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闻：对话香港朋友——谁逼走了他？

我有一位香港朋友，有些闲钱，有点生意，有个中学就早恋后来结婚的老婆，有两个孩子，有个严厉能干的妈妈，有一档小有规模的家族餐饮公司，不算大富大贵，但肯定衣食无忧。他性格十分谦和，平时的爱好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打电子游戏，开着车去吃海鲜，以及买买他觉得便宜的一些打折货。偶尔“挥霍”一下，花大价钱买游戏机，汽车模型，一定又会被老婆唠叨。但他从不还嘴，笑笑就算。

这位朋友从我来香港到现在，十分照顾我，而且贵在他十分接地气，虽然平时没什么大追求，甚至有点二世祖，但一旦有什么事情，就会发挥出老香港的优势，用最便宜最省事的办法，帮朋友解决问题，与外人“计数”十分精明，对朋友慷慨得让他老婆不是十分高兴。可能也正是他这个性格，家传的生意虽然没有大的拓展，但也没有荒废或败落，除了游客，还常年有本地的老主顾帮衬。这盘生意虽然在香港不算大，让他家人“食一世”还是绰绰有余的，更别说他妈妈十分勤劳，仍在不断想办法将生意向上发展。

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前几天找我吃饭，席间透露了他的一个想法：他想全家移民去澳大利亚，如果没有必要就在澳大利亚落地生根，不再回香港了。

香港人移民是个稀松平常的事情，特别是1983年中英谈判开始到97回归之前，有些港人恐惧回归，形成了一股移民潮。不过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回归之后，又辗转回到香港，或者让子女回到香港发展，嘴上虽然说“都是香港最好”，心里应该也是对中共管理的认识更为客观，即便仍有芥蒂，与之前的恐惧相比，却不知进步了多少。

而我这位朋友，四代香港人，他自己虽然有在澳洲的留学经历，但一直对西方社会好感平平，对回归的评价，只有“生意人，有得揾食得嘅了”（生意人，能赚钱养家就行了）。加上长辈、家业都在香港，也一直安于此地。突然说要移民，让我多少有些诧异。

朋友之后给我做了一番解释。

他首先抱怨的是现在香港订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对生意的影响。所谓最低工资，是一项港英时期实施过的措施，劳工处的解释如下：

“法定最低工资于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由201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每小时28元调整至每小时30元。就雇主备存雇员的总工作时数纪录的金额上限，亦由2013年5月1日起，由每月11,500元修订为每月12,300元。”

这个措施的初衷是帮助从事低级劳动的人能够有所保障，保证就业的意愿和积极性。由反对政府的“泛民主派”议员李卓人等带头推动，当时一经立法，为泛民主派赚足了政治分数。但过于简单的、一刀切式的实施标准，带来的恶果在实施之前就有人预见到，不过没有办法阻止民粹的力量。

朋友用自己的店铺举例，最低工资12300港币，那么需要付给最低层的洗碗工最少都要这个价钱。他的公司用全自动洗碗机，洗碗工要做的就是将服务员收拢的脏餐具放进洗碗机，洗好之后拿出来。一个星期工作六天，一天上班时间10个小时，但其中有4个小时不营业，加上其他的准备，一天实际工作时间6个小时左右。在最低工资实施之前，这个工种，这种工作条件的，一般工资在3500港币左右。

这样一来，单是洗碗一项，每个月多出的开支数以万计，更重要的是，洗碗加了工资，所有的服务员、传菜、楼面经理、二厨、大厨都要逐级增加工资，尤其是好的大厨，更从18000增加到了30000港币。一个月增加的工资开支，以数十万计。

但生意就这么多，多出来的成本如何消化自然不用多说。而最低工资对于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

打一个比方，同样是工作10小时，楼面物业的保安员要比收银员轻松得多，这两个原来薪资水平差不多，都在5000港币左右的工作，在最低工资实施之后，收银员越来越难请，保安员虽然没有面对用工荒，但工资也水涨船高。为这些买单的，自然是小区的业主。要知道香港的普通白领工资并不高，以记者这行为例，工资只不过比最低工资高了少许，远低于现在洗碗工的市价。

激发他移民想法的，则是更为长远的考虑。因为上文所述的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所有的中低技术含量岗位上，香港的修车厂、理发店、小餐馆等等几乎都没有了学徒工。因为同样的最低工资，学徒工辛苦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入行，更别提一些诸如制作烤腊食品、焊接这样特别辛苦的工作了。短期内没有问题，但几十年之后，继续住在本地的香港人要如何生活？

香港最低工资的问题早已引起港媒关注

这还不算，一旦这些岗位没有人手，必然会引入外地劳动力，到时候很多广东广西等地的低技术工种人才涌入香港，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种顾虑听上去有些狭隘，却不仅仅代表了一个人。

还有一个方面，是孩子的教育问题。香港学校泛政治化，已经让本地人感到了忧虑。这位朋友的表述是，澳大利亚上大学不用花钱，文凭哪里都认，还不需要担心孩子跑去学人跟“差佬”（广东话警察，有轻微的贬义）找麻烦。如果留在本地，能不能考到大学（香港的大学容量有限，平均2.5个人有一个学额，之前有过本地学生抗议内地学生来港读书占用学额，“夺走”所有奖学金的事件），大学后怎么找工作，文凭能不能去国外找工作，都是问题。

香港的社会福利基本都遵循了这种思路，最懂得如何诉苦的人，而不是最需要的人，拿走了大部分税金买单的福利。中产阶级要面对大企业的挤压，还要承担繁重的福利开支，受到了经济上的双重夹击。而这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办法通过“泛民主派”争取的“真普选”得到解决，争取“真普选”的过程反而影响了很多商户的正常生计，导致中产对于政治上的激进做法十分不认同，再加上之前所说的剧烈的成本上涨，朋友的说法十分现实，“十年前整间公司请6个人，做8个小时生意，忙一个月赚十几万，现在整间公司请十几个人，几间分店做10小时生意，忙一个月还是只赚十几万，怎么能不心淡。”

谈话到此结束，之后的内容转向了其他话题，但就在我们谈话的那天晚上，学生们再次发动集会冲击政府，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曾经被外界怀疑过与美国有幕后关系的学生领袖黄之锋被捕，新一轮政治运动恐怕刚刚开始。好在如我这位朋友一样的香港人越来越多，这种逃避，可能会转为反思和行动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