最后岛屿”的价值与意义。
老兵们看过对“林毅夫叛逃案”高谈军人武德与气节的“国防部长”,因为美国侵伊刽子手拉姆斯菲尔德送了他一颗袖扣,而对着媒体举手展示喜不自胜的表情。听过这位不曾参与抗战的岛内二级上将,自外于中国历史,否认国军是中国军人的言语。又看着他因为岛内一个管训致死的下士,而黯然下台。
他们还看过短短6天后,接任的“国防部长”,又因涉嫌抄袭内地学者的翻译作品来臆造共军攻台的《决战时刻》,而踉跄下台。
他们也风闻岛内三军“统帅”对日本右翼政客说:“台湾一直都支持《美日安保条约》,并认为这是东亚安定的基础。”美日声称安保范围涵盖钓鱼岛,是120年来中国人民族复兴未竟的标志;但前一个岛内三军统帅却赴日加持“大东亚圣战”还魂,并鼓励东京制定《与台湾关系法》。
于是,这群被历史遗忘的撤台国军老兵,慢慢接受自己被历史遗忘的事实;或许还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忘了自己的过去。
他们处在分裂的当代中国,只能任凭岛内当局利用他们的不由自主,来妆点自己的正当性。他们可能没什么伟大的信念,当初就像羊群那般被驱上战火前线;可他们无人希望国家分裂对立,无人希望帝国主义染指中国主权领土,无人不以中国军人自居,因而成为岛内棘手的异类,允为事实。他们守着一方不知终局何为的孤岛,日夜准备着厮杀来自内地故乡的敌人——勿宁谓是来自他们自己内心的敌人,年年岁岁,那是他们的命运。
有人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但在所有美丽的台湾人当中,只有一位作家——陈映真,曾以小说《将军族》、《累累》和《归乡》等作品,深刻而同情地关心过这一整个世代撤台底层老兵的离散生涯。
这些老兵不同于都会区的高层军公教。后者有能力携家带眷随着国府抢运的黄金白银撤台,他们子女受到相对完整的照护,进以迁居美加,退以称号“民国”。这些撤台拜美的民国遗老遗少,与岛内亲日的皇民遗老遗少诡异地媒合起来,独占台湾社会体制和心理结构的上端。
但撤台老兵的故乡是内地农村,出身贫农家庭。他们撤台后,因为“反攻大陆”的需要,被《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暂调条例》和微薄的薪俸限制了婚姻的权利与条件,并被加上一张“战士授田证”和几处“军中乐园”来麻痹他们的人格。迨耗光他们的青春与意志之后,当局就安排他们居住简陋的眷村或者偏乡的荣家,多数人因此孑然一身至孤独地死去。

“军中乐园”
勉强想成家的撤台退役老兵,只有和被压迫到社会底层的原住民和偏乡贫困的闽客女子,堪称门当户对。都会型政客学人口惠的“族群融合”与“老夫少妻”等,之所以从来不是这些老兵家庭的政治焦虑,是后者的阶级属性使然。
他们原是党国意志的一把刀,后来就是被历史遗忘或被社会扭曲的破铜烂铁。但他们不是党国意志本身,没有岛国想象;他们愤恨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台军火交易无感;他们毕生素朴,没去过百货公司与咖啡厅,不懂得股票与投资;他们人单势孤,除了祖国和平统一、两岸自由往来的孤独愿望,没曾想过移民海外。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同是非主流的抗日反帝的岛内左翼前辈一样,随着生命凋萎而被台湾社会和历史遗忘。
蓝营高层从来只闻以“二二八”为政治神主的绿营都会型老政治犯,却无视岛内以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为毕生职志而散居工农群体的台湾老红帽,一如他们无视除了选举时刻以外,那群被党国意志绑架人生的老兵。
我曾识得一位居住台湾彰化荣家的老人,名叫罗林,出生于重庆。蒋介石在抗战末期号召青年军之前,16岁的罗林就辍学参加了杜聿明在昆明组建的伞兵团。作为特种部队,国军伞兵采用全套美式的装备、训练和待遇,后来扩编为三个团。撤台前夕,伞兵第三团选择留在大陆,而罗林是一团的战士。
65岁那年,罗林初次返乡探亲。后来年逾古稀的他曾送我一本旧黄的日历,背面全是他的水墨书画,有思亲、有乡愁、有时评:“……失恃孤雏天有佑,亦仗母灵冥辅功。当年撇下六儿女,思维痛唁杜鹃红。”“漫谈别后风霜苦,且放尊前岁月新。……梅花不是因寒勒,有意含香待主人。”“……战争给民斑斑苦,和平要待多少春。中华杰人没雅士,好在有个邓小平!”“生长在中国是多么痛苦;做一个蒋介石的爱国青年,更是苦上加苦……”
罗林以老年的自己,书写自己的青年;以巍颤颤的枯癯的手,悼念自己风干的红颜与壮志。这是在一个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记得的社会里,微弱地抵抗着遗忘的历史。孤身一人的他,如今躺在荣医长期照护病房里,插管呼吸,无意识地等待人生终点。没有人知道他的半世纪流离具体经历过什么,只记得他老叨念着以前总有人要陷害他。后来的失忆失智,许才是对他人生“苦上加苦”的解放吧!作为晚辈,我无能为他的晚年或后事做点什么,连他内地的旁系血亲来电打听,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只因为他与我没有亲属关系。但却因为他,我才能知道曾与他相识的岳父的故乡,位于河南新郑市龙湖镇的大司村。
我从没见过岳父,他在我妻10岁时亡故,留下寡妇孤女。岳父在故乡读到高中,抗战后期对家人说要出去干一番大事,原来是去参加国军抗战。战后国共决裂期间,他脱离了部队,却也没回故乡,而是跟人辗转来到台湾开矿。矿场后来倒闭,两岸也分断了,回不去故乡的他在台湾成家,却因一场车祸意外而平添悲剧。没有军眷俸给的寡妇孤女自力更生,含辛茹苦……直到去年7月,已为人母的孤女伴着年迈的寡妇和一家大小,头一次来到我岳父的故乡,豫剧二团来村里整整唱了三天。我妻的堂弟曾在QQ里说:“姊,我爸生前说了,将来台湾的亲人回乡,要唱三天大戏。这是他的临终遗愿,我们都等着这一天……”
据说,岳父的母亲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她有个儿子在台湾……但我想,如果她知道这个长子在台湾的遭遇,怕只有心碎了吧!
类似的两岸故事,也发生在今年离世的我父亲身上。他生于湖南攸县坪阳庙乡的一个农村,15岁时,他虚报年龄参加国军防空兵,对日抗战4年,战事结束仍不得返乡。撤台后,由于迟婚的关系,我出生时,他已45岁,因而形成一种特别的世代鸿沟。
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到撤台国军老兵与其后辈的世代鸿沟之所以巨大,实因为国家分断的背景使然。随着岛内外的时势变迁,这种背景不断加大他们不被理解和不被接受的悲剧;一如他们自己在两岸分断的体制下,往来于“台胞”和“老芋仔”称呼之间的不被理解与接受。有些更可悲的是,由于分断体制下的世代鸿沟,使得部分老兵的后代,自觉或不自觉,走向自己祖国的对立面,投向老兵们当年不惜生死与之拼搏到底的敌人的怀抱。
但是,当今例如我这样撤台国军老兵的后代,能够有别于余英时和龙应台之类的中国认知与价值认同,没去跟拜西方文化与价值膝下,正归因于我父执辈的生命史,和那些挖掘时代弃子的本土作家学人们的孜孜不倦。一如没有后者孜孜不倦挖掘本土革命志士的生命史,我或以为台湾史就是岛内蓝绿媒合的教科书所述那般。
深植我父执辈意识里的中国人认知与价值,只是最素朴的民族情感与生活方式。明说的反共抗俄与不说的拜美亲日,对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乱世浮萍而言,是高不可攀的意识形态纠葛。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遭遇,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正当性与政治必然性,相较于那些口沫横飞的吹嘘与诅咒。
换言之,出于生命经验和生活教训,撤台国军底层老兵体现的反战、和平、统一的人格气质,沉默却又顽固,这让岛上的“去中国化”处理产生过麻烦。老兵本身是近代中国的活教材,他们是庶民中国在两岸的脐带,给养了岛上两岸统一的胎动。这不是说台北高层没有自己的人生经验,而是独占性私利与相应的意识形态,实际主宰了台北高层的思维和言行。后者在岛上各色的两岸关系论调,显得流于权术和修辞,没有使人落实心底的大气。“反动派”本身存有阶级矛盾,岛上民国遗老与皇民遗老曾经的“肝胆相照”,就说明阶级矛盾才是省籍矛盾表象下的本质。
今年6月,黄埔建军90周年,台湾各大日报的论坛上,多数所谓纪念黄埔建军的文章,不是避重就轻,就是标新立异,明摆着为岛内政治服务而已。仅有一篇《黄埔90 国家仍分裂》的投书,堪称直面国共合作、振兴中华的历史渊源和主题。
黄埔出身的郝柏村最近说了:“中华民国的前途应由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其子郝龙斌则仍主张台湾2300万人决定论。可当年郝上将、郝院长大权在握时,为什么不那样说呢?父子俩表面的世代矛盾,拿到美台军火交易的命题下,就不再是问题了。刚结束访美行程的岛内“民代”们,不分蓝绿地向白宫官员喊弱邀怜,只是又一旁证。
没有基于生民大利与大义的台湾前途论,每像是镜花水月,特别是出于台北高层之口。反之,立基于天下生民的领导力量,终能解决内战,步上民族复兴历史正当性的轨道,从而使其政治必然性得道多助。这种“道”,取决于天下生民,由是而有相应的制度与决策,和最终的历史定位。
斯人已逝,盖棺论定。忆起年逾古稀的王应文(观察者网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华渡海兴台会”创始人兼理事长,坚决反对台独,其父为一江山岛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王生明少将,战殁于该岛。)曾在一江山岛制高点上祭告:“仅以薄酒,向于此洒下鲜血的国共将士致上无限追思与敬意。”超克内战与个人恩仇的言语,莫过于此。他那非黄埔系国军的父亲王生明,被冠以“内战英雄”称谓,岂不是最讽刺的悲剧?遑论其麾下千余名的老兵了。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撤台国军底层老兵,尽管是“反动派”的一把刀,也曾像甲午军人那样挥向侵略祖国的敌人;后来又挥向自己的命运,而成为终生无处可告的伤痛。整个过程,他们无言,只能默默承受后人不及承受的历史安排。现在,这把刀虽然已经锈蚀残破,虽然依旧无言,但它存在本身就等于在扎向蓝绿媒合网织起来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