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雯：末代港督彭定康，专注寂寞十多年

“英国对香港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香港出了点事儿，喊出最响亮口号的不是香港民众、不是反对派，竟然是千里之外的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校长、末代港督彭定康。

不论真情假意，反正那些年彭前港督上过的版面，都是靠着“替女王和英国为香港争民主”的这股“义薄云天”。2004年，身在雅加达的彭定康不忘七一游行，称中央否决普选“激怒”港人上街；2006年，彭定康在香港电台宣扬“香港有自由没有民主”；2013年他威胁“若中央侵害本港自主性，必定受到关注”。今年3月，他以“自由”之名力挺“占中”核心人物钟庭耀；7月，接受英媒访问，高调“指点”“一国两制”白皮书削弱香港司法独立……

可惜这次不巧，卡梅伦埋头苏格兰独立不理会，香港特首办呛他“港督均非市民选出”，外交部补刀“香港已经不是97年以前的香港” ——没空、没门儿、没资格——piapia的耳光声中，让人好奇：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彭定康锲而不舍地“惦记”香港？谁又能察觉他振臂高呼时转瞬即逝的心潮澎湃？

辉煌政治简历中的神转折

1944年出生的彭定康今年刚好70岁，在接手港督职位之前，他的从政经历不可谓不辉煌。

22岁加入英国保守党，30岁“破天荒”成为保守党政策咨询头号专家。1979年大选，他撰写了大量的竞选宣言，并当选巴斯区下议院议员。

1990年，彭定康参与敦促撒切尔夫人辞职。在保守党党魁约翰·梅杰接过首相一职之后，彭定康顺理成章当上保守党主席。

1992年大选，铁娘子的阴影下相形见绌的约翰·梅杰选情暧昧。英国国内经济衰退加深、多数民意调查显示工党将赢得大选。此时，彭定康抛下“笔杆子”的架子，在街头拉票，在镜头前与对手互骂，不惜爆出粗口。最终保守党逆势胜出，彭定康被称立下汗马功劳。

一路顺风顺水，不料此处出现“神转折”：“功臣”彭定康竟成了这场选举中的输家，丢掉了议员位置。

对于这一段，彭定康在《末代港督》的纪录片里定义为“大意”，回避说“政治之中没有公平”。3个月后，彭定康接受约翰·梅杰的安排，飞抵香港，就任第28任也是最后一任香港总督。

捣乱、放炮找回政客“尊严”

此时的香港回归中国大局已定，在党争中铩羽而归的彭定康打的是什么算盘？

显然，他是不屑自暴自弃“自我流放”的，更不会甘于做什么“过渡”工作的。带着两个女儿，住进殖民时期建造的奢华港督府邸，彭定康要赌上“最后的5年”把香港变成日后的“政治筹码”。

上任后的彭定康一边吃蛋挞、坐地铁，在民间树立亲民形象，一边迫不及待地制造事端。

1992年10月，彭定康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新九组”的政改方案，大幅增加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最终导致“直通车”方案“车毁人亡”。1993年，他又下令废除了立法局副主席一职，并终止了由总督出任立法局主席和当然议员的做法，改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主席。任内安插陈方安生担任公务员事务司布政司——陈女士至今惯于赴英美澳“告洋状”。

“政治”上全力以赴，民生却敷衍了事。香港新机场的建设久拖不决，净化海港计划烂尾搁浅，最终被指责“浪费金钱又没必要”……

被说成“搅局者”也好，评价为“历史的千古罪人”也罢，都算得上是某种意义上的“风光”。彭定康靠着捣乱、放炮，满以为找回了自己政客的“尊严”。

彭定康年近古稀之年，接掌风波迭起的BBC，最终轻易地被一次心脏搭桥手术“打败”。（资料图）

心**“累”觉不爱？**

在香港主权交接完成后回到英国的彭定康，尽管仕途说不上不顺，但始终徘徊在英国政坛的“外围”。1999年，他被委任为欧盟委员会的两名英国代表之一；2003年击败最高法院院长，成为牛津大学终身校长；2011年出任BBC信托委员会主席，成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把手”。

这时的彭定康已近古稀之年，之后3年里BBC风波迭起：已故节目主持人吉米·萨维尔被爆性丑闻，外界指责BBC护短遮丑……重头栏目《新闻之夜》错误影射保守党资深政客、英国议会上议院议员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性侵儿童，后者断然否认，威胁诉诸法律……BBC总裁恩特威斯尔上台两个月辞职，不久又被爆拿走45万英镑离职费，BBC“高薪文化”遭“炮火攻击”——就在BBC风雨飘摇中，舵手彭定康也挣扎着做出“不辞职”的承诺。可最终，他还是轻易地被一次心脏搭桥手术“打败”了。2014年5月，彭定康在手术后称病辞职。

彭定康写过4本书，他在书名中自诩《非一般的外交家》，大谈“21世纪世界局势”。宏大话题之下，书商只愿打着“末代港督回忆录”的旗号卖。在豆瓣仅有的一篇书评中，读者看得昏昏沉沉，最后“只把香港那章看了”。

——大家心知肚明，那不甚光彩的5年就是彭定康所有的价值了。末代港督也只是时代符号，对于一个亲手把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的大英帝国政客，这不算是个值得炫耀的经历。这些年，容他放言谈香港，是媒体“赏脸”。而今，英国的冷漠处理和中国的强势回应都是必然。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年的“筹码”也早已变成了仅剩的“稻草”。

黯然离开维多利亚港十多年之后，他面对记者说起香港流溢出几多留恋：那是“在香港这个非凡的城市，与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一起共事过5年……有机会在40多岁50出头的时候管理一个亚洲大城市5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说历史还能留下他的什么痕迹，那大概是这“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落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