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把65年的历史放回五千年文明

今年的10月1日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在这65年间，中国从一个饱受列强侵略和欺辱的贫穷落后国家一跃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制造业国，最大贸易国。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成就是如此的巨大，不仅是出乎外部世界的预料，而且也出乎中国人自己的预料。以至于在建国65周年之际，人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去细数中国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如何读懂这个高速发展巨人的政治文化基因？

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差异极大，人口众多，历史传统深厚，因此读懂中国并非易事。对于理解中国的困难，西方国家有深切感受。美国设立东亚研究所的大学有三十所左右，其中不乏一些全球知名学府，可谓人才济济。但美国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始终处于雾里看花状态。从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围绕着“谁失去了中国”这个问题的争论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有很大进步，但对中国社会本质的理解，却没有实质上的进步。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一直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摇摆，而这两个极端理论又不断地在现实中碰壁。对于西方国家在解读中国体制问题上的无力，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斯蒂安·海尔曼在去年年底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试验西方始终没有读懂》的文章，坦承西方忽略了中国独有的政治决策体系。

其实，不仅西方人在读中国的社会制度时常常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即使是中国人在看中国时也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蒋介石也算是一代人杰，不能说没有政治头脑。65年前，蒋介石在大陆兵败退到台湾后，一方面深刻反省自己，另一方面也潜心研究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建立的新共和国。他自认为集毕生之经验，看透了中共和大陆政权，在1956年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把中共解读为苏俄的附庸，断言中共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可惜这本书出版不久，中苏就发生激烈论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甚至把苏联当做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跟中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蒋介石其实就从来没有读懂过中共，遑论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

笔者以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之未有的巨变。自晚清起，西学东渐，传统的中学因无力抵抗而走向崩溃。在一百多年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发展和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向发达国家学习。今日之中国，处处可见西学的影子，要理解今日之中国，必须要看到中国一百多年来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的新东西。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中国一百多年来革命与改革的历史。

但是，如果仅以中国大量吸取西方文化为依据，就断言可以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解读中国，那就谬之千里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历史的原生文明，简单移植的外来文化根本无法存活。中国唯有对外来文化进行加工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才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并非西学颠覆和取代中华文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以中学为本，不断化西学为中学的过程。

一、中国社会的西方因素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遭遇的一系列战败与屈辱证明，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力量上不如人，古老的传统文明已经全方位落后于欧美国家，中华文明唯有变革与更新才能重新崛起。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从国家溃散、民生凋敝的谷底重新觉醒、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一步一步走向民族复兴。为了找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为了实现民族与国家复兴的目标，中国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思潮和社会构想，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实验。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西学大量涌入中国社会。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尝试了西方的各种制度，如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当这些尝试失败以后，从五四运动开始，又引进了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因此应运而生。最后，中共依靠从苏俄传来的革命理论动员社会底层的劳工群众，最终在1949年夺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

中共在1949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究竟应当向何处去？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时中共党内是有争论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只有“以俄为师”，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起以共产党为核心领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否则中国将无法完成工业化的进程，无法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在经过党内一番争论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党内最终成为主流。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城市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合作化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内容。到了1956年下半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

到了文革结束的七十年代末，中国再一次面临着选择，中国是回到文革前的道路，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学习先进国家的对象从苏联转向了欧美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最多，引进西方科学文化最大量的时代。今天，中国仍然在以各种方式努力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显而易见，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过程。从五四运动到五十年代中叶年，中国更多地是学习了苏俄的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中国则更多地学习欧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知识和经济上的管理制度。但无论苏俄经验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来说，都是广义上的西学。这些西学已经成为中学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社会常常使用的阶级、政党、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资本、产权等概念都来自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对西学的大量引进和吸收，就无法理解中国一百多年来进步和发展的历史，就无法理解1949年的现代建国和今天的改革开放。

二、中国社会的传统根源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围绕如何向西方学习的讨论一直很激烈，但对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后跟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却很少有人进行寻根溯源的深入研究。事实上，西学进入中国的每一步都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如前所述，蒋介石当年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看成是苏俄兼并中国的一个过程。其实，不仅蒋介石集团这样看，许多西方人也这样看。很多人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其形式是来自国外，但它的根却在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之中。从1921年到1949年，由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并非俄国革命的延伸，而是中国现代建国的特殊形式。中国革命借用苏俄革命理论类似于借壳上市，也就是说中国产党人借用由苏俄传入的共产主义理论，发动下层民众，由工农革命来实现现代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俄国革命的翻版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误读。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中共建政65年间实行的一些基本制度进行历史考察，会发现几乎今天中国所有的制度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中本身就有强烈的均贫富的政治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活动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以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不同形式的存在，虽然中国并未形成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是世界上土地私有化最早的国家之一，土地的流转与兼并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普遍现象。基于这个原因，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为了防止过度的土地兼并，常常会采取国家干预的措施以防止土地过度兼并引起的社会动荡。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法或改革，大都会打击豪强势力，减少土地兼并的现象。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实行的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并非是在简单照搬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而更多是基于历史的教训。换言之，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去寻找根源，而不是在苏联去寻找根源。

从国家结构上看，今天中国实行的单一制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自秦王朝废分封、行郡县后，郡县制就开始成为中国的基本构架。汉初虽在国家构架上有过反复，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最终得以确立。这个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而不衰，说明这个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虽然在口号上紧跟苏联，但在国家的基本构架上并没有模仿苏联建立联邦制度，而是根据中国的传统实行由中央政府领导各行省和各部委的单一制，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今天。

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共的组织部，因为正是这个部门在源源不断地给中国政府提供各级官员。按照西方现代政治的一般理解，中共组织部这一形式是来自列宁式政党。从形式上看，这种理解并没有错。但人们不应忽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类似组织部这种功能的机构---吏部早就存在。中国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吏部专掌国家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在此之后，吏部一直是最重要的国家行政部门之一，居于六部之首。而在此之前，中国的汉代在已有类似的机构负责选贤任能，层层推荐有德行、有才能的官员。东汉已有吏曹，魏晋时期已有吏部。与其说中共组织部的根在苏联列宁式的政党，不如说是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中。今天，中共组织部门为选拔人才进行的群众评议、民主推荐都是来自古代传统，而非来自苏联的列宁式政党。

最近中共强力打击贪腐也使得世界各国对中共的中纪委高度关注。今年9月4日，大约有五十多位外国专家参观了中纪委。从形式上看，中共设置中纪委这个机构是学习当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但从传统上看，中国的国家机构一直就有专门监督纠察朝廷百官的御史。西方国家很难理解中共的中纪委何以能够跟政府部门的监察部合署办公，但在中国历史上，御史、刑部和大理寺合并办案却并非个别。中纪委跟历史上的御史虽不能划等号，但作为一种专门监察国家官员的机构，其职能在有些方面是类似的。今天中国的民心走向颇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而西方国家更无跟中纪委相当的机构，但中国的公众仍然对中纪委查办贪腐案一直保持高度认同，这说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没有民众的高度支持，中纪委就难有今天的权威。

当然，本文做这样的追根溯源并不是要说中国当今的政治制度和机构古已有之，而仅仅是要说，今天的基本制度和机构之所以能够建立，传统的政治文化起了相当大的支撑作用，没有传统文化，这些制度和机构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要而言之，中国今天的基本制度和国家的基本框架虽然在形式上是从西方引进，但支撑这些制度和政治框架的政治文化还是来自传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来自西方的政治文化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成长发展。

三、理解“化西学为中学”是读懂中国的关键

以上两节可以看出，今日之中国，既有大量的西方因素，又有深厚的传统根源，要读懂中国，二者不可偏废。但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并非平行，更非平等，二者有明显的主次之分。中国社会一直是以中学为本，对外来文化起着改造的作用；而外来文化，尽管对中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必须中国化才能在现实中发生作用。

作为一种思想立场或文化态度，中国人以“中学为体”理所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只能以自己的传统为本，这是没有选择的。历史的基因已经渗透和积淀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灵魂之中，无论怎样西化，中国人也无法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中华之根。所以很难想象中国人能够以“非中国文化”为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为“中学为体”辩护。

主张以“中学为体”，必须把“中学”理解为一个流动的概念，其内容和外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洋务派当年讲的中学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纲常伦理。这并不符合中华文化发展和演进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到汉代“独尊儒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推“胡服骑射”，就已经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异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事实上，儒学并未一统天下，诸子百家中的许多流派仍在民间流传和发展，并不断融入儒学。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孔孟之后，汉有董仲舒、宋有程朱理学，明末清初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儒学的发展实际上从未停止。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发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最终与儒道合流而形成儒道释合一的新传统。结果，佛教在其本土发源地不断衰落，但在中国却不断发扬光大，影响遍及东亚。以禅宗出现为标志，佛教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潮先后传入中国，也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在一起。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迅速中国化，成为中国现代建国的意识形态根基。从现实上看，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今天讲“中学”，必然不能不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唯有把“中学”理解为一个流动发展，自我更新的概念，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学”，才能理解“中学为体”。如果仅仅把传统儒学理解为“中学”，那就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恰恰是背弃了兼容并包，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

要理解“化西学为中体”，必须要理解“中国化”这个重要概念。“中国化”在中文里面是一个内化的概念，它是指把非中国的外部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吸取到自身内部，从而使中华文明自身不断更新。每一个文明都有吸取外部先进文化的能力，有的还相当出色。但是，为什么说“中国化”是中国一个独特的能力？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原生性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是三千年左右。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原生性的古老文明，这种文明的概念远远超过了当今民族国家的含义。中华文明就像过去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一样，其外延和内涵均不同于今天的民族国家。除了中华文明，其他古代文明都已经湮灭或因长时期的中断而失去传承。唯有中华文明，经过无数次凤凰涅槃，至今生生不息。

第二，即使在中华民族遭到异族征服的时候，中华民族也能够凭借自身的文明反过来从文化上同化外部敌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主体而把外部入侵者融入自身。比如元朝、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最终被中华文明同化，成为中国历史和疆域的一部分。

发源于东亚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与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对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能力。任何主义、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国人都可以把它拿来“中国化”。今天中国社会中的两个重要基础性要素，社会主义和现代自由市场都来自西方，但这两种要素都已经中国化了。

综上所述，在今天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应当把这65年的历史放回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中来理解，放回到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放回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来理解，放回到以“中学为本，化西学为中学”过程中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读懂中国。谨以此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