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成兴：民主重生还看中国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网站，原题“Look to Asia for the rebirth of democracy”，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刊发，杨晗轶译。】
请想象这样的情景：清晨，你从睡梦醒来，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社会如此不公，经济机会不平等，少数社会精英得到了一切，大多数人只能在匮乏的条件中苦苦挣扎。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你的灵魂每天都会渴望更好的体制。
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歧视盛行、官员以权谋私、精英收刮民脂民膏的社会。
那么，我们自然想跳出这样的体制。我们要的，不过是一块公平的竞技场；一个公正、公开、透明的体制；一个任用贤能的体制。
世界的方向
如果我的描述引起了你的共鸣，那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世界没那么糟糕。生活更美好，既是你个人的愿望，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愿景——实际上，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不断实现这个愿景。25年前，西方某些观察者们看到了苏联的崩溃，便宣称历史已终结。这一套历史终结论的核心是，只有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成功有效地组织社会。还有什么政治体制能比一人一票——让所有人民平等选拔领导人——更公平、更公开、更透明呢？还有什么能比不问社会地位、家庭出身、人脉关系的自由市场更符合选贤任能的精神呢？
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构架，都深得技术专家和顶层设计者们青睐。在理论上，这套体制具有魔法般神奇的智能：你只需为这套体制设定规则，然后启动它，就能高枕无忧地等待体制自动运转，并按最优结果执行。偶尔遇上干扰，早已设定好的规则允许这套体制创新、变通、适应，然后它会自动回稳，重新达成最优结果。
美国、英国和大西洋两岸的其他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同一套原则。不少观察者们认为跨大西洋轴心是承载这套原则的中流砥柱，也是推广它们的动力所在。所以，即使所有经济体有朝一日都可以进入富国俱乐部，但跨大西洋轴心才是繁荣与成功的源头。事实上，它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70年，全世界仅有45个民主国家；2010年，这个数字膨胀到了115。
然后，世界再次改变了
然而接下来，历史做出了决定：人类社会还没有走到尽头。首先，世界迎来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彼时，危机如海啸般摧枯拉朽地击毁全球各地的金融系统——而海啸的核心，正是这条跨大西洋轴心。世界金融市场总值缩水26万亿美元（世界全年总产值的一半），估计造成3400万人失业，世界金融系统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正统派”转而清洗那些胆敢批评市场竞争、直言银行“大而不倒”、公民福利分配严重不公的“异端学说”。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所有好东西——种类繁多的消费品、在竞争中降低的价格、改善民生的创新——似乎都被忘记或不公正地忽略了。
为了进一步展现这种叙事，下面还有更糟糕的消息：
世界最大的一党制国家——远离跨大西洋轴心的中国——即将取代稳坐世界经济第一宝座140年的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不仅如此，当西方世界越来越不平等的时候；当西方社会中1%的高收入人群严重扭曲财富分配，达到百年罕见地步的时候，中国在仅仅三十年里，就让6亿多人民摆脱了贫困。
全球金融危机中，许多人表达出这样的看法：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西方的进口，随着西方开始紧缩，中国经济将遭遇灾难。然而，从2007年到2012年，正是中国给全球经济注射了强心剂，其贡献三倍于美国。
即使德国向欧洲邻国和美国（德国历史上除欧洲外最大的出口市场）的出口贸易都在大幅萎缩，但这个目前最成功的欧洲经济体仍通过销往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保持着自身的经济增长。
德国出口（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数据，2011年）
向东大转移，1980-2050（来源：《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柯成兴著，2011年）
过去30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都崛起了，导致原本位于跨大西洋轴心上的世界经济重心向东移动了5000公里，落在波斯湾上。如果未来增长轨迹继续按当前的情势发展，世界经济重心将很快落在中印边界上，相距传统的经济极点足有10个时区之远。
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切本不应发生。20年前，当时苏联刚垮台，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道：
“站在2010年看未来，以近期趋势预测未来将是亚洲的天下，恐怕跟站在勃列日涅夫叱咤风云的1960年代，预测苏联工业将独霸全球的老派预言家一样愚蠢。”
是的，到2010年人们确实发现，按过去的经济趋势外推，得出的结论并不准确。但这些推测不是过于乐观，而是过于保守了。
虽然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勉强算得上市场导向，但它们并不全心全意地认同“只有选举民主才能带来经济繁荣”这种观点。2013年9月，当澳大利亚迎来新总理时，澳国防部前任高官休·怀特认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立场将发生变化：
“……阿博特的保守主义也使他倾向于对现代中国感到不安。他与西方许多人——不止保守主义者——一样，对一党专政、却能如此快速地增长壮大的中国感到不自在。共产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垮台，使他们深信民主原则能一统全球，而中国的崛起则挑战了这种信念。”
发生了什么
难道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体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要素？难道历史终结论的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为什么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能够创新和适应，而原被看好的民主体制却不如中国的体制健康茁壮呢？
我们必须纠正错误的观点。正如李世默提醒我们的那样，中国的体制是真正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体制，中国是一个在许多领域不拘一格创新的国家：政策调整幅度包括激进的土地集体化、大跃进、文革、农地“准私有化”、市场改革、现代化、城市化、吸收民营企业家入党等等。高层官员和党的领导人废除终身制，改为任期制，并把退休年龄定在70岁。这一点，连许多高校都做不到——即使学术界清楚创新的重要性。
经验
显然，研究我描述的这些问题需要非凡的精力和对细节的专注。另外，历史仍有可能沿着未能预见的方向发展。不管怎样，我都不敢妄下结论说某种体制一定比另一种体制优越。我认为，事实说明，许多路径都通往繁荣与成功。试图一劳永逸地宣告某个体制是最优秀的（或是“最不坏的”）做法，几乎都是愚蠢的。一方面，声称某种体制“无法持续”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专制；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应该认清，从逻辑上讲，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万金油。历史上，没有任何体制能千秋万代持续下去。
为了让讨论更加充实，我们应该这样看——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往往流于简单漂亮的口号，它们代表着所有光鲜动人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民主最终的意义，远比那条通往投票箱的路更加高尚、更加重要。民主所代表的东西应该是：每个政府、每个统治者每天都应充满忧患意识；时刻保持清醒，明白自身权力是建立在流沙般的民意上的；每天都应该为提高人民福祉不懈努力。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和其他所谓“专制”的亚洲经济体政府已远比许多西方观察者们想象的更加民主。同样在这种意义上，许多投票选举的民主国家则是失败的。我们时常能从媒体读到中国领导人将增长保7%当作重中之重来抓，这样才能为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亿万人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与行将末路、不顾一切攫取权力的政治寡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许中国政府确实希望保住权力，但这或许正是提升人民福祉的途径。
即使经济重心东移，欧洲仍将是世界民主的锚点，这一点不会改变。但这也表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其他形式的、自洽的自由主义或许会应运而生。
与此相对，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中，存在着虚伪的多重标准，这种不一致是有害的。跨大西洋轴心寻求在全世界传播民主理想，今天的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在美国仁慈霸权上，它本身就非常不民主。过去50年，世界的领导者是从最富强的民族国家中挑出来的。这个领导者不但在地位和财富上远超其他所有国家，更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影响力和超出想象的军事优势。国际社会根本无法对这个全球领导者有效地制衡。
2007-2012年十大对世界增长做出贡献的国家。GDP以市场汇率计算。（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前景，2012年4月）
简单地说，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领导地位上的；这种世界秩序根本不在乎全球领导者到底为人类作出了什么贡献。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中，美国霸权这种领导体制，是一种真正的、深刻的不民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或世界经济重心远离华盛顿10个时区这样简单的未来图景，让跨大西洋轴心的政治精英感到如芒在背。如果当前世界秩序中的美国霸权很快将失去经济政治合法性，那么这种霸权是否会堕落为独裁？那时候它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
如果将世界看做一个大的民主国家，这是真正影响全球决策的地方。（此观点最初来自肯·麦尔斯）
从世界经济重心附近的南中国海，画一个半径4000公里的圆圈。这个圆圈内的土地面积只有2500万平方公里，仅占全球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但人口却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如果我们要建立有民主合法性和经济力量的新世界秩序，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让新思维带领我们走向未来。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