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萍：从忧郁到抑郁，路不是很长

最近国内关于抑郁症的话题火了起来。缘起是一位青年翻译家因抑郁症过世，令人惋惜。接下来各种关于抑郁症的描述、科普文章刷屏，据说某问答社交网站功不可没，影响程度不亚于“冰桶挑战大赛”，似乎这样可以促进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关心。观察者网友人来信，询问在美国人们如何讨论类似问题，抑郁症到底是心理疾病，还是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等等。

尽管自己既非这方面的“专家”，也未“身临其境”，但还是不知轻重地写点想法。属于观察性质，抛砖引玉。

近年来，至少在美国，抑郁症确实越来越被“正视”为疾病，从药物治疗到心理治疗，以及各种“注意事项”让人们关心是否身边的人得了抑郁症，应该如何对待，等等。这些都显示出社会层面上的关注。

以我所在的学校对教授们的“培训”为例。该校全职的教授和讲师，每隔两年都要做一次本科生的“新生导师”，负责指导他们两年，直到他们二年级下选专业时找到专业导师；做教授的，还要做专业学生的导师；外加自己课上的学生，等等，跟本科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不过，学业以外的问题，基本都另有专门的“学生院长”负责过问和处理，再加上学校专门设有“心理咨询中心”，以及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教师们一般不太清楚学生课堂以外的情况。但即便如此，教学中还是难免碰到因心理问题（大小程度上的抑郁）影响学业的学生，有些学生会找任课老师或者导师谈。近些年，为了帮助教师引起重视并懂得如何处理，校方专门让心理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到各个系做“培训”。“培训”时，首先主要让教师们了解一些数据，比如每年去心理咨询中心学生的比例，为什么成上升趋势（大概原因），抑郁症的严重性等等。然后做一般性的描述，最后说，要是有学生找老师叙说这方面的情况，如果严重，后者要想办法让学生去心理咨询中心找专业的咨询人员，同时教师自己也可直接与中心负责人联系，告知担心的问题，等等。培训中，同事们也问很多问题。从大家的问题中感觉到，其实多年来，我们做老师的，都或多或少都帮助过因为抑郁而影响学习的学生。只是因为保护个人隐私的规定，基本互相不谈起；如果学生不再来找，教师们也基本不知结果怎样。

《Prozac Nation》的封面

电影《Prozac Nation》的海报

近年来，跟人聊起这个话题，发现不少人越来越趋向认为抑郁症不只是心理疾病，而是与基因、个体大脑结构、及其对外界的反应之间的关系相连的复杂疾病。美国制药工业，更是大力开发了据说与调节脑神经的化学物质有关的药，诸如Prozac，Zoloft等，很多人日常服用。更有数据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服用类似药物的人数从百分之五点多，提高到百分之十以上，增加一倍。

有人质疑，吃抗抑郁药的人数在过去二十年增加一倍，真的是因为社会重视这个问题？ 还是因为那些手里拿着榔头的，见了什么都像钉子？对医生来说：心情不好，是不是开点药吃吃？对庞大的制药公司来说：生产出各种对付抑郁症的药，总得有人服用，而且服用的人越多越好不是？

都有可能。有关这方面的批评还真不少，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研究。

如果真有什么“共识”的话，估计是：抑郁症属于心理疾病，既有生理或基因的因素，更有社会文化因素。 至少到目前为止，从一般医学界罗列的引发抑郁症的因素看，七成以上是社会因素，诸如曾经被虐待，服用了某种药物，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丧失亲人或者失恋，生活中出现重大问题和事件，得了重病，吸毒，等等，都可能导致抑郁的产生。

至于这些“诱因”背后是否有更大的社会诱因，以及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则难有共识。

记得刚到美国，在英语系读英美文学硕士时，上过一门英国18世纪文学课，其中有一个概念就是“melancholia”（忧郁）。至今仍记得有本书里的一张插图：一个男人孤独地坐在那里，图下注有“melancholia”字样。同学们和教授津津乐道地讨论着，说这是“现代人”的特征，如此这般。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melancholic”（忧郁者）代表“现代人”；“现代”不正是八十年代全中国人民集体向往的美好远景吗？怎么由这个看似颇不愉快的人来代表？不过，以后再修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文学课时，发现一旦了解"melancholia"的“真谛”，确实能较好地理解很多英美文学作品中，那些看似不尽相同而且自己也无法感同身受的文化内涵：“现代人”是在“孤独”和“忧郁”中诞生的。

可惜至少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忧郁”的美学意义，很快被占了上风的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异化力量分解，或者说破坏；从忧郁走向抑郁，路不是很长。

生命的意义不断被资本的逻辑所限定，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生命“解读”中，往往直接变成生存的压力；外加个体的原子化，人际关系的利益化，人与社群关系的散状化，文化生活的消费化和娱乐致死化，哪一点都有可能引发一个特定个体内心的挣扎。

刚到美国不久，经常接触到一些看似“成功”的人，偏偏需要看心理咨询，而且长期需要，有的也许属于轻度抑郁，有的也许不轻，不得而知。多年一路走来，从一开始的吃惊和不解，到以后的司空见惯，再到以后作为教授，接受“培训”，以学会识别学生中可能抑郁严重的情况，等等，发展出“业余性的了解”。不过，面对一次次重新看到听到和想到的，除了问题还是问题。

行文至此，突发奇想：至少在社会层面上，也许中国的“广场大妈们”可以帮助给出些另类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