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再大也要做一名青年文科教师？-林书友

继《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苗炜发起文艺青年大讨论之后，文科教师生存状况又成为热门话题。多篇关于高校青年教师调查的稿件在网上流传，对高校职称、学术体制等弊端有所揭示。文章普遍认为，较低的工资和市场化社会使得青年教师被边缘化，不复往日为天地立心的地位。文章没有提到的是，理论脱离实际，缺乏实践能力，不善应对现实世界关系，也是导致高校青年教师油命海心的因素之一。

一位党校青年教师说：“其实还可以选择放弃所谓的安稳，重新选择一条路。虽然会艰辛但却更自主。就看你有没有扔了破铁碗的这个胆量，这份进取，这个斗志，只是多年所谓的安稳让我们丧失了勇敢，失去了对自己的全面认识，觉得自己只能在高校，年龄大了不能挪动了经不起折腾了。”

也有青年教师认为“底层对高校青年教师来说最多是一种感受和修辞，要不中国真是无底洞了。没看到高校老师被拖欠工资，没看到有老师也十三跳，没看到老师有职业病，除了颈椎和腰偶尔不好。”

除了从工资、体制上关怀青年教师，或许思考青年教师的培养机制和自我定位，也是应有的方向。

行政化、市场化之下的“三奔一荒”困境

扩大学校的自主用人权，实行聘用制、灵活用工、人事代理，采取岗位管理、岗位工资，推行绩效考核、绩效工资，建立课题申请和主持人项目组制，搞活内部收入分配和津贴、奖励，允许和鼓励教师的校外兼职（自办公司），推行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推行住房的市场化等，被统称为大学的“市场化”或“企业化”。

这一改革增强了高校自身的“造血功能”，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了教师的收入。但突出的问题是教师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调查显示，大学教授中收入最高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收入差距达到5.9倍，副教授中这一差距为4.5倍。若不做分组，同一职称内部的个人收入差距更大，教授中最高收入者是最低收入者的15倍，副教授之间是23倍，讲师是25倍。部属院校和市属院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明显，年收入在10万～20万元的高收入层，部属高校高出市属高校近10个百分点。对日本国立大学的调研显示，教授最高级俸与最低级俸的收入仅相差1.4倍，副教授相差1.5倍。

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影响了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市场化”竞争导致的教师收入的两极分化正在成为导致高校教师积极性和创造力下滑的重要因素。

高校的“行政化”与“市场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调研中有教师形象地描述为“三奔一荒”，即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高校教师压力大

收入普遍偏低 文科类更甚

与其他行业的薪酬相比，中国大学教师的收入水平偏低。调查发现，2010年北京市属高校教师的平均工资卡内收入低于2009年北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而日本高校教授的年收入仅低于飞行员，居各行业第二位，副教授居第四位，讲师居第八位。在香港，高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在全社会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同，同时拥有比较丰厚的住房津贴或校内宿舍等。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市场经济下的薪酬体系不是无序体系，一般来说，对市场反应最敏感的是企业，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常被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定位为社会薪酬的“中轴线”，并以此来规范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大学教师因工作性质、复杂程度、人力资本前期投入巨大，一般处于社会薪酬“中轴线”以上，这是一种相对合理公平的薪酬制度安排。

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与真实的市场景气指数存在差距，而民营企业更贴近真实的市场，可考虑以民营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为中轴线，使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大学行政领导和教师的收入分配的数量与实体经济有机链接，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国民收入增减相挂钩，避免脱离经济发展、“单位本位主义”的滥发工资且导致通货膨胀，以及无依据地拉大收入差距导致社会的不公感。同时，“中轴线”随经济景气和不景气上下浮动，又成为政府、国有企业、大学等部门涨薪和降薪的主要依据，避免行政指令导致收入分配脱离市场、工资只能涨不能降的制度性尴尬。

高校的行政化对行政等级较低的年轻的博士教师更为不利，市场化和企业化对职称和名声都较低的年轻博士也更为不利。行政化和市场化、企业化彼此叠加起来，将年轻的博士教师们置于一个特殊的困难境地。博士们说，读了20多年书，收入不如初中毕业的农民工。一位博士算了一笔账，北京市的技术工人月收入已经有三四千元，有的达到了5000多元，而自己得到收入中的国家部分是1100元，学校给的是2500元，加到一块不到4000元。

而高校内部，不同专业间也有差别。古代文学博士任彦今年毕业，此前三年，他曾给导师的一两门课做过助教，报酬是一个月400元的助教费。而他的室友，一名物理系博士“导师很厉害，一个课题经费就达上千万。导师带着十几个硕士、博士做项目，每个月可以给每人发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补贴—学生们都管这类导师叫“老板”。像任彦这样的古代文学博士就没这个待遇了，尽管他所在的这所北方知名大学的古汉语专业在全国排名前列。”

南方一所重点高校人文学科任副教授的麦成山，2010年博士后出站，进入高校。目前妻子还在读书，孩子尚小，家里只有麦成山一人工作，加上房贷，每月的家庭支出都在一万元以上。仅仅依靠学校的那点收入来养家，远远不够。麦成山课余会给一些刊物写写稿子，也时常给校外学生和培训机构上课，挣钱贴补家用。

像麦成山这样在校外兼职的青椒为数众多。2013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通过对国内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及访谈发现，高校青年教师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在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头戴课题紧箍咒

面对愈演愈烈的高校“市场化”，管理者未采取“对症下药”的措施，增加政府的高教投入，改善教师的薪酬结构和工资待遇；而是试图通过绩效考核的加码达到控制工资外收入、让教师回归课堂和科研的目的。这些指标包括：本科生教学、带研究生、发表论著、主持课题、到校经费、获奖获证和获政府批示的数量。

有些指标高得离谱，如一学年450时以上标准学时，一年三篇论文一篇SCI、SSCI、A&HCI或CSSCI，三年一本书等。绩效加码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倒使大学学术造假问题凸显，普通教师忙于应付，超时工作成为高校教师的常态，许多教师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调查表明，教授每天工作低于8个小时的仅有5.6%，工作8～11.9个小时的占67.9%，12～15.9个小时的占24.3%，有2.2%的人甚至在16个小时以上。副教授每天工作8～11.9个小时的为77.3%，每天工作12～15.9个小时的为11.3%，有0.7%的人日工作时间16个小时以上。绝大多数大学教师的日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另外，教授每周工作6天以上的高达74.9%，其中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的高达36.3%。副教授周工作6天以上的占52.6%。职称越高者绩效压力越大，工作时间越长。

课题是否可以不去理会？南方一所211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李壤称，曾经尝试过不理会课题，但最后为此付出了代价。第一次申请教授职称评定时，李壤的核心论文发表数量远超规定，从事课题也符合职称文件要求，最后却因为手中没有国家级课题而失败。接下来的一年，他只能把精力放在课题申请上。“教授和副教授的区别，除了每个月相差千余元的工资，最重要的还是教授意味着更多的自由，能够不再受职称评定的束缚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李壤说。另外，课题评审过程中的主观和人为因素也增加了青年教师晋升阻力。

在李壤所在的学校，讲师要升为副教授，最低要求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6篇以上论文（本领域顶级期刊2篇），主持1项厅级课题；副教授升为教授的最低要求，是在学校认定的权威期刊上发表7篇论文（本领域顶级期刊3篇），主持省级以上课题1项。但在实际的评审中，标准要高得多，特别是申报教授者，经常被要求主持教育部和国家级课题。但对普通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来说，因为缺乏人脉，也缺乏以往研究成果的支持，获取高级别课题的机会非常渺茫。

头戴课题紧箍咒，青年教师们还能坚持么？

宁守高校五指山

即便压力如此之大，为何还是有不少人愿意选择进入高校？“体制内”仍有诱惑力。有人戏称，中国高校是计划经济下的最后一个堡垒。尤其在文史哲类学科，专业对口的选择并不多，有限的选项里，高校教师的稳定、体面、有保障对求职者吸引力巨大。据《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64.6%的受访者看重的是这份工作的“稳定性高”—这被他们认为是高校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相对‘体制外’来说，‘体制内’毕竟要更加稳定，也更加自由。很多老师对学校有诸多抱怨，但我从来没抱怨过，因为到社会上其他单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学校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相对公道、自由和宽松的地方。只要是一心做学术的，不犯大错，学校里没有人管得了你，也没有人能开除你。你要做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如果你没有心思去走仕途，争院长、校长，人事关系方面的压力也会小一些。”李壤说。与李壤同期毕业、向外求职的人中，多数都已换了几份工作，其中的确有很多“越换越好”，但也有人近中年仍要承受“明天去哪儿”的压力—这对李壤来说有些“太折腾”。

留在高校也并非一厢情愿就能达成。对于古代文学博士任彦来说，留在本校是最好的选择，但8篇核心刊物论文也没能让他达成心愿。接下来“选择去哪所学校工作，主要看待遇”。也有的人选择“曲线救国”——先出国读博“镀金”，再回本校。

有何改善方法？

青年教师面对结婚生育、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生活压力；面对教学、科研等工作压力；面对还房贷、维持生计等经济压力，这是青年教师无法回避的生涯阶段。问题的关键是大学的制度安排，如何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科研和创造性劳动。

调研发现，许多高校的教学辅助人员不辅教师，专辅行政，年轻教师被用来做杂事。一些教授无法获得教辅人员的服务，要么事无巨细自己干，要么将杂事压至年轻教师，“在杂事中锻炼，先抬轿子再坐轿子”的制度安排将精力最充沛、科研想象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学术青春期”消磨于杂事之中。

同时，青年教师因入职时职称低、薪酬低，为排解大城市物价上涨的生活压力，会挖空心思在本职工作之外寻求生财之路，这些因素严重影响着高校青年教师未来的学术发展潜力。

在香港，大学实施“实任制”，学校与年轻教师签订固定年期合同，规定学术绩效指标，三年中期考核，合格再续聘，六年考核合格后实行“实任”，可聘用终身，不合格者离开。六年中不让青年教师做杂事，每学期承担一门课，学校为年轻人提供无忧的薪酬保障、优厚的科研经费和研修机会，青年教师必须在六年时间里毫不松懈地努力搞好科研，创造性研究成果大量产生，并为以后的科研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日本高校的制度安排与香港近似，年轻教师没有做杂事的资格，主要任务为进修和科研，学校为其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出版补贴。越年轻的教师科研时间越多，越老的教师事务性工作越多。这种制度安排似乎更符合科研创新的规律。

大家怎么看

始终关注年轻学者生存状况的PETD亚洲善待博士组织，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话题。在其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转发了相关文章，收获四十余条评论。

“悲壮！”“说多了都是泪······”@英惠CN、@学术月刊显然感同身受。感慨文科没出路，文科研究经费少，@伽蓝更直接定论“知识分子不值钱”。

很有文科生味道的@此刻清晨有些绝望：“当一个问题成为一个症结的时候，我想所有被这个问题所困的人其实早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而抛弃掉的那另外一个选择一定是更痛苦的，也许是精神痛苦，所以两个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事情，随时可以折返，只是你的心可能并不甘愿。”

@苏浙大少愿意提供出路：“没钱老老实实读工科商科，就算是美国文史哲这类都是富二代读的。”

@曼曼不想在家则说：“理科博士的日子也不好过：文科博士离开学校3年一样可以发展，理科博士离开实验室平台3年基本就废了。每个人头上都有紧箍咒。”

@CopOnline则更直接：“其实我一点也不同情这些人，路是自己选的，走死了，是头脑和眼光问题。”“本来就那么窄的路，走的人太多了，修宽了有必要吗？如果挤不过去，还一定要去，这又该怎么看呢？”

这样的说法惹怒了@安娜爱吃榴莲，“走路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做出真正的成就，从事研究的人少了，这个学科要出成果的可能性就会变小。国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路基打好，路能走多远能走多宽，是学者的造化，但现在问题是制度把这个路弄的都是泥泞，学者要一边做学问还要一边抹腿上的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后@安娜爱吃榴莲一锤定音：“评论里要么是嘲笑这些青椒没水平，要么是嘲笑清贫者没资格做学问。。。我想反问一下，青椒没水平弄课题，但你们知道课题的猫腻么？连国家社科行内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情，那些省级、市级课题就更不用说了，有人又要喷了，别人跑关系你没本事跑活该，但是这不仅把学术圈搞得乌烟瘴气，也是在浪费国家的钱。 ”四个人点赞。

本文系作者综合《时代周报》记者李兮言文章、《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相关章节及@PETD亚洲善待博士组织微博相关评论等资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