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探访中国邪教转化者：来一个转一个
招远“5·28”麦当劳杀人案让“全能神教”重新走入了公众视野，邪教人员行凶手段之残忍让人发指。上兵伐谋，面对邪教“洗脑”，政府部门又是否有相对的预防反制措施呢？《人物》杂志9月刊采访了南京鼓楼区防范办（全称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笑称在经过了一系列摸索之后，如今已经能“来一个转一个”了。
他们同时也坦言，转化邪教徒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为他人塑造信仰的过程中，转化者们也会遭遇精神危机：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邪教？如何快乐地活？死亡又是什么？“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
南京鼓楼区防范办的转化工作者：办公室主任程东晓（中）、副主任杜宏程（右）、钱邵杰。
一场以“惨败”收场的真人试验
程东晓先生算得上中国最早从事反邪教工作的政府人员之一，将邪教思想从一个人大脑清扫出去，再填补进正确的价值观是他的基本职责所在。
最初接受这份工作时，他有点茫然无措。此前，他是南京市下关区工业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他被领导指派到南京市下关区的防范办担任教育转化科科长。防范办全称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是政府为应对邪教问题设立的专门机构。2000年前后，有邪教组织号召教徒到天安门讨说法，呈现对抗政权的趋势，在多数国家，正统宗教是反邪教的主力，政府作为中立者起仲裁作用。在中国，由于没有占主流地位的宗教，政府教化者的角色让不少邪教组织转变为与政府尖锐对立的状态。最近几年，国家开始将反邪教政策调整为“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人”。
56岁的程东晓平头、大眼，式样平常的T恤衫平整地扎进西裤。很难说是出于职业习惯还是性格使然，他常常显得热情洋溢，善于主动挑起话题，又不给人以压迫感。回顾自己十余年的邪教转化工作——某种程度上是被动选择的职业——程东晓总结，这是一场与人的精神世界斗争的战役，其间艰难，外界难以想象，他入职后遭遇的第一单任务，是一场以“惨败”收场的真人试验。
那是14年前，南京市委防范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一个邪教组织的教徒进行转化，6位来自天文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教授加入攻坚小组，程东晓负责后勤，观摩学习。他们的任务是，合力扭转一位叫李梅的美术老师。
在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教授们和李梅展开激辩。程东晓回忆，教授们费尽唇舌，却一个个“败”下阵来，气氛看似剑拔弩张，实则双方都在各自的逻辑里打转。“就是他说服李梅，李梅去说服他。”14年后的一个夏日早上，程东晓向《人物》形容这个羞辱性的结果带给他的震惊，“肃然起敬这个词肯定是不合适（指对邪教）。”他琢磨了一会儿说，“他（指邪教领袖）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所以邪教改变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练不练功的问题……而是改变了人对整个世界、社会、事物的一些总的看法和观点。”
程东晓奉命边开班边探索，第一期计划改造10个邪教成员，区公、检、法共抽调10个干部，“一人包干一个”。首要困境是如何让邪教徒吃饭。大部分人是违法被强制进入学习班的，往往带着殉道的决心，称这个封闭的场所为“洗脑班”，即便最温和的反对者也“像雕塑一样”无动于衷。
程东晓“磕下”的最顽固案例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邪教徒。她断定防范办要迫害她，于是绝食，成天躺在床上，大小便也不挪地，只求一死。学习班专门雇了两个老太太，每天苦口婆心劝，“姑娘啊，你吃点吧。”没用，只好强行喂水喂饭，把她拖到浴缸里擦洗。程东晓像上班打卡一样，每天端着茶杯来找她谈，不但要忍受长时间坐在臭烘烘的房间里，还要努力表现得愉悦热情。最初，他只能自说自话，从法律、道德谈邪教教义，对方置若罔闻，高兴时，在小纸条上写，“你讲得对”或“你讲得不对”。
现在回想，程东晓仍头皮发麻，“所有的事你都说完了，你没话说了。真是很难很难。”“谈话”进行到第14天，对方表态，答应隔天开口。第二天早上，程东晓跑来见她，她指指自己的喉咙，摆摆手，示意发不出声。原来，在进班以前至少半年的时间，她就拒绝跟任何试图转化她的人对话，这导致她失声了。她费劲地哈着气，几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勉力挤出一点微弱的气声。接下来，程东晓用5天时间说服她主动吃饭，3个星期说服她刷牙洗澡，前后一共40多天，她才相信学习班并非迫害之所，当她走出学习班时，他们已经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
70多岁的退休老人石林被“连哄带骗”结束了绝食。跟他交谈的是程东晓的同事何成浩，借调来防范办之前，他是南京市一所中学的德育处主任。何成浩先是赞扬老人有骨气，又批评他对自己的邪教首领不够忠诚。老人一听急了，你胡说，我怎么不够忠诚？何成浩说，X老师（指邪教首领）现在肯定不想让你死，他要靠你拯救更多人呢。老人一听，有道理，要死也得把原计划13万字的“护法心得”写完。在配合地吃完一碗面条和一袋椒盐饼干后，老人在陪护人员的细心伺候下睡了，至此也结束了日常的对抗。
“来一个转一个，来一个转一个”
当邪教成员停止对抗，开始吃饭喝水，开口讲话时，转化工作进入第二步——思想教育。为避免对立情绪，一般情况下，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会小心谨慎地尊称邪教领袖为“你的师父”或“某大师”，谈及邪教教义时，“歪理邪说”这类词不能使用。“你就是一个大法弟子，你就是站在一个大法弟子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他说。
最初的探索十分笨拙，“吵，没有经验，就那么吵。”程东晓说，喉咙出血也无济于事，他常常被驳得哑口无言，“那道理滔滔不绝”。说不动对方，就在笔记本上挨个记下来——“回来我就开始查资料”。转化工作就像一场火拼激烈的漫长辩论赛，“他（她）在想着对付我们，我们再对付他。争分抢秒，斗智斗勇。”
以“破法”为目的，程东晓和他的同事开始研究邪教教法的漏洞，“师夷长技以制夷”。除了邪教徒，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邪教的教义，比如一部邪教教法强调，电子围绕原子核做圆周运动，与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程东晓模模糊糊地觉得不对，专门找到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一位化学老师给他重上初中化学课。老师从原子由原子核、电子构成讲起，最终告诉他电子做的是“不规则运动”，程东晓兴奋地揶揄“统管宇宙的主佛”犯的错误如此低级。类似的错误还有，“光年”被当作“时间单位”使用；法国君主制的覆灭被归结为巴黎公社的功绩……“把他（指邪教成员）思想搞乱。”程东晓压低声音告诉记者。
程东晓的同事何成浩有时仅仅通过发问，就能让邪教成员产生松动。“我说不通他，但是我可以问得倒他。”比如，前文提及的老人石林，是一名网络工程师，退休后在家登录外网，受此影响，加之“文革”时家庭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对国家、社会风气抱怨颇多。何成浩用请教的姿态将精心准备的3个问题抛给他，其中针对老人反党反社会的情绪，何成浩设计了“为什么要以双重标准评价国共两党”？陪护石林的人员后来告诉何成浩，老人被问题困扰得半夜辗转反侧，后来干脆一骨碌爬起来，呆坐着。从后来的结果判断，这是老人被成功转化的重要节点。
摸到行之有效的门路是几个月后的事。在日复一日、令人疲惫的辩论中，程东晓和同事们发觉专题讨论更高效。一次只深谈一个问题。比如，谈练功能否治病，无论对方跑题多远，转化者必须不屈不挠地折回话题。他们寄望一次性击碎邪教成员在某个问题上的幻想。“（确保）这个问题上面我能把你说通，或者我能把你压住。”程东晓打出一个有力的下压手势。
2002年底，程东晓把这些经验编纂成一本93页的小册子，在南京市防范办系统推广。蓝封皮的小册子中列举“以法破法”的50例前后矛盾的经文。“一点一点把邪教领袖这个神的形象打掉。”程东晓说。与最初战战兢兢的畏难情绪相比，如今，南京鼓楼区防范办的转化工作者格外自信地认为没有“转不过来的人”。钱绍杰从事反邪教工作10年，如今是鼓楼区分管教育转化的副主任，被问及转化经验，他说，“熟能生巧嘛。”接着笑着摆了摆手，“来一个转一个，来一个转一个。”
脑海中“叮”的一声，邪教思想走了
在曾是区人大代表、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张兰身上，程东晓目睹了人在“悲痛欲绝”时的状态。学习班内，张兰想通了所有问题，除了一个——对邪教领袖的幻觉。她盯着邪教领袖的照片看，看着看着照片就飞到了半空，在房间里蹿。她使劲儿掐自己，疼出了声，但照片还在几米开外来回飞着。“我还真是没有办法解释它。”程东晓上网搜索，最后打印出四五厘米厚的资料，跟张兰说，这个问题实话说，我们研究不深，请你看看人家专家怎么说的吧。一个多月后，张兰说，问题解决了，要求见程东晓。
程东晓一进门，她“咣当”一声跪下，膝盖骨磕在坚硬的地板上发出沉重的响声，抱着程东晓的腿开始痛哭，声嘶力竭，“我那么多年了，我相信他（邪教领袖）。”程东晓蹲下来，抱住她，轻拍她的后背，哭泣持续了半个小时，她开始剧烈呕吐，几个人把她架到洗浴间，吐了半个小时才止住。“什么叫痛苦，真是感觉到了。”程东晓说完，长舒了一口气。几乎所有进入学习班的邪教成员都会经历类似的身心之痛，当一个人深信不疑的信仰被剥走时，就像深度成瘾的吸毒者经历戒毒，嚎哭、撞墙，时有发生。
教育转化工作初期，按照规定，每个邪教受害者在声称自己转化后要接受一道测试——在邪教首领的彩色照片上打叉。很少有人能够表情自然地完成，不是失控发抖，就是在脸部边缘打一个小小的叉，还有人战战巍巍半天狠下心来，半闭眼，最终把叉打在下巴上。打叉归来，一些年纪大的人不停地揉着胸口，脸红出汗，血压骤升。“考过了这道题的学员好像都是被高压电打了一下的那种状态，蔫蔫的。”李桂莲说。临到李桂莲打叉时，她“一个大叉打到底！”当时她自己都惊讶了。很多邪教受害者都有类似的顿悟瞬间，类似脑海中“叮”的一声，邪教思想走了。
听上去，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瞬间，很难判断转化是否成功。“三书五稿”（即邪教学员主动上交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以及5篇揭批邪教的思想认识书）被防范办视为转化成功的重要指标，也有一些人出于权宜之计写完应付。“我们都上过这方面的当。”程东晓说。邪教转化工作更严峻的问题便也在此：每年有大量学员出班后，被原来的功友“策反”。尤其人生遇到难事，很容易“反复”，重归邪教。
5年前，程东晓在南京创办了“爱心家园”，这是“学习班”结束后的新阵地。一个用来解释两者承接关系的比喻是，如果学习班是医院，爱心家园就是出院后的疗养机构。“要出班，可以，到爱心家园参加活动3个月。”程东晓一般这样要求。这个农家子弟出身的政府官员，形容自己执着起来和那些邪教顽固者相当，“和敌对思想争夺群众”。
“把原来邪教掏的一个大窟窿给他们补上”
“爱心家园”位于南京市一个上了年头的小区深处，由一个废弃的小学改造。绿树掩映之中的一栋两层狭长小楼就是活动场所。小院四周围墙上贴满了制作精美的宣传展板，内容包揽传统文化、反邪教常识等等。送往爱心家园的“新人”刚脱离邪教，脑子空空，亟须新的世界观。程东晓直截了当：“就把原来邪教掏的一个大窟窿给他们补上。”不要求无神论，也不要求共产主义思想，如果信神，范围限于法律规定的五大正教。
爱心家园
最初，佛教成为相对自然的重塑路径，因为一些邪教借用了佛教的符号和概念，但类似信仰不能走得太深，否则“之前学邪教的状态又出来了”。曾有本叫《光话》的书让10多个爱心家园的成员听得痴迷，交了几千块钱要去上海现场听课。这本书从一滴水也有灵性说起，慢慢说到来世今生，继而给出行动指导。后续，爱心家园花了很多时间才把这本书的影响慢慢消化。
更有甚者，爱心家园还遭受过宣扬邪说者的“踢馆”。曾有一位讲授“先生开示”的教授申请到爱心家园讲宗教，何成浩等工作人员以为是普通讲座，同意了。后来，他们才察觉，这是某邪教的“变相的大法”， 宣讲者号称比某邪教领袖还先知先觉。
《弟子规》是一本教育儿童待人接物的书，它不强调神佛理论，而是通过规范自身行为，感受生活的细微幸福。爱心家园认可这本书的“安全无害”，大力推广，“几乎人手一本”，学员们像小学生一样如饥似渴，“疯狂得不得了”。有段时间，程东晓发现，学员们问候他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作揖和鞠躬风行。
前不久，他们还借《弟子规》之力成功转化了一名“全能神”的信徒。一位退休护士，因为公开散发“全能神”宣传材料，被强制送进了学习班。初进班时，她绝食抗争，成日倒头睡觉。工作人员从早到晚放《弟子规》的讲解视频。开始时，这位护士大喊“吵死了，不要放”。渐渐地伸头去看一会儿，又过了几天，从床上爬起来，跟陪护人员坐成一排盯着电视机看得津津有味。
剥去爱心家园的反邪教性质，它看起来就像个热情高涨的中老年兴趣协会。参加者平均年龄55岁，女性占绝大多数。5年来，这里陆续开办过十几个兴趣小组，健身气功、手工绢花一度风靡。
由于这种集体主义教育的反复宣扬，加上共同的切肤之痛，爱心家园的成员们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命运共同体”。不止一位成员告诉《人物》，他们依赖爱心家园，不能想象如果离开这里自己还能快乐。
很多人在3个月“巩固”期结束后，申请加入“爱心家园反邪教志愿者”（简称志愿者），专门研究如何转化未觉醒的教徒。“由反对政府到被我们拉过来帮助政府做事情。”程东晓很高兴，被转化者现身说法有先天优势，“我帮教那么多年，真正到『法理』这块的时候，就是『法理』上破法、借法的时候，一般要问他们。”
此前误入邪教的李桂莲（左）和史秀华被成功转化，已是志愿者中的模范人物，帮助转化其他邪教受害者。
神奇的例子是李桂莲，作为志愿者帮教小组的组长，碰到了疑难问题，防范办的工作人员会说，“请李老师出马”。温和热心的她精通“法理”，又热衷探讨，面对最顽固的被转化者，最夸张的说法是——“她三下两下就解决了。”
“这一生能幸福点，快乐点。”
即便程东晓和他的同事竭尽全力，转化之路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畅。程东晓谈起10多年前他转化过的一个邪教受害者时颇为惋惜。那是一个大学老师，坐了3年牢，邪教信仰丝毫不动摇。母亲跪在面前求她醒悟，她面无表情，“像雕塑一样”。参加了两年学习班初见成效。离开时，程东晓叮嘱她，回去要遵纪守法，“不要做让我们防范办为难的事情”。她跟母亲返回新疆原籍，结婚、生子、工作。前几年，程东晓到新疆出差，向当地防范办打听这个人，得知她被当地的邪教组织策反，离了婚，被抓之后，再次判刑。“后期如果在我们这儿，我肯定把她转化。”程东晓呓语似的反复念叨着。
很多邪教组织视爱心家园为“仇敌”。一些进入学习班的邪教徒后来坦承，之前，他们不止一次在夜里悄没声息地把大院围住，“发正念”，尝试用咒语铲除爱心家园。
杜宏程是鼓楼区防范办的副主任，有超过10年的反邪教工作经验。转业前，他是航空部队的机械师，给人一种沉着的气质。他拒接外地陌生号码，大多是骚扰电话，一上来指名道姓的，“姓杜的”、“反动派杜科长”，“一开始不太适应，尤其是听到诅咒一类的电话。”杜宏程说，“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搞得时间长一点，心理强大是最基本的……这个素质还没有，那你无法面对很多困难的东西。” 他告诉《人物》，自己和程东晓的名字被某邪教组织列入了一个被诅咒的名单内，“将来要『反攻』的话，要进入审判名单的。我们要被海外法庭起诉的。”杜宏程笑着压低嗓音说，“（我们）是破坏他们的关键人物。”
虽然才从事反邪教工作4年，胡以文坚持认为自己外表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你看我表情。”他向《人物》记者指了指自己脸说，“好像是呆板一点了。”鼓楼区政府办公大楼其他部门的人经常对他们指指戳戳，说防范办的人多少有点怪怪的，从外表就能分辨出来。
王文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课题的核心成员，接受《人物》采访时反复强调，从事邪教转化工作很特殊，有时需要专家心理干预。他曾经认识一个警察，转化某邪教教徒，谈着谈着自己睡不着觉，“真的就神经出问题了”，“他们当时的那些领导，特意说让我去跟这个人谈谈话，要帮助帮助他。乱了。”
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们几乎都遭遇过邪教的“反转化”。何成浩告诉记者，“他们都说，你挺不错的，你素质蛮好的，你要是练的话，你很快就能成为大师，你就能得到圆满。”
某种意义上，转化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为他人塑造信仰的过程中，转化者们也会遭遇精神危机：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邪教？幸福到底是什么？程东晓和《人物》分享自己的结论：时代缺失信仰。“毛泽东时代我们不缺信仰，很多人现在都说毛泽东这样那样，其实毛泽东时代人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很穷，物质上很贫困，但是精神上这东西……”程东晓怀念过去，自认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时常看到有一些党员身份的政府人员在佛殿里，磕头烧香，觉得太不像话。“叫我去跪到那里磕头，我做不来。”
程东晓的同事杜宏程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他生于1960年代，80年代初刚进入社会时，爱国主义是他的信仰。“就喜欢把自己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行为和一个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安全联系起来。”如今，他已经很久没有考虑信仰问题，“已经被封存了。”他用不算太严肃的口吻说，自己没有被邪教裹挟的一个原因是也许他还算满足“比较俗气地活着”。
「人人都在修炼。」程东晓说，「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组曾做过一个问卷，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邪教受害者。“改革开放后，好多人都有一种无组织感，社会崇尚金钱，这种气氛让大部分人都成了挫败者、屌丝，大都市里边钢筋水泥的丛林，人们缺乏人际交往；再加上我们在中小学教育过程中间，缺乏怀疑。”王文忠说，邪教实际“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让人感到不再孤独。
如何快乐地活？死亡又是什么？人类常常被这些问题困扰。“人人都在修炼。”程东晓说，“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从这点来说，他们也许和邪教受害者“殊途同归”。“每天遇到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转化，你不转化就纠结，你就卡在那儿了。”已是志愿者中模范人物的李桂莲告诉《人物》，“转化”这个词在她看来不再指思想扭转和改造，“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在转化。”现在，她“全然接纳”一切，知足顺从。
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史秀华体会更深，以前，她长期不快乐，一度皈依佛门，令她失望的是，师父只教她无休止地反复诵读阿弥陀佛，并不提供解决之道。“我就是想人生要快乐，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碰到不快乐的时候就怎么也想不通，晚上睡过来、翻过去就是想不通这个问题。”史秀华说，邪教就是在这种情绪下“乘虚而入”，对她的疑问，邪教备有简单直接的答案和易于操作的方法，还承诺“终有回报”。史秀华疯狂投入，成为南京某邪教组织“有名有姓的人”，还把家里十几口人带进邪教。在经历10多年的转化矫正后，她不想强调在此期间经受的内疚、焦虑以及无力感，只是不断念叨，自己这一生，无论是误入歧途，还是重归社会，始终没有停止对“做一个比较好的生命”的向往。
“这一生能幸福点，快乐点。”60岁的史秀华轻轻说着，她的口气已非某种热切的希望，更接近一小声恳求。
（文/钱杨 采访/钱杨 陈竹君 编辑/张卓 摄影/桉树。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梅、石林、张兰均为化名。实习生丁楠、兰雪滢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