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股市为何对香港政治决战置若罔闻？
2014年9月4日，香港中文报纸的头条新闻分三种。
一是：9月3日在香港股市上，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是2008年5月21日以来新高；全交易日恒生指数劲升568点，为近10个月最大单日升幅；市值单日增加4,626亿港元，至26.49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二是：9月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任9年后首次在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召开记者会，发表他个人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的评论。
董建华坦言，现在是香港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我好关心香港，好希望香港好，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我出来讲。他呼吁全港市民积极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普选的决定。他认为，2017年香港500万选民可以“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是“实质的、货真价实的民主”，希望全香港市民携手，将负面情绪化为正面能量，一起开拓“波澜壮阔的历史”。
董建华呼吁参与“占领中环”和拟罢课的香港居民将抗争行动的精力和创意，投放在完善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的细节上。他强调，这不是终极方案，寄语反对派“退一步、看长远”，“大家求同存异，政改就不会停”。
三是：9月3日，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以《英国有必要为香港发声》（Britain is honour bound to speak up for Hong Kong）为题的文章,指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令香港的“民主派”和中共不接受的人物难以成为普选行政长官的候选人，要求现任英国政府承担对香港的道德和政治义务。彭定康称，英国曾向香港人承诺过有民主，英国应该继续履行这承诺。
香港最反共的报纸还在其头版头条地位报道，9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Jen Psaki在例行记者会上称，“明显地，香港的普选和投票，以决定他们的管治班子，应是由香港人自己决定”。
熟悉香港的观察家对于上述看来颇为矛盾的现象不以为意，但是，局外人会感到困惑。环视全球，股市无不对政治形势十分敏感，为何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股市竟然对愈益迫近的政治决战置若罔闻？
9月3日，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创下2008年5月21日以来新高
50岁以下港人对政治动荡缺乏体会
的确，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问题，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关于香港管治权的一场决战。关于这一场决战的来龙去脉，我在其他文章曾向读者做过解释。这里扼要地说，香港打着“民主”旗号的政治团体（因而，香港舆论称之为“民主派”或“泛民主派），在若干西方国家支持下，企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移植西方政治模式，将《基本法》所规定的中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蜕变为独立政治实体，并以香港为基地和跳板，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鉴此，爱国爱港阵营称他们是“反对派”。
反对派政治团体之所以敢于推行其政治主张，是因为历史所形成的香港政治生态和相应的主流民意——从1991年以来，无论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香港立法机关由地区直选产生的议席大部分落入反对派；至今，相当一部分香港的中国籍居民依然只愿意承认自己是香港人。
然而，香港毕竟长时期是一个商业城市。香港居民根深蒂固的特性之一是，置个人和家庭利益至上，置经济和物质利益至上；尽管近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呈现政治化，近几年来进一步转变为两极化，但是，多数香港居民仍持有那样的习性。加之，从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香港经历了长达近50年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今天，50岁以下的香港居民对于政治社会动荡缺乏体会。
于是，眼下，香港就呈现给局外人以他们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一边是投资者蜂拥入市，令恒生指数的升幅和股市的市值均创新高，一边是香港正处于政治体制发展的十字路口——是按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决定实现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还是为反对派所阻挠而无法达至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目标？
沪港通是背后推手
其实，香港股市之所以与政治形势呈现背驰现象，更深刻的因素是，推动股市上升的是关于“沪港通”的消息。
2014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论坛上宣布，中央批准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投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简称“沪港通”）。自那时以来，短短不到半年，关于“沪港通”即将正式开通的消息，就一直成为推动香港股市上市的动力。即使反对派所发动的“占领中环”运动逐步推进，即使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斗争不断激化，但是，恒生指数上升的速度仍然在加快、幅度在加大。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触发全球金融危机，令全球股市暴跌。但是，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除香港和内地股市外，全球其他重要股市纷纷回升至金融危机前水平，有的还创历史新高。
2009年至2013年，香港恒生指数几乎是徘徊。只是在“沪港通”消息推动下，恒生指数收市才突破2008年9月前水平，香港股市的市值才创造历史性新纪录。
香港如何做出抉择？
“一点水反射太阳”。上述现象反映香港金融市场对内地高度依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迅速崛起，成为亚太地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以银行的机构数目来排名，香港曾在全球仅次于伦敦、纽约而居第三位。但总得看，香港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同伦敦、纽约等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亦即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有明显差距。至今，与全球同行比，香港金融中心具优势的仍是银行业和股市。
从上世纪末以来，香港银行业的港元存款和美元存款均一直明显超过港元贷款和美元贷款，用香港人通俗的话来说是“银行水（水为财）浸”。于是，自香港开设人民币离岸业务以来，无论哪种国家背景的银行均以拓展人民币业务为重心，以弥补港元和美元业务之不足。
从2003年以来，香港股市之所以扭转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蹶不振气象而重返上升轨，盖拜内地因素所赐——新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来自内地，股市成交额增加和市值上升均因为国际游资涌入购买内地上市公司股票。
因此，今天，香港面对的不只是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能否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现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而且是经济上的十字路口——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则是能否排除政治干扰而与内地金融市场进一步拓展合作和联系。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决定后，政治摊牌很快来临——反对派势必占领和瘫痪中环国际金融和商业区；相应地，香港也必须对经济十字路口、尤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所面对的十字路口做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