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董春岭：邓小平奠定了30年中美关系良好格局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绘制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蓝图。而发展中美关系无疑是他所绘制的这幅宏伟蓝图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当时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也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中诸多的“第一次”：1978年，中美完成谈判，正式建交；1979年，他成为第一个访美的新中国领导人；从1978到1991年，他成功处理了中美关系中前所未有的几次危机，保持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大部分继承了毛时代对美政策
中国改革成功的重大原因是改革开放，中美建交是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关键，邓小平无疑是中美建交最重要的推动者。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都遭遇过挫折，也都曾进行过改革，但结果截然不同。邓小平改革开放与苏联赫鲁晓夫改革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中国的国内改革伴随着对外开放，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则是封闭环境下进行。
赫鲁晓夫很自信，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提出了20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以及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任务，他的改革方案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为改革而改革，急于求成，没有制度创新，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邓小平很清楚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发展需要借用外力，要“摸着石头过河”，他的目标很明确，要发展市场经济，具体方式是改革与开放同时进行，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使西方的一些新的思路与观念与本土传统的思想观念碰撞，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创新不断地保存积累下来，成为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砖石。
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里根（1984）
在邓小平的政策体系中，相当多的是对改革前的拨乱反正，但在对美政策上，他大部分继承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策，没有根本变化，对美政策的延续性突出，维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开放政策的关键。
在邓小平的理念体系中，中美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对外开放是国内改革的需要，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开放政策的需要，发展中美关系是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中之重”。
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而1978年12月16日，也就是全会召开两天前，中美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它被视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重合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战略运筹的结果。它们共同作用，把中国从“现代化三部曲”中“求安全”的阶段带入到“求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中美建交的内生动力，中美建交与关系稳定已经开始超越战略安全范畴，成为事关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条件。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一方面，实现中美建交有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把国家工作的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做准备。国家想要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没有发展经济的动力，上下都准备着“打了仗再建设”。
同时，不同的外部环境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布局，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不仅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而且要将经济重心布置在山区、内地等安全地带，50、60年代中国的“三线建设”即是当时严峻的外部环境的直接反映。
在中国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实现缓和，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的扩张和反华活动，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仍有安全层面的需要。邓小平相信苏联有可能进入越南，经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向马六甲海峡扩张，他认为高调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让苏联变得更加谨慎。
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则主要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安全考虑，中国的经济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美国作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对中国外部环境的稳定作用至关重要。
正如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与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克的谈话时所言：“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建交后全球的反应正说明了该问题。
傅高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分析道：“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携手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这一前景对中美两国的民众都很有吸引力，建交之后，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正面反应”。中美建交之后，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持续改善，中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也日趋乐观，为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稳定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条件。
1985年，邓小平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
另一方面，中美建交有助于实现对外开放，借助外力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基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种认识，即在经济上，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主要的工业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许多较小的邻国，要加速发展，就必须放眼世界，成为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并尽快扩大引进外资、技术、商品和知识。
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会上指出的：“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关键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可以使中国更容易地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经历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国亟需找到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路。通过1978年一系列密集的考察出访，中国的高层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即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
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他指出，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
他所说的“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在中美建交之后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很直率地告诉美国朋友：“我们相信中美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在酝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另一方面在商讨中美建交谈判，而邓小平本人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建交谈判问题上。对这次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长时间谈判，邓小平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各方面的工作，做出具体的指示。
他在谈判过程中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策略。他提出了建交的日本模式（即与台断交、废约、撤军，但美可以保留商业和文化往来），在涉及三个原则的问题上，邓小平毫不妥协，态度强硬。
在和万斯谈判时，由于其提出希望在台湾保留美国官方人员，邓小平坚决反对，义正言辞地予以驳斥，中国政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给美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强硬的信息，即美国不应从原有的立场倒退。
1979年邓小平携夫人卓琳访美，在华盛顿机场受到美国各界人士以及旅美华裔人士的热烈欢迎
此后的事实证明，卡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的决心已下，邓小平也积极尝试其他路径推动该进程，力求让白宫介入谈判，同时利用和美国媒体、国会领袖会面的机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寻求支持。
他抓住美苏战略竞争态势变化的有利时机，积极回应布热津斯基带来的卡特愿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率代表团访华。在欢迎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发表了演讲重申了《上海公报》，指出公报反映了美国要同中国友好的承诺，是基于共同关心的事项，而且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的，美国不把同中国的关系看作策略上的权宜之计。
第二天，邓小平接见了布热津斯基，迅速接受了关于中美开启建交谈判的提议，并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文件。正常化和非正常化大不一样，在经济和其他领域都受影响”。
他还巧妙地打经济牌向美国施压，加速谈判进程。在与布热津斯基晤谈后不久，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客人谈到中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时，提到美国说：“我们明白地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当时，虽然在美国亲台的游说集团很强大，而中国刚刚走出孤立状态，在华盛顿和国会还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游说集团，但邓小平本人的外交努力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弥补了这一缺陷，“邓小平充分运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机智和旺盛的精力，使自己成为影响美国媒体和国会的最佳渠道。”
由于中国经济上采取了这种柔中有刚的策略，美国在对中国的市场竞争中落后于欧洲、日本，众多美国大企业家将原因归咎于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他们事实上充当了中国的游说集团，形成了国内政治上的压力，推动了卡特政府加速与中国建交。
在建交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卡住了，美国坚持不让步。最后邓小平提出：“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邓小平的坚决果断，谈判才得以完成，中美建交公报才最终签署。
这可能是邓小平一生之中最重大也是最艰难的决定之一，他并非不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这个更重要的目标促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中美关系解冻这么多年以来，两国建交过程一直障碍不断，国际战略态势瞬息万变，邓小平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实现了两国关系最重大的突破。
正确处理对台售武
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要贡献不仅是推动了中美建交，还通过访美，为中美关系确立了基本框架，即在政治和战略上保持独立性，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社会文化上加强交往，在国际问题上积极协调，既斗争又团结。这个基本框架使得中美关系在最困难的时期顺利的度过了难关。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顺利开展，赢得了宝贵了时间。
邓小平主政期间，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顺利，尽管经历了里根上台后恢复与台湾关系和六四风波，但中美关系的框架总体上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对中国的现代化十分有利。其中，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保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分寸把握得很好。
1981年1月，美国共和党著名的保守派里根上台，自其1971年访台之后，就一直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竞选总统时，里根就曾公开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希望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在台设立“联络处”。
这些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关注，一旦这些主张在里根上台后实施，将从根本上破坏中美关系，还会危害亚太地区和世界反霸统一战线格局，必须予以坚决回应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美关系随时都会“倒退”，陷入自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里根的主张势必从根本上破坏中美两国现有关系的基础，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并警告企图搞“两个中国”的人“不要错打了算盘”。
同时，邓小平也1981年初，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时，邓小平批判了西方“中国无足轻重”、“中国有求于美国”，“如果美对苏强硬，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会妥协”、“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美有威胁”的四种错误观点。他郑重指出：“在台湾问题不会像美国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里根上台后，中国对里根总统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的担心在柴泽民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出席总统就职仪式而减弱，这是中美外交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里根仍意图向台湾出售武器，其中包括上届政府不准出售的FSX系列先进战机，两国关系恶化的风险仍然很高。
1981年，美国国务卿黑格应邓小平之邀访问北京，邓小平严肃指出：“中国希望中美关系顺利发展，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对台售武的问题，中美关系就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邓小平破釜沉舟的决心对美方构成了相当的压力，中国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向美方施压，在几轮较量之后，美方态度开始转变，双方开始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举行正式会谈。
在谈判中，邓小平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展示了适度的灵活性，即追求美国对售武的数量和质量做出限制，并未完全要求美方停售所有武器。在中国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采取了一些灵活作法之后，邓小平得到了所期望的最佳结果。
1982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八一七公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比之前的两份公报都要进步。里根政府对售台武器问题作了限制性承诺，声明美国政府保证不寻求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前后和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的武器，直至最后解决。
美国政府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作了更明确的承诺，声明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无意执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还重申了《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等内容。
经历这轮危机和博弈之后，在里根政府期间，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倒退，反而较美国上几届政府时期都有所进步。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为加强双边关系进行了频繁的互访，中美关系进入了较为稳定成熟的时期。
双方关系最紧张时刻
1989年春夏，西藏达赖骚乱和八九政治风波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两件大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仅公然支持达赖的分裂行径，还对中国处理政治风波的方式做出强烈反应，实施联合制裁，中美关系陷入僵局，成为两国由合作到对抗的转折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轮反华浪潮。
风暴中，邓小平沉稳冷静，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人民绝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气概。同时，他提出了对美的外交工作思路：立场坚定、礼貌周到；认为软弱并不能稳定关系，硬一点反而会促使美国转弯子。通过打开对日外交的突破口，除了美国之外，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开始整体松动。
邓小平在对抗西方制裁的过程中，仍为中美关系的转圜留有余地，而美国布什总统由于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中美关系的艰难历程和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而也在制裁过程中竭力控制力度和范围，避免将来给中美关系恢复带来更大困难。
布什顶住了国会的压力，没有召回大使，还保留了对华最惠国待遇。但6月8日，布什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希望邓小平“帮助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询问中方是否同意接受华盛顿特使。
邓小平在了解美方的态度之后，很快就给予了积极回应。布什当即决定派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在会见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将来的行动能解开这个铃，不要火上加油。
斯考克罗夫特说，布什对必须维持美中两国关系深信不疑。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邓小平表示理解中国对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想法。他个人致力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来解开这个铃，恢复中美关系。
上述事实表明，即使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仍然在努力制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下滑。
10月31日，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强调，如果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12月，在会见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邓小平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邓小平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
1991年秋，邓小平提出了对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岁月里，正是邓小平既坚持立场又积极灵活的政策，保障了中美关系没有因此而出现大的转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合作成果得以保留。
总之，邓小平是历史上的伟人，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一环，由于中国的分量，他也是世界级的领导人，改革开放是一个大的系统，中美关系是服务于这个系统的。在他主导中美关系的岁月里，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访美为中美关系奠定了今天的基本框架和良好的政治基础，而在危机中，他又运用智慧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