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蓝博洲新书《台共党人的悲歌》发布 讲述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真相
“我书里的这些台湾年轻人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他们家境都不错，是台湾社会的精英，但他们同情底层群众，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追求社会进步将生死置之度外。”蓝博洲说，“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内战，实现祖国统一。”
9月14日，台湾作家蓝博洲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新书《台共党人的悲歌》发布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出席发布会。
该书讲述了当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领导人张志忠、季沄夫妇及其子杨扬的生命故事，勾勒出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的悲壮群像。这段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曾因政治禁忌被掩盖，作者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档案资料，探访亲历者，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重新建构历史。该书初稿1994年即已完成，但作者在10多年间反复修订增补，于2012年才首次在台湾出版。
据考，张志忠1910年出生于台湾嘉义，14岁时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入党，其后回台建立党组织，因被检举而遭日本殖民当局逮捕。次年，他装疯得以脱狱，逃亡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志忠被派往八路军129师，从事对敌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返台，后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工部长。1949年底，张志忠夫妇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直至牺牲。
汪晖：这部书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
张克辉说，本书的出版十分有意义，台共党人的斗争史是台湾历史上不应忘记的重要一页。蓝博洲是“用双脚写作”的作家，建立在历史真相上的作品会传之久远。
汪晖教授为该书作序《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他认为蓝博洲的新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
在活动现场，汪晖教授也表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奔波于里巷坟头、乡村都市、台湾南北、海峡两岸，过程可谓艰苦卓绝。通过这本书，读者得以接近当年革命者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斗争，从而为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史提供新的契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碰到了历史，历史改变了我。”蓝博洲说，台共先辈们为了理想而献出生命的精神震撼了他，使他走上了这条“打捞被遗忘的历史”的写作道路。他希望更多的两岸青年能读到这本书，了解台湾人民也曾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与革命斗争，了解台共也是台湾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蓝博洲（资料图）
台共志士郭琇琮改变蓝博洲
1960年出生的蓝博洲年少成名，28岁时创作《幌马车之歌》，一时轰动台湾。但改变了蓝博洲人生的却是台湾革命志士郭琇琮。“写了这么多人，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郭琇琮。”
出身台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有着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他曾因成立反日学生组织被捕判刑。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台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感到失望，青年领袖郭琇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5月，郭琇琮被捕，同年11月就遭杀害。
37年后，《人间》杂志的年轻记者蓝博洲偶然听说了这个被隐匿了的传奇故事，并“寻踪”找到郭琇琮的遗孀。“老太太的叙述特别清晰，后来我才知道，郭琇琮牺牲前曾偷偷传递消息给妻子，要她若能活下来一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将死的他竟连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蓝博洲说。
这次采访改变了蓝博洲后来的人生。他告诉记者，老人说丈夫的遗言是“把我的尸体用火烧了，把骨灰撒在我所热爱的这块土地上，也许对老百姓种空心菜还有些帮助”。
“这给我极大的震撼！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人，并不是他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而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这样的台湾人，有这样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蓝博洲说，“那时，我就确定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之后的人生不做别的了，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一个个找出来。”
从此，蓝博洲扎进浓雾遮罩的隐秘历史，一路不辍。于是，他“遇见”了张志忠。
《台共党人的悲歌》讲述了当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领导人张志忠夫妇及其子杨扬的故事。蓝博洲说：“张志忠45年短暂的一生典型地反映了这个时间跨度里台湾人民追求进步的奋斗史。”
“更重要的是，张志忠的生命并不孤立在台湾岛内。”蓝博洲认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张志忠从年少参加中国反帝运动开始，一生的理想与实践都饱含爱国主义，“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结”。
据考，1924年，14岁的张志忠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参加了闽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刊物主编。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入党，其后回台建立党组织，因被检举而遭日本殖民当局逮捕。次年，他装疯得以脱狱，逃亡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志忠被派往八路军129师，从事对敌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返台，后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工部长。1949年底，张志忠夫妇被捕，狱中始终坚贞理念，直至牺牲。
“我这本书里写的是张志忠个人及家庭的故事，更是台湾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亦是两岸中国人命运与理想紧密相连的一段历史。我想，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希望引领两岸读者深入了解历史真相。”
“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希望祖国统一。‘独’派扭曲历史，拿前人鲜血作政治资产，何其可恶！”
台北市区东南，有一个叫“六张犁”的地方。山间连片的墓园里“隐藏”着多处乱葬岗，裸露在坡地上的一截截石桩下埋葬着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受难者。
蓝博洲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这片直至1993年方被意外发现的“历史之坟”。30多年间，他“追踪”的脚步遍及宝岛，更延伸至大陆，借由详实的采访与写作，让一个个高尚的魂灵“复活”于当下。
“我看到那些早亡的台湾青年爱国的热血，我要将台湾那段历史的真相一一出土！”蓝博洲说。
“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
一路走来，写下20多部著作，“非畅销作家”蓝博洲始终不改初衷。他的纪实文学作品让一具具火热的躯体从历史深处走出，散发着青春、理想与爱，直捣人心。
《幌马车之歌》里，台湾客家青年钟浩东和妻子跨越海峡回大陆参加抗战，历经烽火迎来民族胜利和家乡光复。然而，充满爱国情怀的他却倒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枪口下。
《寻找祖国三千里》里，留日台湾学子吴思汉穿越朝鲜半岛和东北、华北沦陷区，历险返回大陆投身抗日。1950年，马场町刑场上，这个曾在鸭绿江边喊出“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的年轻人身中三弹，生命定格在27岁。
“我书里的这些台湾年轻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他们家境都不错，从小接受较好的教育，是台湾社会的精英，但他们同情底层群众，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追求社会进步将生死置之度外。”蓝博洲说，“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内战，实现祖国统一。”
蓝博洲曾带记者回访白色恐怖时代台湾“红色青年”的“逃亡行迹”。站在来过不知多少次的田野工作据点，他说：“国民党在台湾长期的反共教育曾让人不敢碰触那段历史，而后来‘独’派势力和民进党为操弄‘省籍’矛盾，肆意歪曲历史，塑造出‘中国人屠杀台湾人’的假象。”
蓝博洲清楚地了解，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众多受难者是不分“省籍”的，而他主要选择以“本省籍”台湾人为写作对象，正是要针对“独”派史观的扭曲与欺罔。
在“追踪”宝岛记忆的过程中，蓝博洲始终坚持以中国历史的大视野去关照、理解台湾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
“认识台湾的历史命运，应该上推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战败、乙未割台，台湾可视为列强侵华的起始点之一。”他说，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台湾人怀抱家国情怀开始寻找出路，产生出寻求进步的各种思想者和实践者。由此，进而看待1947年的“
翻页可见汪晖为《台共党人的悲歌》作序《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汪晖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开的叙述是论辩性的，它同时针对了蓝绿两个阵营的主导叙述，即“台独”叙述与国民党的正统叙述及其变体。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的大众民主的左翼运动。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的形成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政治的巨变是同步的，或者说，作者正是以此介入这场蓝绿主导的、围绕历史观而展开的战争。在这场历史观战争中，国民党处于守势，攫取了党外运动领导权的民进党则处于攻势。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口号之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这一扭曲的历史脉络对于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于两岸关系的历史观点和思想情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新的台湾史叙述是一个包含若干层次但并不复杂的叙述：最表层的部分是将台湾历史无差别地视为殖民史，将民进党上台前的台湾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并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和中华民国的殖民地序列。
以这一“外来政权史”为框架，新的台湾史叙述又对这一历史序列的内部关系进行重组：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以及荷兰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的对比，实际上为“皇民化”开脱（即在对比的意义上将其合理化），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旧”组织到“台独”（也即区分于中国大陆，而与日本、美国主导的秩序相调和）的氛围之中；第三，尽管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义包装冷战与后冷战的台湾政治结构，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述的主流。在台湾，以“共产主义”和“威权”概念指称中国大陆，并以此掩盖冷战时代的台湾与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宗主—殖民关系，是贯穿各主流派别政治修辞的共同语汇。
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1954年签订的“《美中共同防御条约》”，与美日、美菲协防条约性质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国、以条约规范台湾行为（如不允许主动进攻大陆）、以联防形式阻止共产主义渗透，最终造成了台澎主权未定的格局。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颁布《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形式替代“《美中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持两岸对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台湾人的命运由台湾人来决定”这一口号本来包含着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内涵，但当这一口号被转换为针对中国大陆的独立运动时，其含义恰好与两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应，从而以自治或独立的名义巩固了这一统治。由于不得不借助于“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外壳，“台独”运动和“独台”政治一直在“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是台湾”等说法之间闪烁其词。换句话说，当代语境中的所谓“台湾主体性”与现代台湾为摆脱台湾殖民性（对于日本殖民统治而言的后殖民性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支配而言的新殖民性）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非但没有历史的联系，而且更是以割断或扭曲这一联系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台湾在美国冷战体制中的战略地位的转变为契机，通过承认“双战”构造造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前提的。如果台湾的自我定位是从冷战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的他者”衍生而来，那么，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将日本殖民统治和美国主导的霸权性区域体制合理化，就是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骤。
正由于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台独”新历史观必须以“遗忘”蓝博洲所探寻的那段地底的历史为前提。这是蓝绿对立中的共识。从1895年《马关条约》至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经历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为了从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自主地位的连续性，不惜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修订为“日治”时期，并作为教科书的标准用法加以推广，由此引发了台湾史研究中的“日治”时期与“日据”时期的命名之争。从日本殖民统治的角度说，“日据”时期的台湾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895年的乙未战争至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的第一时期，大致与残酷镇压台湾民众抵抗运动的武官总督时期相重叠；1915年西来庵事件（第一时期最后一次汉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时期，大致与日本从大正民主时期迈向法西斯军国主义时期相重叠，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政策被概括为对台实行同化政策的所谓“内地延长主义”；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时期，即“皇民化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殖民当局取缔自治性的社会运动、推进“皇民化政策”，以使台湾成为其“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后备基地。
但从台湾抗日运动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时代的分期则有所不同。从1895年至1915年，台湾人民以各种形式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武力反抗，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95年台湾保卫战时期、1895年至1902年间由北部义勇军起义延及中南部响应的游击战时期，1902年屏东林少猫事件至1915年西来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装起义时期。台湾人民在整个武力抵抗时期的牺牲总人数，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日军在台湾的殖民地征服战争战死的人数，远比甲午战争战死的人为多。至于台湾同胞惨遭日本军警屠杀的总人数，有学者据日方官书台湾宪兵史、台湾警察沿革志累积统计，总数约近40万人” 。这个数字远超台湾史上（包括战后）的族群冲突受难总人数。1915年以降，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并未终结，如1930年雾社事件就是台湾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里程碑，但伴随日本殖民统治的巩固，台湾汉人的抗日运动还是在西来庵事件之后由武力抵抗转为文化抵抗。
面对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台湾的自治性社会运动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蒋渭水（1891－1931年）是这一时期文化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蒋早年学医并关注中国革命运动，曾致电国际联盟指控日本妨碍中华民国统一。1921年，他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在以林献堂为代表的雾峰林家的资助下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倡导民权启蒙运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后，蒋渭水成立了居于中派的台湾民众党。在蒋的左边，是岛内新兴左翼夺得领导权的台湾文化协会；在蒋的右边，则是与日本统治者妥协程度较高但仍追求台湾自治的林献堂。1928年台湾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之后，先后夺取了岛内台湾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蒋渭水也于1928年成立台湾工友总同盟，并在斗争中日渐激进、左倾。 与蒋渭水并肩抗日的许多革命志士，如廖进平、杨元丁、黄赐等，后来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蒋时钦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内地；与国民党关系复杂的胞弟蒋渭川则列入捕杀名单，女丧子伤。
蓝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他串联起台湾历史的断续脉络。他的成名作《幌马车之歌》从妻子蒋蕴瑜（本名蒋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视角展开基隆高中校长锺浩东（1915－1950年）的生命史。锺具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枪毙处决的中共党员；另一重身份是蒋渭水的女婿、著名乡土作家锺理和的异母弟。锺浩东年轻时不愿效命于侵华日军，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学，后于1940年携妻奔赴大陆参加抗日，在广东惠阳被误为日本间谍而遭拘禁待决，幸得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少将参议丘念台（1894－1967年）的救助，并加入他领导的国民党第四战区的东区服务队，协助审问日本俘虏，从事敌前敌后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们转赴广州，协助处理滞留广州的台胞返乡。这些台胞大多是被日本强征入伍的军人和医护人员。锺浩东夫妇等用台语和日语向他们解释台湾历史的演变及回归祖国后台胞均为中国国民的事实，安定其情绪。钟浩东年轻时崇拜蒋介石，视之为抗日领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响，接触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左倾,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他坚持地下斗争，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报》，“宣传国共内战的局势发展，进行反帝的阶级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周年那天牺牲。
钟浩东也是《悲歌》中的一个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张志忠批准了由台共党人吴克泰担任介绍人的锺浩东入党。相对于张志忠，钟浩东只是这一复杂的共产党人活动谱系中的一个相对边缘的环节。作者所以慨叹张志忠、季沄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是因为这两位历史的失踪者恰恰处于这个活动谱系的关键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可以找到翁泽生、王万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辉、谢雪红等各色人物，他们经由不同道路参与过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奋斗、牺牲、坚守、疏离、投降和背叛是描述这一时代不同政治选择的基本语汇。张志忠和他们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折射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曲折、复杂的现代历程。作者在书中已经对张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描述，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是参照其他资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显示这一历史脉络的广阔与深厚。
张志忠，1910年出生于日据下的台湾南部嘉义的一户赤贫农民家庭，1924年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参与了翁泽生等人建立的闽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刊物主编。翁泽生（1903－1939年），台北人，先后就读于集美学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时等早期共产党人任教的上海大学，1925年参与“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至1927年间在漳洲发展组织。1928年4月15日，他参与创建了以台籍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台湾地区共产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32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被移交给日本政府，送回台湾。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张志忠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的活动，成为该组织嘉义地方负责人，并因此被日本当局逮捕。黑色青年联盟领导人是王万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万得，台北人，1922年加入林献堂、蒋渭水等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在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转籍至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选为台共常务委员兼书记长，同年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12年。“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陆。蔡孝乾，台湾彰化人，与翁泽生一样，1924年在上海大学就读，受到在该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1928年参与组织台湾共产党，并担任重要职务。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介绍，蔡孝乾与许多台湾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他也是台共成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返台工作；1950年初被捕后脱逃，第二次被捕后“自新”，引发著名的吴石、朱谌之案。
1932年，张志忠由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赤色救援国际的中国支部）；又经王灯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并回台湾重建台共的党组织。侯朝宗（1905－1968年），嘉义人，1926年至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为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后潜赴大陆进入国民党系统任职。抗战爆发后，他改名刘启光，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从事专职宣传工作，后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第三战区少将兼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启光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及包括今桃园、新竹、苗栗三县的新竹县长；1946至1947年，他负责筹备华南商业银行(由日据时期的株式会社华南银行与台湾信托公司合并改组而来)，并出任董事长，由此成为台湾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悲歌》开篇叙述柏杨寻访刘启光，其根据便是后来被证实是张志忠、季沄儿子的杨扬自杀时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书。
也是在1932年，张志忠回台后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关系者”大检举的牵连而被捕关押，但未暴露党员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装疯的方式获得假释后脱逃。1939年张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训后，赴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曾帮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战俘学习进步理论。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师团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区的一次战争中受伤被俘。八路军为其治伤，他还受到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慰问。此后，他发起组织“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并担任书记。1942年，秋山良照带领反战同盟成员参加了八路军在冀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表现英勇，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评价。
1946年，张志忠秘密回台，并与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指导其工作。经过对原有组织的合并和改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张志忠批准由吴克泰介绍的李登辉加入共产党。谢雪红（1901－1970年），台湾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她在上海参与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补委员。1945年10月，谢雪红在台中组织人民协会等组织，后遭陈仪政府强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谢雪红在台中号召人民起义，攻占台中警局及公卖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亲自担任总指挥。在她的领导下，起义者攻占军营及弹药库，为嘉义、虎尾等地的起义军供应弹药，并于3月6日组建著名的“二七部队”，即“台湾民主联军”。起义失败后，谢于1947年5月经上海逃至香港，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任主席。
“二二八”爆发之后，张志忠与许分一起前往东石，接管拘留所，释放犯人，他通过以黄文辉为核心的外围组织，组织嘉南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嘉义民众对警察武装实行缴械，并占领市政府。张志忠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嘉南纵队”，又称“台湾自治联军”。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坚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发出执行张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时30分，张志忠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年45岁。他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枪决。
《台共党人的悲歌》延续了作者早期纪实性作品的文脉，在叙述上采用了文献、口述与人物故事相互印证的形式，但与《幌马车之歌》等作品相比，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所要处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作者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