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特劳布：美国人不懂历史有多残酷-詹姆斯·特劳布

这些年，那些坚信美国应向世界传教的人日子可不好过。2001年恐怖袭击事件霸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从那以后，美国先后迎来了一位保守派理想主义者，以及一位自由派理想主义者。前者试图向中东地区推广美国价值观，遭遇惨败；后者则是洗心革面，试图秉承着谦逊与相互尊重的原则拉拢美国的敌人们，结果也遭遇挫折。

质言之，美国急需亨利·基辛格——这位头脑清醒的分析家，用了整整60年时间诊断美国外交政策，8年时间执行其疗法，影响深远、倍受争议。基辛格今年91岁高龄。他居然又写了一本书，书名还是“世界秩序”这种大话题，这本身已经足够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该书延续了他的一贯主张，批判左派、右派的浪漫主义信条，而那些信条，对于美国21世纪以来的外交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辛格幸得龟鹤之年，对他怀恨在心的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已经忘了当初为何要恨他。

基辛格今年91岁高龄。他居然又写了一本书，书名还是“世界秩序”这种大话题，这本身已经足够令人震惊。

《世界秩序》的独特之处不是其观点本身——读过基辛格著作的人应该不会陌生——而是作者为概念所提供的自然历史叙述。他提出，世界历史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政客可以随意捏造的物品，而是特定民族的性格与经历所塑造的文化、历史产物。17世纪欧洲创造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对残暴的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的回应。

在基辛格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是普通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是最符合伦理、理智甚至美学的体系。该体系起源于法国的黎塞留（1585-1642），他提出的“国家理由”原则是，“国家是具有自足性的抽象、永久实体”。17世纪中期的宗教战争耗尽了各方实力。1640年代中期，外交家云集如今位于德国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并达成一致，各国不再互相灌输本国的宗教信仰。“威斯特伐利亚的理念是以综合体为思考起点。”基辛格写道，它将“诸种社会”融入“对于秩序的共同追求”。

基辛格将现代历史描述为维护这种世俗主义/不可知论的秩序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试图在欧洲推行共和主义，而德意志诸王在30年战争期间向天主教邻国灌输新教。俄国的东正教和专制统治也威胁着欧洲体系。然后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实行扩张主义，破坏了欧洲心脏地带的微妙平衡。

基辛格（资料图），图为2013年1月9日，基辛格在华盛顿出席尼克松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基辛格笔下的暴徒是拿破仑、俾斯麦等统一派；英雄则是灵活操纵国际平衡的政治家们，例如塔列朗（法国外交大臣）、梅特涅（奥地利外交大臣）。基辛格的中欧人灵魂具有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外交手腕，在他手中，国际关系如同流水或爵士乐一般。他写道，大国实力的平衡术“必须达到可能性的极致，实现本国社会历史经验与政治理想的结合。因循守旧行不通，冒险精神不可少。”基辛格极力强调，大国平衡外交不是因为蔑视道德原则，而是出于深刻的道德律令：要避免各个国家因为民族利益或抽象原则的冲突而互相残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是欧洲的外交准则；中国、波斯、俄罗斯、奥斯曼帝国各有其独特而丰富的“秩序”理念，当然美国也是如此。基辛格分别叙述了各国的历史形态，然后再论述其当代形态。基辛格提出，霍梅尼在波斯帝国的深厚文明基础之上嫁接了一种伊斯兰世界观，将国家视为信仰者超验理念的障碍。如今的伊朗之所以是世界秩序的威胁，是因为她既继承了帝国遗产，又有着革命心态。按照威斯特伐利亚理论，伊斯兰世界似乎刚刚到达30年宗教战争的阶段，很难推行互不干涉原则。

威胁黎塞留理念的诸种普世教条之中，危害性最大的是美国。“新大陆”对其信仰者们颇具诱惑力：基辛格恰如其分地指出，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神圣理念永远无法完全统治欧洲大陆，而美国提供了一块处女地。”美国在一战中踏上世界舞台，用全球民主化的解放性理念代替了原来的大国平衡政治。威尔逊相信，是后者导致欧洲陷入战争循环而无法自拔。

基辛格在《大外交》（1994年）一书中认为，威尔逊之后的美国总统都是威尔逊主义者；领导人如若停止弹奏美妙乐章，美国老百姓就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大陆堡垒、满世界赴汤蹈火。基辛格同时指出，威尔逊总是充满幻想，天真地以为只要大家协同一致，这个世界就会变好。其继任者无一不在鼓吹这种幻想。

基辛格写道：“威尔逊主义的悲剧是，它导致美国这个左右20世纪走向的大国，遵循着毫无历史感或地缘政治思维的、高贵的外交政策。”他提出，美国人把外交政策看作是对正义的神圣追求，而不是对“实际利益的永恒诉求”。美国人很难理解历史的悲剧性。

不过，基辛格盛赞最大胆的威尔逊主义者：乔治·W.布什。他提出，小布什在伊拉克的“目标和抱负”“为他的国家增添荣耀，虽然美国政治生态无法接受他的某些想法”。小布什总统及其顾问们都是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者，直到2001年9月11日发生转变。恐怖袭击推翻了他们的想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可知论已经消亡。美国极易遭受来自失败国家和独裁国家意识形态所孕育的攻击，因此，正如小布什在其连任讲话中所说，“我们国家的自由，越来越维系于其他地方的自由。”也就是说，互不干涉原则不仅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在战略上也承受不起打击。

小布什说中了吗？还是说，推行世界自由民主是威尔逊主义的幻想，与美国国家利益不完全一致？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没有轻易断言。但在2001年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中，他简要谈及了推广民主运动与人道主义干涉。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黯淡结局，以及“伊斯兰国”军队的恐怖崛起，可没有留给中东事务外交家们好脸色看。

美国如今不但面临俄罗斯等传统大国威胁，而且还有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等非国家形态的威胁，也许，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是明日黄花。不过，鉴于世界事务如此棘手，“实际利益的永恒诉求”这种外交理念不啻为一种启发。国务卿克里从一场危机奔向另一场危机，马不停蹄地追逐那遥不可及的理念，何不停下脚步，倾听箴言。

（本文2014年9月5日原刊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原标题：Book Review: ‘World Order’ by Henry Kissinger——The idea that history is tragic does not come naturally to Americans；观察者网朱新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