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中国生产率下滑？旧瓶旧酒的新炒作
“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否定了“中国经济奇迹”？
近期，围绕着中国连续多年二位数增长时代告一段落的背景，对于中国经济是在转入较低增长但仍然相当高速的新常态，还是更大幅度跌落甚至进入停滞时代前的暂时盘整，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学界和媒体财经专栏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待和分析驱动了中国近数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的内在质量和效率。
本月初《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声称两份分别由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撰写的独立研究报告，都通过分析对比中国和东亚另一些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数据，发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下，生产率却提高的非常缓慢（相比发达国家和其他较先进的东亚经济体的同期数据），进入新世纪以来甚至出现了多年的负增长。根据作者的解释，这意味着尽管中国过去几十年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但这“奇迹”主要是依赖增加投入而实现，不仅实际效率很低，并且还越来越低，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否定了“中国经济奇迹”？
这个观点遭到了前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的反驳， 在9月4日的演讲中，罗思义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理论早就被世界权威组织所放弃，而历史实践证明增加投资才是加速增长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奇迹在经济规律本质上其实是完全“普世”的。
并非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的缺陷
在笔者看来，罗思义相当有力的论证了投资（包括资本和人力）在各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不过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对“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不能起到主导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详细阐述。阅览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读者可能还是会有疑惑：TFP看上去不就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吗，即使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奇迹的基础是稳固的，但如果劳动生产效率始终徘徊不前，不是终究会让经济增长停摆吗？
其实不然。
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是劳动生产率的另一个代名词，虽然听上去二者相当接近，但实质差距巨大，有时甚至还会发生背离的情况。例如，根据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莫志宏、沈蕾的研究（注1），中国1952-197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是-1.9％，但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仍然有1.78％。其他学者的研究，虽然最后数据不完全一致，但大致结论都是一致的。将TFP增长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或产业科技水平进步划上等号的看法，其实是由于文字歧意引发的误会。
虽然在一般讨论中，TFP通常被理解为“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但实际上，首先正式提出TFP概念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J.W.Kendrick）在他的名著《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中，对TFP的定义是“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即排除资本、劳动、土地等投入后的“增长余值”，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有固定范畴的概念。而开创了对TFP进行定量分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把TFP作为一个单独要素予以分离时，也将之称为“我们无知的度量（measurement of our ignorance）”。“之所以用一种否定的表述来定义这个概念，是因为现实中技术进步的形态多样，原因也非常复杂，当人们不能仔细区分到底是何种原因引起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时，便笼统地说成是‘技术进步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注1）。
如果用更直白的话语来解释，含义就是：在具体的案例（确定时期内的个别经济实体）中，经济学家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清楚TFP里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其中比例又是如何分配的。而是在把已经清楚来源的经济增长部分去除后，将剩余还没弄清楚的“余值”一股脑的扔进TFP这个筐子里。索洛在刚把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引入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时，甚至将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87.5%全都归因于TFP的进步，这在以后被证明完全是夸张失真。
不过尽管后来的经济学家者们进行了大量修正，但TFP理论与经济运作的实际经验间仍然经常发生冲突。莫志宏等人就指出，长期的统计数据都表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欧洲（平均），但TFP增长却低于欧洲（同注1），于是从TFP增长理论出发，会推出一个违背逻辑的结论——美国和欧洲的生产效率都比对方高！这种难以解释又无法回避的矛盾正是TFP理论并不成熟严密的无奈表现。
可以任人摆布的“全要素生产率”
勿庸言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之所以刺眼，主要在于它引用的报告中，中国的相关数据很不好看，尤其与东亚另几个经济体相比，更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份量最重莫过于这段分析：“伍晓鹰表示：1978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期间人均年收入由2,000美元增至8,000美元。相比之下，日本1950年至1970年的相似高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台湾在1966年至1990年为3%，韩国在1966年至1990年为2%。他称，相关经济体的购买力因素已考虑在内。”
根据笔者所知，伍晓鹰的这个研究结论很可能是目前为止，对中国1978年后TFP增长率最低的估计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报道声称是依据两份独立的报告推出的，但通过分析被引述的报告内容，并查证作者以往的公开论著，可以比较有把握的确认，其实二位作者对中国经济模式及未来前景的看法并不相同。真正一贯严厉质疑中国统计数据，并认为中国经济的真实规模、增长速度和未来潜力都被大大高估的只是伍晓鹰，除了利用TFP数据发出警告外，近期他还发表论文认为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足足被官方夸大了三分之一以上。而朱海滨对这种激进观点应该是相当不以为然的，2012年他在研究报告里就明确表明，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官方有意捏造重要的统计数据。
遗憾的是，笔者目前没能查询到被引用报告的全部原文，无法进行直接分析。不过业内人士都知道，TFP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原始取样和计算方式左右的数据，对同一经济体的同一时段，经济学家完全可以轻易的得到差距极大的不同结果。而根据伍晓鹰在报告中使用的中国人均收入数据，通过查证一些资料推测，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在设计模型之初，对结论就有了某种倾向性（注2）。
注3：《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再测算：1978-2007年》，李宾、曾志雄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当然，中国TFP数据自90年代以来总体上就呈持续下跌之势，这确实得到了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者的认可。但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却是各有千秋。有的学者，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李宾、曾志雄（注3），西北大学和宁波工程学院的李婧、邢向阳、郝索（注4）等人各自通过更新假定和要素，重新计算出新的数据，认为中国的TFP增长率其实被严重低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郑玉歆则对TFP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及度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局限制，直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注5）。他和随后呼应的林毅夫等人（注6）的观点，实质上与罗思义现今的看法相当接近，虽然比较委婉，但都开始质疑现在的TFP理论是否能有效的指导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政策。
注4：《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再研究》，李婧、邢向阳、郝索，《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17期
其实还是冷饭新炒
其实，通过对TFP数据的分析，推导出中国经济奇迹即将“减速、刹车、破灭”之类的结论，伍晓鹰并不是什么发明者，甚至连“先知先觉者”之一都称不上。这个荣誉应该落在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顶级论评员之一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头上。
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了至今为止他最为著名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用TFP理论为依据，将整个二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几乎抨击的一钱不值，并在之后的论著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注7）。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一连串溃败的亚洲经济体成就了他“预言大师”的地位。自此之后，更加自信的克鲁格曼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界最大牌的“中国空头派”。尽管屡次预言失败，但仍然抱持着原有的观点不变，伍晓鹰只是又一位拾其牙慧的跟随者罢了。
不过应该承认，虽然基本理论依据依旧毫无新意，但在漏补细节漏洞上还是有所改进伍的。细心的读者不知有没有注意到，之前被拿来与中国进行对比的东亚先发经济体，有日本，有韩国和台湾，但少了“四小龙”中另外的新加坡和香港。当然，那可能仅仅是因为作者觉得都列入比较会显得太臃肿，或是认为它们作为城市型经济体，具有不适合横向比较的特殊性。不过，新、港两地的TFP历史数据与其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其实都颇有可谈之处，在国际比较中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热门话题，这里向读者们略加介绍。
新加坡的TFP一直就是东亚曾经历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的“异类”，克鲁格曼当年抨击亚洲模式是虚假繁荣，最直接的批评对象就是新加坡。实际上，根据克鲁格曼等人的计算，在独立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TEP几乎没有增长。作为批判亚洲虚假经济奇迹的基础性论文，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杨（Young）在其著名论文《双城记：香港与新加坡的要素集聚与技术变迁》里，开始的测算结果，新加坡在1966-1990年的TFP只有0.2%，经过修后也只有1.0%，而香港则高达2.3-2.4%。（注8）很显然，根据TFP增长理论，香港发展后劲应该远远高于新加坡，然而众所周知，现实状况却恰恰相反。
注8：《东亚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述评》，沈红芳，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更矛盾的是香港本身的数据比较。据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应武的研究（注9），香港的TFP增长率从2O世纪8O年代起，经历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再到上升的波动过程。在2O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增长率达到顶峰，但在香港回归前跌至谷底，香港回归后又开始回升，进入本世纪后甚至超过了2O世纪8O年代的最高水平。结合香港的实际经济增长情况就会发现，80年代其TEP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还比较匹配，但进入90年代后就发生了严重背离，完全无法体现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见作用。
注9：《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香港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张应武 《亚太经济》2008年第5期
TFP的滑落是高增长、工业化的必然代价？
如前所述，在国内部分经济学者的努力下，近年来对于TFP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的关系有了新方向上的新观念。根据对中国，对东亚多个有过高增长经验的经济体，以及美国早期工业化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和对比，林毅夫等人提出，其实这些经济体的早期发展模式实际是相当接近的，都是以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为主导的，只有在工业化进入高级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才会逐渐提高，占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位置（仍见注6）。在这个过程完成前，急于提高TEP增长率，也许会是拔苗助长。
而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的刘瑞翔，对1987-2007年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进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根据他的研究（注10），产业结构变化是导致中国经济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其背景在于中国近几十年处于急速的工业化进程，几乎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升级。即从农业向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升级，再从轻工业向化工、机械电子等重工业部门升级。由于工业的投资规模大于农业，而重工业又比轻纺工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所以在统计上，这二次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TFP增长率往往都是负值。因此，即使TFP较高的增长模式确实较优，作为追赶型的后发经济体，中国也没有条件去选择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注10：《中国的增加值率为什么会出现下降?一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框架的视角》，刘瑞翔，《南方经济》2011年第9期
用浅白的比喻，如果只单纯计算眼前的TFP增长率，那学造飞机还不如一直缝衬衫。在从缝制衬衫升级到制造飞机的过程中，TEP指标几乎无法避免会暂时下降。但是相信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生产一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感到依依不舍。更有助于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能让绝大多数国人分享到更多的发展红利，代价只是被几个“空头”多威吓几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注释引用
注1：《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莫志宏、沈蕾，《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5卷第4期
注2：伍晓鹰在报告中使用的中国人均收入，是1978年为2000美元，2012年为8000美元。这只可能是基于购买力平价指数（PPP），并经过历史通胀系数调整后的数据。
笔者查询到，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按人均购买力评价(PPP)国际美元(现价)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40美元（按GDP体系是222美元），而1978-2012年间中国GDP平减指数是5.88，调整后正好可以得到2000美元的数据。然而2012年按PPP指标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IMF给出的数据是9162美元，而按世界银行的PPP转换因子系数计算，更接近11000美元（当年人均GDP38459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的PPP转换因子为3.51）。
还不清楚伍晓鹰在报告中使用的“8000美元”数据来源于何处，但由于PPP估测的工作量相当繁琐庞大，在已有国际权威组织提供了现成数据的情况下，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人都不会再自己专门构建模型取数。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同的比较年份数据却取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来源，这也是经济分析中的大忌。
注3：《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再测算：1978-2007年》，李宾、曾志雄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注4：《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再研究》，李婧、邢向阳、郝索，《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17期
注5：《全要素生产率的再认识》 郑玉歆 2007年1月13日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生产率研究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注6：《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 林毅夫 任若恩 《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
注7：《亚洲奇迹的神话》 保罗·克鲁格曼 《外交》1994年11/12月期，《流行的国际主义》第11章1996年
注8：《东亚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述评》，沈红芳，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注9：《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香港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张应武 《亚太经济》2008年第5期
注10：《中国的增加值率为什么会出现下降?一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框架的视角》，刘瑞翔，《南方经济》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