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香港政治的“小圈子”恰是优势

8月31号，中国人大常委会票决了香港第五届特首普选方案框架：提名委员会仍按上届的选举委员会模式，四个界别各出300人，共1200人组成。特首候选人限2-3人，且必须获提委600人以上支持方为有效。该方案若无法在香港立法会获得三分之二以上选票支持，则下一届特首选举仍按以前的方式，即由选举委员会1200人选举。

这个结果让香港的民主派懊丧万分。因为他们本来以为，通过数月来的“占中”造势，在种种争拗之下，中央怎么也得做出一些让步，不会反而更加收紧闸口。比如上届的特首提名资格是五分之一提委附议，且名额限制更宽。当然，那时选举仅在1200个提委中进行，并非普选。

中央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完全堵死那些与中央严重不合（不“爱国爱港”）的人有当选特首的可能。所谓“小洞不堵，大洞吃苦”，令那些风险胎死腹中，显然比出生之后不得已时再“扼杀”，损失小得多。

香港举行反占中保普选游行

反对派当然还是揪住提名委员会的四大界别（观察者网注：四大界别为1.工商、金融界，2.专业界，3.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4.立法会议员、区域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等四个界别）做文章，攻击其为“小圈子”提名。按四个组别分别推选提委的结果就是，各种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轻易地就在提名委员会中占了绝大多数。而大众的影响力，比起普选，自然大大削弱。

这种做法，如果从“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出发，当然是不公道。但喜欢挥舞港英旗、怀念港英时代的反对派们忘记了，功能代表制最初来源于港英政府1984年政制白皮书，是英国“两院制”与混合宪法经验的运用。功能代表制不同于“一人一票”普选式代表制，但其构成原理更加重视实证性的“社会团体本位”，而不是无差别的“公民个体本位”。

英国可谓是老牌“民主国家”这样做自然有其道理。

在有些人看来，“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普选，普选的最高境界，就是选出得到最大（哪怕是相对的）多数选民支持的任意候选人，根本不需要提名上的限制。反正“群众眼睛雪亮”，可以照着无计其数的选秀节目的办法，让初步胜出的候选人一轮轮淘汰，到最后总可以毫无争议地选出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选人。

可为什么连号称“最民主”的西方国家都不会实行这种显然“最民主”的办法来选领袖呢？为什么没有听说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允许公民直接提名行政首长候选人呢？更扩而言之，为什么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叫做代议制而不是类似古希腊那样显然“更民主”的直接民主制呢？

有人说那是因为现代国家规模太大，无法集中到一个广场去投票表决。我说不然。现在已经有了互联网。在每个选民家里装一套联网的投票系统，每天就n个主题举行真正的公民投票，对绝大多数中等发达以上的国家都没有技术困难。

我们可以说，无限制直接参加表态的人占全体公民人数的比重越大，按西方的民主标准，该决议的“合法性”就越大。但完全无法断言说，这样出来的法案，其可行性、有效性就越高，实施的结果就越好。或者按照张维为教授的理论而言，在“政绩合法性”上，它未必占据优势，未必能产生“良政”。

因此，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拒绝这种方式，包括港英政府1984年的白皮书在内，都要用各种方式对民粹主义筑起一道堤坝。一竿子捅到底，政治算术上倒是简洁了，但是可能带来极多的弊端。最严重的当然就是无法防范民粹主义，无法转圜。

一人一票的直选有一个极大的理论上的弊端就是把在万般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统统简化成算术中的1。而且还假设这些1的总和全智全能，能够顶替上帝，对该政体的所有重大问题做出最正确的，无处上诉、不可改易的最终裁决。认定这些1的意见的算术叠加，就会是真理的化身。

其实现实的社会远比这个假设复杂太多。比如在埃及，那些支持穆兄会的1和反对穆兄会的1就曾在街头反复冲突，死去数百个“1”的场面都多次发生。比如在伊拉克，什叶派的1由于人口的多数就永远可以压倒逊尼派的1。于是同为逊尼派的ISIL才有了活动的空间。比如在泰国，多数农民1支持的他信派（红衫军）就无休止地与多数市民1支持的反他信派（黄衫军）缠斗不休。（军队插手后，他们倒是都不闹了，但是自然在等着机会接着闹。）在马来西亚，占多数的马来人1永远可以压占少数的华人1不止一头。而在笔者居住的法国，则无论整体经济如何艰困，全世界最短的35小时周工作制和最长的每年5周的带薪假期则是坚如磐石。在上述国家现行的、已有不少约束的直选政体下，这些难题都无法或极难解决，真理显然并没有站在多数1的这边。

十分幸运地，在香港，没有埃及那样的极端宗教势力和世俗派，没有伊拉克那样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也没有泰国那样的大批的农村人口，大家都是市民。也没有马来西亚那样的二元族群，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香港也没有过度的福利制度。这些西式民主制度对付不了的难题香港都没有。香港如此富裕（人均收入超过3.5万$），虽然近年贫富差距拉大，但阶级对立尚不是香港政治斗争的主线。那1200人的提委，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这些都是推行西式民主制度好得不能再好的社会条件。那么香港人还在吵什么呢？那就是亲中央和不亲中央，与“民主”毫无关系。

如果某些港人放下思想包袱，就会发现香港的界别制度是个很好的设置。

第一，在界别中可以包容执政者与“反对党”（注意：这里指西方式的、认可体制的反对党，而非反对体制本身的“反对派”），可以将精英集团集中在一起；而西式制度为了轮替，不得不把政治精英集团拆成至少两套。

第二，它是本人一贯主张的、不多见的、给中产阶级加权的一种现实表达形式。相比之下，美式金元政治制度，更像是给大资产阶级加权。

笔者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广泛进行一些实践，去摸索一些更温和的新民主形式。比如不一定要轮替，不一定要普选（间接选举、逐级递选、选举与选拔相结合等都可以试行），数量不到半数的中产阶级要拥有一些政治加权。我曾把这个思路概括为“加权民主”。

香港可谓是中国最有条件（比台湾的条件还好——更小、更富、更有法治传统等）进行西式民主试验的地方。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中国当然也在摸索前行。我们常说不可照搬西方制度，但可以借鉴，然而，学来的东西也需要有地方试验才行。全中国人民都指盼着香港在前面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如果香港的试验太过颠簸、太多争拗，甚至中途夭折，实在会让中国人民和中央都大为泄气、大为失望。

现任特首梁振英都已经说得那么清楚：“如果香港立法会拒绝中央的普选方案，那就不会有普选，只能是如同上届，由1200人的选委会选举特首。香港的500万市民就只有坐在家中在电视上看选委会如何选特首了。”

香港特首梁振英9月2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就普选问题发表讲话

大家都知道，欧洲的民主发展，有英国的妥协道路和法国的革命道路两种模式。英国的模式是步步缓进，选举权逐步扩大，但是从无倒退。法国则是不断革命，共和国、王朝、帝国不停交替，选举权扩大缩小多有反复。哪种方式的效果更好，那就见仁见智了。

本人企盼、奉劝香港的民主派，哪怕是处于策略考虑，也不要把这次的有限普选搞黄。如果顺利，以后还有议员直选可以商量，而不会一切推倒，从头再来。那样不是标准的欲速则不达，“亲者痛而仇者快”吗？妥协，不正是民主的真谛？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也许你们只是披着民主皮的反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