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从大数据看各省如何简政放权
【编者按：2014年两会前夕，大公网推出大型策划《省长这一年》，全面梳理黄奇帆等十位省长（市长、主席）一年的执政思路、运筹谋略。今日，2014行已过半，各地在落实深化改革、经济换挡方面进展如何？各位省府班长如何调整执政谋略应对中央新一轮改革思路、主导本地发展轨迹？
基于此，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周报》本期推出特刊：《省长这一年之2014上半年报告》，全面梳理以省长（市长、主席）为班长的省府，如何全面推行本省区域的深化改革战略、如何顺应简政放权大势、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换挡等等系列重大话题，记录中国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省级路径。】
努尔·白克力：好时代里遇上大挑战
大公网评论员 马俊茂
他创下了常规政治生态下的晋升纪录，他是为数不多的60后正部级官员之一，他是千万维吾尔族中唯一的中央委员，他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他叫努尔·白克力，讲着标准普通话的新疆自治区主席。
2014行进至此，努尔·白克力的治疆经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经济治理上风生水起莺歌燕舞，社会层面暴恐不绝愁云满城。
他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启了“西进战略”的“国家战役”，经济新常态缓解了新疆生态脆弱的痼疾，19个援疆省市提供了不竭的后发动力。
好时代并未让疆人治疆顺风顺水，频繁的暴恐让拥有维吾尔身份的努尔·白克力屡屡神色凝重，这个好时代里的大挑战考验他爬坡过坎的能力，文人也需要铁面。
努尔·白克力
疆局
由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层层传导是中共执政的秘钥，当下更复如此，习近平统领全局，顶层设计下的执行力空前强化。作为距中南海最遥远的省级行政单位，新疆局面亦完全在政治局常委会笔端下行事。
新疆各个面向的复杂程度或许是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局面的由来混杂着历史、现实和自然的各种成因。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166万平方公里的疆域约占全国六分之一，足有四个日本大小，北西南三面54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毗邻八个主权国家，且部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内外敌对分子时有勾连。
22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60%，共有47个族类，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多宗教长期并存，风俗习惯带有明显的差异性。新疆也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区内又有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市与兵团实行“师市合一”的独特模式。
自然资源极其丰沛，石油、天然气、煤炭皆占全国总储量的30%以上。
凡上种种，在内地31省市区中独此一见，这种全面的复杂性导致了当下新疆的独特存在，“一把手”高配和援疆模式造就了政治、经济上的“双重特区”。
也因为这种独特性，习近平自十八大之后就对新疆的治理模式进行了调整，最明显的当属在5月底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是次会议上，治理新疆的总目标被定义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而2010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的总目标则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字面的变化真切地反映出了顶层设计的调整，由唯GDP马首是瞻到社会的结构性稳定转变。
这种对疆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表现在字面上，习近平上半年的新疆之行以行动诠释了这种变化。
四月底，习近平完成了25年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五次新疆考察，随行人员有俞正声、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一政治局常委，三政治局委员，规格史无前例地被拔高。但真正的变化体现在习近平的行程上，没有像以往的领导人视察北疆的能源类企业，而是直奔南疆喀什，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地区，暴恐分子极其活跃，这种硬碰硬的视察路线背后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调整，亦即社会的稳定和谐权重超越跨越式发展，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也是被现实所倒逼。
经局
8月11日，兰新高铁最后一根500米长轨完成铺设，全线实现接轨铺通，在经过一系列的联动调试之后，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运营。兰新高铁全长1776公里，新疆段为710公里，通车后将此前兰州到乌鲁木齐的运行时间从16小时缩短至9小时，而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时间从40小时跨越到20小时之内，新疆自此进入“高铁时代”。
新疆一直肩负着陆桥国际通道的使命，但长期以来的运力紧张、时间及物流成本高居不下，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西进战略”，但这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的“钢铁丝绸之路”将会扭转此前的不利局面。
高铁对新疆经济的转型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努尔•白克力来说，同样也意义非凡。早在2009年一场在清华的演讲中，努尔•白克力就曾以新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十分美好来介绍高铁，以期吸引到在京的高端人才。
“钢铁丝绸之路”来得恰逢其时，2014年最火热的一个政经热词叫“一路一带”，这是习近平亲力亲为推动的一个国家级战略，但将视野放的更长远一些，新疆无疑是这条古老商贸走廊中最璀璨的明珠，起到了一个起承转合的大支点作用，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的终点，是世界部分的起点。 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大通道，集聚了30亿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消费与生产为一体的商贸通道被完全打通，且都需要经过新疆的陆路口岸来实现货物运转，对新疆的产业转型将是一剂及时到来的强心针。
努尔•白克力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可谓倾尽全力，举凡有宣讲的机会，便会一再提到，强调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排头兵，把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以此来推进信息通道及交通枢纽的建设，改善民生，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在2014年新疆政府工作报告上，努尔•白克力着力最多的便是此，全文近十处提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疆在推动丝路建设的实践层面也屡有收获，在刚刚过去的六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的霍尔果斯市。而在更早前，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获权挂牌，确立了“一区三园”模式，霍尔果斯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北道上的重要驿站，现成为与中亚国家经贸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与喀什经济特区南北呼应，构成了带动新疆经济发展的一体两翼和重要增长极。
在上半年的全国GDP排名中，新疆以10%的增速位列第六，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在西部五省区中排名第三。但新疆的GDP构成一直是努尔•白克力所忧心的，他曾经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新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但同时又说宁愿霸道，也要将高污染的企业给关了。新疆一直依赖石油化工和能源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较低，低耗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直推进不力。但努尔•白克力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降低速度提高质量，不要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GDP，这为努尔•白克力调整新疆的产业结构带来了时间机遇。
丝路建设的推进、高铁开通、亚欧博览会的聚热以及特区和口岸经济的发展，给了新疆经济和努尔•白克力更多腾挪的空间。未来，配合顶层设计的新疆特色经济发展将是其着力点。
恐局
3.1昆明暴恐案、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案、5月22日乌鲁木齐暴恐案、6月21日叶城暴恐案、7月28日莎车暴恐案、7.30刺杀大毛拉案，这是发生在2014年与新疆有关联的暴恐案，这一系列案件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相继消失，这里没有民族与老幼之分，只有屠刀与硝烟。
将暴恐分子嚣张气焰和赤裸野性推至顶峰的无疑是4.30案，彼时习近平脚步刚刚离开这片土地，完成为时四天的新疆行。习近平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作出指示，称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而在事发一个小时之后，努尔•白克力便出现在医院，看望受伤人员，并在其督导之下，案件于5月1日下午告破。
历来都有“治疆难”的说法，这种悲情的局面便是屡打不绝的暴恐案一手造成的。对于现在新疆的执政者来说，这种局面多少让他们有些委屈，尤其是作为“一把手”的外来者。但对努尔•白克力而言，可能意味着另外一种深层的含义，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身体中还流淌着维吾尔族的血液，多少有些尴尬，每每暴恐案发生之后，他总是一脸的凝重。
然而，正义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每次暴恐案发生之后，素有“儒将”之称的他也会展现出铁腕的一面，第一时间发声严厉谴责暴恐分子，亲赴现场为一线警察提振士气。
每当暴恐案件发生的时候，总能在新疆日报的头版看到署名为努尔•白克力的文章，正色厉声地指责暴恐分子得惨无人道，这也是抢占舆论制高点的一招后手棋。揭盖子、端窝子、挖根子、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天罗地网，这些都是出现在努尔•白克力文章中的关键词，身为维吾尔族，他也有义务给同族的党员干部下令，经常强调少数民族干部要主动发声，敢于亮剑。
暴恐案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决定了这并非能靠一人或一代人之力来扭转，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庞大工程。定点清除和事后的追捕注定了都是被动应付，在中央高层那里也是看清了暴恐的本质，习近平上半年的新疆行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要治本就要从经济、民生及教育等基础层面做起，所以，各民族互嵌、南疆全面实行高中免费教育、着力发展南疆经济等一系列治本之策应势而出。
努尔•白克力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其身上天然的维吾尔族特征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也独特如一，这也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是考验反击同类异端的决心，二是被广大汉族干部和民众的认可度，目前观察，他至少在两个层面都不失分。
前路
努尔•白克力1961年出生于一个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小乡镇，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他以高一在读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最终虽然没能如愿上北大，但还是被新疆大学抢先录取。喜读书、有组织天赋的他一直受到旁人和老师的青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十年之后正式踏入仕途，在一段喀什经历后回到乌鲁木齐，一路拾级而上，37岁出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行政主官，48岁任新疆自治区主席，被称为60后政坛新星。
上段经历中努尔•白克力顺风顺水，一路创纪录升迁，也曾赢得乌鲁木齐市民对其“环保市长”的美誉。但纵观正在进行中的2014年，对其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未来能走多长的路，取决于当下的执政成果。
经济层面，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将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彻底转变，扭转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的局面，以新常态为契机，打破传统的GDP构成，提升第三产业的比例，发展生态产业、旅游业。同时，要不惜代价，引进人才，留住本地的人才，想发展创新及高科技产业，人才的权重强过了硬件设备。同时要利用好19个对口援疆省市区的天然利好条件，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最后，必然是抓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机遇期，不失时机地推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当好国家“西进战略”的桥头堡角色。
在民生层面，积极推进基础的保障制度，从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性的民生工程入手，做好统筹兼顾，不留死角，尤其是边境及农牧地区更需要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打通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行政事务上，需积极配合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政策，结合本土情况，将权力之手放置于阳光之下。反腐、整风、治吏多管齐下，完成由传统官僚治理模式向现代法治治理模式的彻底转变。
最棘手的一面，定是防控和根本上改变暴恐案件频发的局面，从治标入手以治本为根，舆论与行动双轮驱动，清除掉滋生暴恐之恶的土壤，布置全局，着力南疆，以拉为抓手以打为辅助；同时积极配合国家甚至是国际层面的反恐部署，从根源上切断，将暴恐灭化在萌芽之前。另外，作为维吾尔族的本土行政主官，努尔·白克力需要培养更多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只有他们拧成一股绳，以正义和公共利益为做事原则，暴恐分子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狭窄。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外来者的理想如此，作为疆人治疆的努尔•白克力更应再进一步，不仅迎得春风，而且要在天山南北孕育出更加富饶和谐的青山绿水与人居环境。
李强的治浙双戟
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双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其由镔铁打造。分量与杀伤力这两个矛盾因素统合在了双戟这个兵器上。该兵器非有力者不能用。但对能拿得起它的武将而言，双戟则是一件杀敌破阵与建功立业的利器。
于浙江省长李强而言，他也有这样一副“双戟”——简政放权与环境生态。一方面，这副“双戟”足够沉重，简政放权与环境生态的塑造都会面临一定阻力，能够挥动“双戟”没有一定的力度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完成“四换三名（四换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三名即名企、名品、名家）”，促进浙江模式转型升级，就需要依靠这副“双戟”。故而，只有“挥得动”，才能“转起来”。
浙江省在挥动“双戟”上既有决心，也有力度。在今年浙江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4年重点工作”的前两项就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与“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促进生态环境全面好转”。对于李强改革的力度，新华社有着这样的描述：这样一位在公众眼中好脾气的省长，在抓工作的时候却雷厉风行，面对触动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更是毫不含糊。
李强
简政放权 为政务插上云翅膀
简政放权如同“割肉”，常常是“刀刀见血”。李强的改革也是由此发轫。自履新浙江省长之后，李强就一直把简政放权作为其任内的主打牌。李强称“我到省政府工作后，抓的一件大事、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审批制度改革。努力把浙江打造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
作为此次“革命”的总设计者，浙江省省长李强指出，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让市场去解决，凡是社会或社会组织能办的事就让社会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凡是基层能处理的问题就依靠基层去处理。
李强推动的这项简政放权工程被形象地称为“三张清单一张网”。所谓“三张清单”，即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一张网”，则指省市县三级联动，集行政审批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全省网上政务大厅。同时，它也是展现“三张清单”成果的平台。
浙江的简政放权也获得了中央媒体的点赞。4月份，浙江省获得了《人民日报》连续两日的重点关注。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24日的头版——《浙江变速度领跑为质量领先》，作者为新华社浙江分社常务副总编辑沈锡权和《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王慧敏。到了5月12日，《浙江——权力减法换活力加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系列报道的内容再次出现在了党报头版上。由此看，浙江的改革已经获得了中央层面的注意和肯定，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典型省份。 李强将简政放权作为其执政破局突破口也是一种治理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浙江在简政放权层面，是具有首创精神的省份。1999年，全国首家行政服务中心在浙江上虞市成立，浙江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国破冰。
浙江的开明治理创造了浙江模式的繁荣。“浙江模式”在社会治理上具有明显的“小政府、大市场”特征，政府的“无为而治”产生了巨大的作为。不过，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以及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变化，其原有优势也出现了减弱甚至消失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官员不再满足于“开明政府”，希望成为“高明政府”。简政放权即是让“高明”回归开明的过程。
年初，浙江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李强讲到，过去改革的重心是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再造，今天深化改革是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自我完善，要求深化新一轮政府自身改革。着力点是“三个大幅度减少”：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的干预。
在各种刺激观层出不穷的今天，浙江政府主官李强亦有自己的刺激观——深刺激。2014年7月23日，李强在全省政协主席读书会上作专题报告。他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种关乎现在、更关乎长远的“深刺激”。在这次报告会上，李强系统性地阐述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路线图和下一步改革思路——“浙江省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繁荣来自于活力，活力来自于制度。”这是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做的精辟论断。
通过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李强为浙江省的改革插上了“云翅膀”——开通浙江政务服务网。浙江政务服务网为省市县一体化构建，共享一个“云平台”，开始建设至今累计花费资金2000万元，甚至不及以往某个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投入。
虽然构建浙江政务服务网是一个技术变革，但技术变革的背后实质是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政府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革行政体制、推动职能转变，由智慧政务入手，倒逼政府改革，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五水共治 “约束”才能发展
生态，则是李强执政的另一戟。具体落实到政策层面，就是“五水共治”等政策。所谓“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具体布局落子方面，“清三河”则作为了整项工程的“当头炮”。所谓“清三河”即清理垃圾河、黑河、臭河。而“五水共治”是统摄在“两美”建设之下的一个工程。“两美”建设即“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
治水工程同样属具有传统的政治工程。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对治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一再强调要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用水、治水、节水工作，认真抓好安全饮水、科学调水、有效节水、治理污水等“四水工程”建设。
治水只是李强打造生态浙江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五水共治”被列为“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促进生态环境全面好转”中的首条，且占据有关内容的近二分之一。
有关治水方面，在去年两会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段子。2013年3月7日上午，浙江代表团开放。审议结束、接受媒体采访前，李强先介绍了浙江省情，提到“生态环境是浙江的优势之一”。未料，他的话音刚落，第一个获得提问的记者就此发问，“既然生态环境是区域优势，那么，为何浙江的多个城市，接连有民间人士‘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对于这一提问，李强的回复也十分坦诚，“环境治理速度还是不够快，执法监督还是不到位，距离每条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
对于生态治理，李强的观点是有“约束”才能更好发展。2013年1月28日，时任浙江省代省长的李强在参加湖州代表团审议时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讲，良好生态，是动力源，同时也是约束棒。这里说的“约束”，是对“低小散”的钳制，是对落后产能的淘汰，目的是为了经济更健康的发展。为了保持青山绿水，该约束时就必须约束。不加“约束”地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还会将发展成果毁于一旦。有“约束”才能更好地发展。正确地处理好了约束和发展的关系，经济质量才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庆伟“压力山大”：河北的“四大攻坚战”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过半之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依旧是高层对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十二字总纲。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当下越来越显示其判断经济面貌的局限性，但至少在目前，GDP仍是反映一地区最重要、最直观的经济晴雨表。
就此来看，张庆伟省长和他主政的河北在2014上半年有些“压力山大”：一季度和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4.2%和5.8%，均排在倒数第二，后面垫背的也都是黑龙江。
而年初1月8日，张庆伟在河北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年度目标是8%。现实距离目标确实差距较大。不过，河北自己不这么认为，省统计局发言人认为，上半年河北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升，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质量效益稳中向好”，而且还特别提到节能降耗成效明显。
张庆伟
河北的“四大攻坚战”
早在2013年5月6日的河北省委八届五次全委会上，省委书记周本顺就指出，要认清河北存在的“五低一大”难题，摸准发展潜力脉搏，全力打好“四大攻坚战”。
这是河北首次提出四大攻坚战这个概念。在这之后，省内绝大多数政经活动均围绕这一路线图开展。对于拱卫京畿第一要地的行政主官，张庆伟在深改开局之年的作为，同样也可以从这个路径中窥视一二。
四大攻坚战其中之一，便是“下大决心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环境治理”。单从上半年河北GDP的增速来看，这一战在上半年确实卓有成效。众所周知，落后的工业产能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困扰河北发展的一个最大悖论。年初，雾霾再次席卷中国大地。不少省市主官纷纷立下治霾军令状。张庆伟也是其中之一。1月开两会期间，张庆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下定过几年紧日子的决心，并立下“军令状”，三年让大气质量有所好转，五年有所改善。钢铁、水泥、玻璃不能再新增一吨产能，新增一吨，党政同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
在2014农历新年过后主持的第一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张庆伟就把议题对准化解产能严重过剩、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以达到建设生态河北、绿色河北的目标；全国两会召开前的2月25日，他又与各设区市政府签订《绿色河北攻坚工程责任书》。
次日在北京召开的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打破京津冀“一亩三分地”思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这次座谈会后开始，我们会发现，河北与张庆伟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到京津冀一体化上来。
战术与战略的齐步走
产业升级和环境治理之外，“全力打造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培育环京津地区新的发展增长极、下大力量把县域经济和县城搞大搞强”亦是四大攻坚战的各条战线。这三条战线，最后其实和第一条可以汇聚成一条大战线，就是全面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从近期《人民日报》在头版连续从不同维度对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报道可以看出，过去的京津冀“体连心离”的状态，导致河北的资源被京津强大“虹吸效应”抽调，导致了环首都贫困带的出现，导致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掣肘，最后导致整个河北的产能、资源、生态问题的全面浮现。
不过从2014年，或者是从去年11月三中全会开始，这种情况开始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这或是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饱经磨难的大省新时代的来临。这个背景下，张庆伟在上半年的工作，便已从四大战线中最棘手的环境治理和产业升级开始，逐渐在各种行动的交错前进中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逻辑。
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对张庆伟的专访，他说有两件事使河北的转型发展在思想上和路径上真正发生了转变，一个是习近平去年在民主生活会上指出，必须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并要我们卸下包袱，不为GDP排位纠结；第二个就是上文提到的习总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国家战略。“有了这样的路径，河北转型发展就有了强大动力、强大信心、强大希望，就能在大的发展战略上实现进退有序。”张庆伟如是说。
而就在前一天，张庆伟会见了交通部部长杨传堂一行。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生动的例子告诉人们旧有的交通现状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困境。“交通先行先导”在这个背景下自然成为三地从干部到百姓的广泛共识。正如杨传堂与张庆伟座谈时说的，经过京津冀之间交通综合立体网的建设，要使该地区“成为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试验区、区域交通一体化的示范区、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先行区”。
当然，最精彩的还当属从6月底开始的一系列京津冀三地针对协同发展开展的密切行动，张庆伟自然也全程参与其中。这在大公网16、17期《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多个栏目中已有详细内容。这里不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8月5日张庆伟主持召开的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这是在国家部委透露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后，由地方首次召开的相关专题会议。可见河北在其中的积极性。
在7月16日主持的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张庆伟总结了上半年的各项经济工作，并指出下半年的压力受制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后劲乏力、压钢减煤任务重等因素”。但正如上期政经生态周报“省域政经”栏目中结尾提到的，国家发改委明确表态下半年将“抓紧推进京津冀等重点区域规划的编制”，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文件或将在10月左右出台。河北的综合发展在下半年将有更大的机遇化解压力，实现跃升。
以“四大攻坚战”为战术，以京津冀一体化为战略，河北描绘出了未来该走什么样发展道路的基本轮廓。作为曾经长期主持航空航天工作的科研“少帅”，张庆伟在地方行政系统的履历还尚浅。2014下半年也是其在河北履职第四个年头的开始。面对河北省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这位“60后”未来能给河北老乡带来什么，也颇值得人们期待。
谢伏瞻：从中枢智囊到中原操盘手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马浩亮
从2013年3月调任河南省长，谢伏瞻这位中原经济的新“操盘手”已经度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宏观语境之下，今年上半年谢伏瞻的成绩单仍称得上可圈可点：GDP同比增长8.8%，比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夏粮生产实现“十二连增”，总产量达667.76亿斤，比上年增产20.72亿斤；新增贷款2294.9亿元，同比多增503.7亿元；合同利用外资增长28%；进出口分别增长7.5%和5.2%。
河南是中国第一粮食大省、第一人口大省、GDP第五大省，地位举足轻重。随着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的批复实施，河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除此之外，在习李提出的四大经济战略中，在东西方向，河南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在南北方向，河南则是沟通京津冀一体化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连接部。中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两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谢伏瞻，是公认的经济专家。从国研中心副主任到国家统计局局长，再到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成为直接为总理服务的中枢智囊班子的负责人，参与了诸多重大经济决策的工作，这也为他主政地方，提供了非常开阔的宏观视域。
谢伏瞻
三大产业支撑中原
“农业大省”曾是河南留给外界的第一印象。在谢伏瞻上任之后，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要“做强工业、做大服务业、做优农业”、“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即“三个大省”的工作思路，以此来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服务业。河南省老省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引擎”。在河南，这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7月10日，谢伏瞻出席河南省服务业发展大会。随后，河南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建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的若干意见》，谋划3000个服务业重大项目，力争完成投资6000亿元，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成长服务业大省。
按照河南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现代物流领域，力争到2020年，全省物流业增加值达到4000亿元，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150万吨；信息服务领域，将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全国重要的区域性数据枢纽；金融领域，推动中原证券公司、万达期货公司等上市融资，完成省级银行组建，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内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适时开展综合经营试点。
但农业大省、粮食大省，仍然是中央赋予河南的战略性使命。今年5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为把粮食生产主动权抓在手上，河南省从2012启动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致力于打造“粮仓中的粮仓”。谢伏瞻2013年履任河南之后，对此项工作倾注极大精力。至目前，河南已建成高标准粮田2958万亩，今年建成区小麦平均单产达1000斤以上，比非建成区高200斤左右，为粮食稳定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利用河南地处中原的地理区位优势，河南还大力气推进“铁公机”配套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特别是推进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快速铁路网建设，目前郑徐高铁正在建设，郑州至太原、万州、合肥、济南四条高铁线路已列入国家规划。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6000公里，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郑州航空港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无疑为未来河南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的对接及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三大企业同台共舞
除了“工业、服务业、农业”这“三大产业”的齐头并进，谢伏瞻还对民营企业、中央企业、外资企业这“三大企业”给予不同定位和扶持。近期，他更密集与各类企业进行沟通交流 。 8月7日，谢伏瞻出席河南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座谈会时表示，政府将在人力资源、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上对创新型民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各部门不合理的中介服务与变相收费现象。第二天，他又在郑州会见出席“2014年中央企业河南行”的央企负责人，承诺为央企在豫发展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和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14日，他在会见IBM公司高层时表示，希望在电子信息、服务外包、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并得到IBM的积极回应。
可以说，谢伏瞻的这一连串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其充分盘活各路资源的思路与能力，这为民企、央企、外企等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舞台，也为开掘中原经济活力提供了充沛源泉。
(翻页为"简政放权"数据报告)
2014上半年中国省级政府“简政放权”报告
大公网特约合作机构“智谷趋势”
“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使用最多的一个政策概念。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闭幕后的首次记者见面会就提出，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本届政府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截至今年年中，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已达到468项，达到本届政府任务目标值的四分之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事项，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单列一章，要求在行政审批制度、投资体制等方面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同时，通过工商登记管理等制度改革，简化创业手续，提振民间经济活力。 进入今年上半年，“简政放权”贯穿于整个国务院的工作之中。截至7月底，国务院召开23次常务会议，会议通稿中提及18次“简政放权”，相对于金融、国资等其他领域的改革，政府改革推进的速度更快，力度也更猛。
国务院对“简政放权”的定位是“当头炮”、“先手棋”，展现出新一届政府同以往历届政府在改革顺序选择上的差异，打破了过去从具体经济体制入手的惯常做法，在大规模铺开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如金融、国企领域）之前，先进行政府改革的自我革命，先限制自身权力增强市场活力，然后再进行深度的经济改革。
国务院的指向，也成为地方改革的重点。本报告对地方官员对于简政放权的论述情况，以及出台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全面梳理，从中可看出该项改革在地方的开展情况及各个省的表现。
各省“简政放权”提及情况分析
各地官员在政府工作报告、重要会议、考察调研、媒体采访等多个渠道提及简政放权。从统计看，今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首长至少125次谈论同“简政放权”有关的话题。这一数字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90次和去年下半年的78次。
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载入了同“简政放权”有关的内容。专题会议是提及“简政放权”最多的活动，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廉政工作会议等。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主要围绕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在地方的落实情况，而廉政工作会议，则重点强调“简政放权”，压缩政府权力，减少行政审批，对于减少权力寻租的意义。
横向比较，2014年上半年，有8个省的行政首长提及“简政放权”的次数超过5次。分别是黑龙江省长陆昊、上海市长杨雄、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广西自治区主席陈武、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宁夏自治区主席刘慧、青海省长骆惠宁和广东省长朱小丹。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是2014年上半年谈及“简政放权”最多的地方政府首长，提及相关话题的次数多达8次。上半年，黑龙江省经济增速仅为4.8%，在全国各省份中垫底。这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资源型大省，在本轮经济下行中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民间经济活力不足，民间投资疲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已成为黑龙江省必须面对的关乎其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问题。陆昊具有经济学背景，有企业管理和在发达地区任职的经验，如何释放民间活力，促进经济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是他深入思考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陆昊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出于北大，研究生专业相近（李克强是经济学、陆昊是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都接受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指导，后来又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在知识结构和经历背景上颇多相似。黑龙江在执行国务院简政放权的改革理念方面执行得比较彻底。
上海、广东两个发达省份的负责人，提及“简政放权”相关话题的含金量更高。杨雄和朱小丹都强调，要充分发挥两地在改革开放中的引领作用，在“简政放权”相关改革中发挥好先行先试作用。从理念上，两地主官都强调，要从“事前审批”为主逐渐转向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通过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等更具有公开性特点的体制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从而避免政府“有形的手”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相对而言，沿海省份对政府转型更具整体设计。一些西部省份的负责人在提及“简政放权”相关问题时，切入的深度不及沪、粤等省份，主要是在谈及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时，顺带提到“简政放权”，或者是谈具体的“简政放权”项目推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八个省的负责人中，有5位都有经济学专业背景（陆昊、杨雄、刘慧、朱小丹、骆惠宁），这可能也是影响这几位省长执政思路的因素之一。
分析经济总量最大的十个省份行政首长最近一年半发表“简政放权”相关言论的次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有8个省的省长今年上半年提及“简政放权”的次数比去年下半年多，其中有5个省创下最近一年半以来的最高值（另有三个省和去年上半年持平）。在这十个省份中，广东提及“简政放权”的次数最多，这也表明广东在新一轮改革中的紧迫感。
各省“简政放权”相关文件的总体情况
除了省长的公开活动以外，省政府和省级部门出台的文件，也是观察地方在政府转型和简政放权上的动向的重要指标。
从纵向时间来看，关于简政放权的文件数量，同省长提及“简政放权”相关问题的走势一致，呈明显上升趋势。2013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及其主要职能部门（发改委、经信委等）出台的关于简政放权的文件总计14份，2013年下半年上升至44份，2014年上半年更增加到69份。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取消、下放和简化的审批项目绝对数的趋势走向有所起伏。
2013年上半年，全国省级政府共计取消、下放或简化的审批项目总计285项，2013年下半年飙升至2804项，2014年上半年回落至1261项。
数量的减少，并非意味着简政放权推动力度的减弱。根据对“简政放权”相关文件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14年上半年出台的文件类型，和2013年已有明显的不同，改革重点已经从削减“行政审批”的“量”，转向推动政府转型的“质”。
从领域来看，与简政放权有关的文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工商登记制度的调整（包括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第二，投资体制的改革（主要是投资核准项目的调整）；第三，审批流程、平台以及收费标准的规定；第四，扩大特殊区域（如特区、试验区）的经济管理权限；第五，事后监督的加强；第六，直接的关于审批权限的下放或取消；第七，其他（包括一些总体性的改革意见和行政审批新规则的出台）。
2013年全年，各地出台的和“简政放权”有关的文件，有三分之二都是关于取消、下放和调整审批项目的，有四分之一关于机构设置和政府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控制新增审批项目的通知等。
进入2014年，各地出台的“简政放权”文件，在类别上有了很大变化，涉及到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的大幅减少，工商登记、投资核准的数量增加明显。与投资体制改革相关的文件，占到全部文件总数的接近七分之一，相关文件都直接指向鼓励民间投资，这不仅是完善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有在经济下行条件下促投资、稳增长的短期考虑。
“简政放权”相关文件的地区差异
全国多数省份今年上半年出台的与“简政放权”有关的文件，都较此前更多。有5个省份今年上半年出台了4份以上的涉“简政放权”的文件，分别是安徽、浙江、甘肃、广西和海南。
也有部分省份出台的文件数量比去年下半年有所减少，其中北京、天津、山东等发达省份，属于在“简政放权”改革中步子迈得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去年下半年出台文件相对较多，今年出现了减少。而中西部省份在推进“简政放权”过程中，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有梯次推进的特点，有相对滞后的效应，因此去年出的文件较少，今年上半年步伐加快。
就出台文件的类型来看，内陆省份出台的文件和沿海省份有较为显著的差别。内陆省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出台的文件主要集中在取消、下放审批权限方面，新疆、河南、山西更是所有文件都是关于审批权限取消和下放的。而沿海发达地区则不再单单聚焦于减少审批，而是突出对整个市场管理体系的整体调整，包括工商登记制度的简化，从“先证后照”向“先照后证”的改变，从事前审批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主要是鼓励民间投资，简化投资审批、核准和报备程序，以更好发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出台的文件大多与这些制度调整有关。
（本报告为安邦咨询工资制合伙人、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博士专供大公网。“安邦咨询”成立于1993年，是国内现存最早、最为著名的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民间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