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之三）
中国改革的初期（至少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家并没有能够制定一个目标十分明确的改革蓝图，对改什么、如何改并不十分清晰。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十分错综复杂，中国改革过程充满各种风险和极多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不像人们包括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容易、简单。
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先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再摆脱计划经济体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着石头过河”，采用务实主义、渐进改革方式进行的过程。
不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线索还是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在现实中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检验正确与错误的过程，又是关于这方面国内外知识积累的过程，还是不断形成政治共识的过程。前人为后人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后人也继承和突破了前人的知识和理论。
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务实的中国领导人也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自主探索和不断实践中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突破和大胆的创意。
刘少奇曾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要有多样性、灵活性。他说，“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1]“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2]这一观点，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共识，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首次创新。
陈云是最早对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修正”或“补充”的领导人，他不仅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者之一，还是提倡用市场机制作为国家计划的补充的倡导者。[3]1956年9月，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就提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是小计划、大自由。我们要大计划、小自由。个体经济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4]这是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一个重大突破。十分可惜的是，尽管陈云的经济主张在党的八大决议中被采用，[5]但在随后的20多年中始终未能成为中共中央的主流思想，这使得中国改革和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至少推迟了20多年。但他的主张给党的领导人留下了历史记忆，改革开放后，陈云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共中央的主流思想。[6]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问题。他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已经讲清楚了商品生产即商品经济是客观经济法则，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
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观点没有正式公开发表，也没有将这一创新进行到底，并付诸实践，但为他的战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留下历史记忆，也成为后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来源。中国共产党不只是一个长期执政党，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学习知识组织，可以集中全党全国智慧，激励全社会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任何改革创新都可能追溯到前人的改革创新，当然任何改革创新都有可能失败，但仍会成为后人的财富，这符合“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效果和逻辑。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在改革初期，中国领导人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前20年（1957-1977年）思想激进的“左”倾经济战略和政策，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欠缺。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目标是改革和完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和实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8]
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9]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是一套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很大弹性和适应性，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创新具体的体制形式。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也是这样不断探索、不断试错、不断适应的渐变和部分质变过程：第一步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步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三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外界或外部强加的，而是有内部改革型领导人自身根据内外部挑战主动提出、主动发动、主动推动，因而她的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也是自我发展的。这种情况大大不同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
陈云、邓小平和李先念都曾是中国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例如陈云主持编制“一五”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邓小平是成员之一，从1954年起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负责制定“一五”时期的财政计划和筹集所需建设资金。[10]他们非常务实，也曾前后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作过较为深刻的反省和批评，并提倡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作用。他们也是60年代初期经济调整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及其后果有着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经验都成为他们发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财富。
李先念（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最先提出中国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命题。1978年9月9日，他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命题。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11]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李先念的讲话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前奏，也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文献。
9月16日，邓小平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在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条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12]
李先念、邓小平的核心观点正式写入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之中。
1982年8月14日，李先念、邓小平、陈云在北京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讲，他同陈云同志谈，他们一致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不管东西好坏。[13]
3月8日，陈云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重要思想，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14]这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内部人改革”而不是“外部人改革”，是“局部否定”而不是“全盘否定”，是“部分改革”而不是“推倒重来”。这是十分务实的做法。
在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中央高层内部存在不同观点，主要源于对市场经济知识的不同理解。对此，邓小平于1979年11月26日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15]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且可以搞市场经济，其目的是利用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但还不是党内政治共识。
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陈云先后多次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16]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陈云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主张为大会报告采纳，被确定为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大会报告同时也明确提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17]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深入，务实主义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并没有停留在党的十二大方针上，他们也会突破自己。不到两年，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邓小平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酝酿，先后找有关部门、有关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由此取得更大突破。
1984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向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作如下概括：第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第二，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第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方针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调解，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18]
赵紫阳认为，明确以上四条，可以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既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有所区别，又不与旧的模式（指计划经济模式）雷同。他认为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该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赵紫阳的看法得到了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邓小平认为这封信写得很好，并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达。这表明，当时党内最高层的政治共识仍然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但是他们在力图寻找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成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形式。
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还首次明确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19]
这一《决定》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对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决策和部署，标志着中国全面和系统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农村改革为重点转向以城市改革为重点；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念、理论以及目标模式有了重大的突破。邓小平评价道：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0]陈云也对此表态，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很好的文件。[21]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随着领导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并逐渐形成政治共识之后不断前进的。这一结果直接改变了改革初期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也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一个中间过渡模式。
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回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时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2]这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重大修正，也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进了一步。
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以田纪云副总理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负责改革方案设计的“方案办”，后者在8月提交了《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3]12月19日，姚依林、田纪云向邓小平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讲，改革要过几关？我讲了“过五关斩六将”，但究竟要走几步？去年（指1985年）走了一大步，今后还要走几步，花多少时间？[24]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本
1987年2月，邓小平和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等谈到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作用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25]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利用市场调节绝不等于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应当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签订经济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26]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只以宏观控制经济的手段如金融、财政进行宏观调控，不直接参与企业微观决策。报告还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27]可以看出，计划和市场都成为发展经济、调节经济的手段。手段是服从于目的的，因此达到什么目的更为重要。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邓小平“猫论”的影子：它成为克服党内传统意识形态约束、思想解放、形成新的政治共识的基础。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特别是首次提出“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在整个八十年代，邓小平等通过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真正解决了如何建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学习、自我创新的封闭式的改革过程。[28]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选择“依靠两条腿走路”，表现为：一方面改革国有企业，增强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国计民生重大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到1992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和建筑业已占据“半壁江山”，在服务业已达到30%以上；[29]一方面缩小国家计划价格范围；另一方面扩大国家指导价格、市场价格范围，到90年代初已经以市场价格调节为主；[30]一方面在国家计划中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保留必要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不断扩大指导性和市场调节范围，综合运用多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到90年代初已经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这就为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不仅脱离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尽管这还是初步的探索，但是已经相当成功，积累性地发生了革命性结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宏大的预先设计，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铺就了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这一体制的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时再次谈到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1]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是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哪种手段更有利于发展就采用哪种手段。
后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一个经济体如同人体，有“两只手”总比有“一只手”好，无论它是哪只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简单地从“一只手（计划）”转向“另一只手（市场）”，而是转向了“两只手”，即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两只手”的优势，而且“两只手都要硬”。
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初期的一段时间，有关改革理论的讨论仍然是“封闭式”的，而不是“开放式”的。所谓封闭式的，是指改革的理论是对本国经验的总结和本国错误路线的批判，改革试验的模型和政策的选择主要限于直接的经验和直觉，包括历史的经验和历史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许多讨论都是内部的、保密的，也加深了讨论本身的封闭性。而所谓开放式的方法，主要是与外部交流，更多地参考和借鉴外部的信息、知识，与外部联系、比较。特别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及其领导人需要了解成熟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既要借鉴他国成功经验，也要吸取他国失败教训，少走别人的弯路，减少制度创新的学习成本。
在当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所谓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制度，在国际竞争真正能够制胜的制度。这表明，制度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不是僵化的，而是变化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改革也就成为了关键词，通过不断改革对内适合自己，对外适应国际竞争。在世界上，中国开创了改革时代，是由十几亿人一同创新，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历史。时代的主题除了和平与发展之外，还有改革。
让我们记住这一伟大的创意者：邓小平。
（此文写于2014年8月19日，应观察者网之邀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而作，杨竺松协助整理。）
注：
[1]《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192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2]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选集》，下卷，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3版，中文版，399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4]陈云：《大计划，小自由》（1956年9月11日），《陈云文集》，第三卷，10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5]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并且合理地调整物价，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见《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56年9月27日）。
[6]198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认为，陈云的观点对“当前的（经济）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赵紫阳：《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37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王辉：《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文版，25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李先念编写组：《李先念传（1949-1992）》（上），3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1]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李先念文选（1935-1988）》，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邓小平：《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1978年10月1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23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2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5]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曰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163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7]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0-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8]赵紫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1984年9月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84年10月20日通过），来源：人民网。
[20]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3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2]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8-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109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3]《吴敬琏：谈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载《中国改革》，2011年8月16日。
[24]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48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25]邓小平：《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高尚全：《30年改革开放：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1-4页，载《改革内参》，2008（6）。
[27]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直到1993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才从封闭式转向开放式，通过开放式的学习、借鉴、比较、分享国际经验，首次引入国际通行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
[29]《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制度的障碍与供给——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问题研究》，59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0]资料来源：《中国物价年鉴（1991）》，466页，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1；田源、乔刚，《中国价格改革研究1984－1990》，203页，北京，电子出版社，1991；Barry Naughton,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
[3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