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萍:“大妈”没错，“广场”错了

于我，“广场大妈”是个新词，最近才得知。

当然新词并非一定指代新现象。多年前就注意到，中年妇女晚上结伴跳舞，小区里，路口处，以及各种街头小花园，都会有她们的身影和伴舞的音乐。不仅上海北京，就是福建的涵江这么个小镇，这里那里的，每晚都有好几群跳舞的中年妇女。国内的中东部、江浙、以及南方大部，夏天贼热，在路上走走都汗水连连，别说跳舞。 那些舞着的大妈们，愿意挥汗如流，并且天天如此，一定是开心的事。

在美国，曾经有到过中国的朋友提及，很喜欢中国各类城市公园里晨练的景观，尤其是看到中老年人，成群结队，有的打太极，有的练剑术，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说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集体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后集体年代里形成的一道颇让人羡慕的城市人文景观。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说三道四，但那是题外话。

晚上跳舞，中年妇女居多。一直觉得那是清晨公园景象的夜间延伸。很多大妈们早上买菜忙家务，只能晚上出来锻炼。她们结伴跳舞锻炼身体的同时，为城市的夜晚增添一道人文景观。没什么不妥。

当然，中国人口众多，作为“半边天”的妇女，只要稍有规模地做点什么，就能弄出个公共现象和话题。

最近，“广场大妈”这个词在一些人的抱怨声中产生；长期被人视而不见的“大妈”们，由于她们带来的“声响”而招抱怨：太响，太吵，太闹！大妈们也许确实应该注意声音扰民这个问题，要么把喇嘛声弄低点，要么找离居民小区稍微远点的地方，尽管我在夏天经常看到的大妈舞群并不吵人。

不过，后知后觉的我，是在国内主流媒体的启发下才明白，关于“广场大妈”争议，就像国内当下对很多问题的讨论一样，有着其它潜台词。

曾经有到过中国的朋友提及晨练，说那是在后集体年代里形成的一道颇让人羡慕的城市人文景观。

“启发”之一，来自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今年八月第一个周末播出的“对话”（Dialogue）节目。

节目中，跟随“捷足先登”的外媒，“广场大妈” 被简称为“Damas”或者“middle-aged women”（中年妇女）。主持人跟一位海外华人，一位在首师大教书的美国教授，共同讨论。话题的重点是如何理解那些跳舞的广场大妈，她们是怎样的社会群体，她们的“跳舞扰民”是否反映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社会上对她们的嘲讽 (ridicule)，等。

主持人颇为强势的引导，外加（因为有广告）不到30分钟的讨论，很难把问题真正引向深入。但是，还是可以从主持人不断试图解释的问题中看出，其意图将讨论的重点落在“广场大妈”缘何被嘲笑这个问题上：

首先，“广场大妈”被嘲笑，因为人们认为她们象牧群一样 (herd-like)，被动地成群活动；她们成群结队地跳舞，只是随大流，就像她们随大流买黄金炒股票一样；“广场大妈”们没有个人的主体意识。

其次，作为群体，“广场大妈”现象反映出当下中国文化生活的落后：既缺乏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也缺乏更好的“时尚”选择， 她们是“过去中国传统”的产物，不知今宵为何日。

最后，问题的关键出现了：“广场大妈”现象其实是挑战“我们”如何看待她们所代表的“过去的传统”(past tradition)。

原来：广场＋大妈＝过去的传统；于是导致人们的嘲讽。

对于这个“过去的传统”，主持人一方面拒绝直呼其名，另一方面又毫不讳言；说在这里，“传统”指的不是习惯上认为的几千年传统文化，而是最近几十年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从“广场大妈”的集体着装（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妈平时并不统一着装），跳舞的音乐（不少源自革命歌曲，但很多并不是），跳舞的动作，成群结队，等等，显现出来，让（“我们”）很多人感到不舒服。这“传统”是好是坏，是否应该完全唾弃。“这”，主持人严肃地说，才是讨论这一现象的真正意义所在。

“潜台词”由此直接进入前台中央。只是不期从那位美国教授口中引发出“阶级”(class) 一词，尽管他的解释其实是“等级”或“阶层”的意思。

教授说，自己在北京的住处附近有高级商业楼，每天晚上，“广场大妈”们在大楼外面的空地上跳舞。很多进入商楼的年轻白领和其他“上层”人群，往往斜着眼不屑地看着她们，一路匆匆走进商楼内，去光顾那些上等店铺。

在国内主流媒体上，估计很难找到有意愿针对类似的回应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媒体人。

不出所料，主持人除了不断明示还是不断明示，就是不作深入回应。最后直言，在中国，对“广场大妈”的嘲讽，也许是因为人们不喜欢她们所代表的曾经的“传统”，人们觉得那“传统”不仅过时，不“与时俱进”，而且还让（外）人觉得中国人落后，不时尚。

时间关系，节目结束，但清晰留下“广场”＋“大妈”后面的潜台词：“广场大妈”在英语里被简化为“大妈”，“广场”俩字被省去，然而，这俩字在主持人引导的讨论中却无时不在**；“大妈”本身没啥事，有事的是当“大妈”们变成“广场大妈”，她们的群舞提示着曾经的革命的“广场文化”。**

记得有学者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广场文化”；在“去革命”的趋势主导下，批判者往往随大流拒绝直面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动员意义，而更愿意负面将其定义为宣传和洗脑。 有意思的是，对革命的广场文化的批判，并未阻止“广场”二字悄然无声地占领当今中国城市的大半壁商业空间。如今中国城市里的的“环贸”们，“环球港”们，“中信泰富”们，“久光”们，“梅龙镇”们，明明都是商场大楼，却偏偏不是叫这个广场就是叫那个广场，仿佛不叫广场就不是个东西。

当然，此“广场”非彼“广场”；今天的“广场大妈”是完全不可能进入“此广场”去跳舞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广场”及其空间的含义，倒实在值得探究（也确实有了不错的讨论）。

“广场大妈”(Damas on the square) 也因此可以承载更多的含义。

在当今告别革命的主流话语主导下，“广场大妈”所承载的某些革命文化的要素，可能确实让新生的中产阶级感觉难以安享“纯正”的小资生活。与此同时，“广场大妈”们又仍然是那些嘲讽并急于摆脱她们的“我们”的一部分。很难想象，没有了“广场大妈”的“我们”，除了在“小时代”里长成的华丽躯壳，能有什么可让他们真正出彩的。

在“妇女解放”出现倒退的今天，恰恰是“广场大妈”们，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以她们的存在，她们的音乐和舞姿，外加她们的主观意识和行动能力，提醒着人们中国曾经有过的自己的传统。那是这一份尽管不完善但却极其重要的传统，是当代中国小资们仍在享用但却拒绝承认的来自革命的遗产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