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辰：要铭记邓小平推动中国发展的远见卓识
8月12日，我驾着公司配的宝马越野车疾驰近9百公里，携家人从巴黎住所前往风景如画的南德上巴伐利亚，然后去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地中海北岸，开始我们今年为期17天的假期。读大学的女儿因在伦敦实习未能和我们同行，几天后他将飞上海继续实习，届时她会和我80多岁高龄在上海退休颐养天年的父母相聚，并在他们位于上海内环内绿树成荫的大寓所里度过几个周末。 我农民出身的父亲和小时候在上海日本人纱厂做过童工的母亲，在经历共和国所有的风风雨雨时，做梦也未曾想到，他们这辈子会享受到如此幸福的晚年。
而这一切始于上海1949年的解放，更得益于邓小平1979年恢复高考后，我哥哥和我分别如愿以偿地考上大学。 记得我当时被选上去德国自费公派留学时，我父母因为凑不齐我去德国的单程机票，还不得不找朋友去借钱。
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和我父母这两代人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就是我父母在欧美旅游或走访我们时，一听到有人说共和国和共产党不好，就会激动万分情绪高昂地逐条批驳的原因。这也是我任职美国德国和法国最一流企业，并在中国和欧洲工作20多年全面深入了解了欧美亚所有主要国家经济社会过去现在后，对毛泽东尤其是邓小平等中国领袖为中国选择发展道路信心的来源。
全球视野看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如果用全球视野来判断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我认为主要有两条：中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所需要的资源，不仅实现了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有效配置和利用，也在本土实现了与所有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的、最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尽其才；本土各类其它资源的物竭其用；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创新能力，及其背后的科研教育体系，实现了最大可能的为我所用。
此外，中国作为全球最有活力的最大经济体之一，不仅具有最有吸引力庞大且可持续增长的市场，而且也因累积了总额近4万亿美元硬通货外汇储备，具有了与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最一流的财政和金融信用资质。
中国数亿人过去30年的快速脱贫致富，中国经济对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有如此大的贡献，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在利用市场和开放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经济获取必要增长的同时，顶住了冷战后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大获全胜，带给中国可能的巨大冲击，保障实现了中国政体稳定和自主发展。
塔利班因反苏、萨达姆因反伊朗等对美国的投靠和依赖，及其最终鸟尽弓藏被抛弃，最终导致的没落，瓦文萨戈尔巴乔夫等前华约国家领袖们，对本国转型发展的操之过急，和对西方国家天真地盲从，导致经济资源竭泽而渔，都证明了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稳定繁荣的珍贵，以及第二代领导人的大智大勇和正确与卓越。
中国以邓小平为领军人物的第二代领导人无疑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并为中国开创了举世瞩目的伟业。共和国在以习近平为领袖的第5代领导人的引领下，已开始了昏睡百年中华民族雄狮复兴的新逐梦进程，又将面临和应对新的国内国际挑战。
西方教条不如“实事求是”
在这继续前行过程中，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应该如何传承？
作为一个在联邦德国研读了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并担任大学国民经济课程助教和讲师多年的我，深知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对开放经济体理论研究的欠缺和不了了之；因为博士论文对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型就资本市场和投资活动开创性的补充研究，我也充分理解了西方宏观经济现代理论，总体服务于二战后建立的被美国利益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全球体制这一现状。
中国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无论是对西方经济鼻祖们脱离实际教条式甚至宗教般的迷信，还是他们因此而具有的对中国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且私有化决定企业效率效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化判断，无疑无法与邓小平等实事求是地有的放矢能同日而语。
西方经济理论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后凯恩斯主义，都未能为一个对外开放且后发的经济体发展提供任何原则性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主流经济研究群体应该也必须借鉴杰弗里•萨克斯接受李稻葵访谈时，对中国提出的建议：“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问题。”这其实也是邓小平摸石头过河不照搬照抄，创新开拓性，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循序渐进要求。
尤其是我们已面临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更不应该是孤注一掷般闭上眼睛而被误导盲从，抛弃了以邓小平习仲勋等第二代领导人对广东深圳改革开放所展现的实用主义的见招拆招，从容冷静及必要的自信。
要知道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因广东边民大批偷渡香港和全中国移居海外热是空前绝后的；而他们仅用了10多年，就建成了可以与被百年殖民的港澳灯红酒绿相媲美的深圳东莞。
目睹他国贫富差距及献金政治
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视自己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而对其充满对父母般的感情。他们首先看到并辩明了荒唐的“休克疗法”式急剧变革，会给大众带来的折腾苦难。这种对人民大众的朴素感情和底线思维，无疑也应该是我们下一步任何变革以求进步的必要前提。
我曾经任职世界500强的法国拉法基集团副总，曾经负责亚洲10国战略、投资兼并及全球资产配置优化。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如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我都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耳闻目睹过，只不过它们的形式和严重性有所不同而已。
美国形式上的三权分立，并未能避免其在中国类似发展阶段财富的高度集中，有组织的犯罪随时发生。美国通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兜售其私有化、自由市场的教条理论，其背后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实用主义盘算。在汽车龙头企业通用汽车面临经营不善破产边缘时，美国精明地对其国有化以挽救就业，而且同时保了美国汽车市场全球价格最低的竞争格局。
美国现行经济体制与德国和北欧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无疑并不是避免收入两极化的全球最佳实践，它甚至规避不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金融业整体盈利归个体，亏损由全民买单的荒诞结果；但它却成功维持了金融业在全球压倒性的优势，而且维持了在发达国家范围内，与社会安定攸关的国计民生必需品的最低价格。
法国对民选政体自由平等博爱的绝对倡导，也实际维护了其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本质和社会财富创造的疲态，而且难以挽回经济大蛋糕的日益萎缩。任何在法国小有成就的温州老板们都在大选季节，面临市地区各级政客议员类似苛捐杂税的献金要求，一旦拒绝就会面临选举过后被以税收等名义严格执法的潜在风险。
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机构的低效、贪腐程度，以及收入两极化都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记得走访拉法基在印度班加罗尔分公司时，每一个小时不到就会因电力超负荷运转而停电，我们不得不启用大楼自配的柴油发电系统。一离开马尼拉、圣保罗或新德里繁华商业中心，看到的满目都皆是普通百姓令人窒息的贫困，贫困的普遍程度甚至无法比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我那些熟悉中国、俄罗斯及印度的欧洲同事，没有一位认为中国的贪腐程度可及俄国和印度。
部分背离邓小平改革开放初衷智慧
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体制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对中国下一步更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开放金融管制，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提供什么警示和借鉴？我们可以一起透过我所了解的全球建材行业的现象，来丰富我们的思考。
以水泥价格为例：中国约300人民币一吨，印度、菲律宾等国家是70-80美金一吨，比中国贵50％以上。在德国每吨是70欧元左右，是中国的近一倍；在法国，每吨在100-120欧元左右，比德国又贵了50％多，而在中东、北非其价格每吨会高达200欧元。作为参考，在沙特等产油国每吨水泥其生产成本不到20美金。
中国与所有这些国家相比有一个巨大的发展优势，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相对极其低下，这就大大减少了约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为什么民选政体、民营化企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反而会出现经济增长难题？原因很简单，私营企业及其背后的金融利益集团在献金政治环境中主导了行业法规政策的制定，在所在地域和市场形成了相对和绝对垄断格局，使得他们能从寡头定价中获取暴利。
这就是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欧美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讳言，且不愿正视的收入两极化根源：即金钱和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执法权的游说，影响掌控主流舆论媒体，利益捆绑，献金扶植代理人，甚至直接行贿决策者，及其导致的对普通消费者和纳税人利益明火执仗的侵犯，甚至毫无制约的搜刮。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此导致的基础设施开发必需品——钢铁水泥等大宗原材料和其它类似行业产品服务价格的昂贵无比，就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性行业，比如电讯、广电、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等行业，营造暴富的家族如印度的米塔尔家族，全球首富墨西哥的斯利姆家族，法国的布依格家族，美国工业化初期的钢铁大王们，以及现代瑞士施密特海尼家族。
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曾拥有的最大体制优势，就是中国公权力相对于大资本和利益集团的独立，并具备有效监管和制约。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对欧美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整体风清气正，也曾互为正能量而相得益彰。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逻辑，是对先富阶层帮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所做的顶层设计，而不是允许他们对刚摆脱贫困的人民大众有限的消费能力进行透支，甚至是对其服务对象收入的巧取豪夺。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中国的汽车工业以及医药行业等，实际上已背离了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改革开放的初衷智慧。它们正在用利益绑架政府，强势透支中国刚脱贫的消费群体的财富，快速造就富及中外既得利益集团和家族；它们已生成并在继续强化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不公和不和谐，并导致如同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致富可以不择手段毫无道德底线的价值观沦丧。
改革要警惕利益集团绑架政治
所以，顺应中国转型发展依法治国的底线思维要求，必然也应该首先保障立法执法和行政权力，相对大资本和利益集团的透明，且能保持独立和自主。这既是困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体制难题，更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发展陷阱。
所以，中国现阶段国企的混合所有制和政府审批权下放等系列改革，都必须预防这一最坏情形的发生，必须有相关法规理念和方案设计保驾护航。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明确要依据什么样的法规，必须全面对照全球发达国家已有的最佳实践，并避免其体制与生俱来服务大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短板，以确保公众特别是各行各业弱势群体基本权益不在下一轮改革中被侵犯。
我们必须也应该坚持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朴实感情及关键领域的底线思维，决不能让刚脱贫的中国人民，为一小部分人赶超世界首富需要的巨额暴利和可能的亏损，无奈买单或再度下岗返贫。
我们不能只是为私有而私有且对行业不加区分，而是要铭记邓小平推动中国整体现代化所展现的远见卓识，必须有打造全球一流企业如华为的目标导向，且根据全球竞争需要，借鉴最佳实践并有所创新，将国有民营共举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优势，继续改进优化和发扬光大。
如果我们希望金融业能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我们就应该到中小企业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德国瑞士和北欧，去学习了解它们的相关金融体制和最佳实践。
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留下的最宝贵遗产
本世纪初，我曾非常荣幸作为管理咨询顾问，参与了大连市人民政府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的拟定，参与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全球最为成功的临港装备工业开发区的规划，还参与了东风汽车集团起死回生转型发展战略的拟定和落实。
下月我将回国参加在天津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人物2014年年会。非常高兴在通知了一些国内企业界知音朋友我计划的中国行程后，已收到了诸多交流沟通和打球的邀请。尤其是我已被邀请和中国最大的全球最一流高科技电讯设备企业管理团队，沟通交流“中国企业投资欧洲最佳实践：对标欧美商界精英领导力和素质修养”。
如果说50后因为他们上山下乡的履历，更多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而不完全算属于邓小平时代造就，那么我们这批60后，无疑100%被打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烙印。作为60后在海外留学工作成长起来的专业管理人员，如果没有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很难想象中华民族会如此轻而易举地造就无数与我相同经历的华人，以及身份百变的我。在改革恩惠中成长的我们，已经或者必将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下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