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施坦因：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编者按：几间教室里的知识分子聚会沙龙连续见诸媒体，一次“不亮旗的亮旗”称是时候亮出中国左翼自由主义旗帜了。何谓中国“左翼自由主义者”？有不少读者表示很头晕，搞不懂。也有读者把中国左翼自由主义者类比西左或者民主党知识分子。下面这位可能是美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类似，面对相似的困境？原文非常长，为了避免困扰读者，我们摘译了几段。】

我曾在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nstitution of Advanced Study）待过一年，在那儿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交流想法，实属一大乐事。有天晚上，一位知识分子开始哀叹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文化，她与我同在一个讨论组，是个活跃分子。她的祖国——法国，尤其是巴黎那种知识分子间耳晕目眩的、激烈的观点争论，与美国知识分子的缄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评论让我感到不舒服，尤其当她将美国知识分子生活形容为“黯淡无光”。为什么美国人就不能像她口中的巴黎人那样对待公共事务呢？

我认为，或许，美国这种简单粗暴的实用主义，加上对公共生活的道德方面的焦虑不安，或许相比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偏好而言，更适合充当立宪制度和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守护者。从历史来讲，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也是更大的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们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将宗教与日常生活混杂，把道德伦理问题嵌套在政治辩论中；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乐于接受政治妥协，并且与制度相比，他们更喜欢实际的结果。

知识分子总是试图掌控话语权

因为知识分子更多依靠头脑而不是身体来生活。知识分子极易受到话语权的诱惑，如果声称拥有某种世界观意味着对所有事情的解释、掌控，他们对此种诱惑不堪一击。20世纪便充满了这种诱惑的毁灭性的后果，当强权不再需要说客、煽动家和宣传者后，知识分子们发现他们不再被强权需要，甚至被铁腕所消灭。自1989年东欧剧变，曾经奴役无数20世纪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政治乌托邦瓦解后，许多问题由此诞生：谁才算是那个时代美国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美国究竟需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我们需要他们的话，那么究竟应如何描述他们的职业？

许多人哀叹、批评美国鲜有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看法过于狭隘。大家认为美国知识分子虽然是彼此独立的思想家，但他们思考的方式非常相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属于左翼，寻求颠覆资产阶级传统；他们在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或是书房里，将（或者至少曾经将）无数的时间花费在彻夜长谈之中。

随着大学成为知识分子们的首要归属地之后，他们便基于大学而活动，从而进入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话语空间中。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们更像是全方面的通才，而非某一领域的代言人，例如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乔治·贺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约翰·杜威（John Deway），珍·亚当斯（Jane Addams）和兰道夫·波尔内（Randolph S. Bourne）。他们都强烈地认为，一个独树一帜的、由新教伦理所支撑的公民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但随着被主流所排斥的群体（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福音派新教徒）的崛起，新教伦理所支撑的公民文化逐渐式微，被非宗教化的、倾向于消费主义的世界观所取代，因此知识分子们也开始抛弃原本的新教传统，转而倾向于一种救世主式的精神信仰了。

无论好坏，结果便是从此往后再也没有统一的“知识分子文化”被提起，或是被反对了。

为什么那些对所有社会问题都采取非黑即白态度的人十分让人讨厌，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事情要么完全符合道义，要么便是彻头彻尾的腐败与不平等。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无论是否属于摇摆不定的、经常被扣上“无脑喷子”（the chattering classes）大帽子的群体，都意识到了当今的社会问题并非那种非黑即白的简单。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信任专才型的专业研究者们，而非在历史上一贯为通才型专家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因。

当然如果让研究者完全取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那也将是一大错误。

比起唱反调的人，美国人更喜欢啦啦队长那样积极欢呼的人。我们时常倾向将目光聚焦于事物积极的一面，而拒绝看待消极的一面——对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即将到来的社会改革或技术创新，皆是如此。我口中的反对者，指的是那些承认输赢结果，也明白在历史上无论在何种社会，变革与创新所带来的利益永远不能平均地落在每个人头上的事实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擅长遗忘的时代。如果这世上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准则，那便是铭记。铭记是一种需要无比的智慧和清晰道德判定的伦理行为。通过铭记犹太人大屠杀，人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但却是无助的）成功。

公共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许多当代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与政治无关，但对政治有很大影响——正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大量的道德争议。这些争议很难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伦理框架时、在人们缺乏对历史的敏感性、以及对人类极限和悲惨历史的认知时，得到充分的解决。

知识分子和其他那些在公共场合为道德而发声的人，并非一直要自命不凡地争夺话语权。相反，他们接受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于政治理论家的定义，即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人。在当下这种来去匆匆的社会文化中，反思的责任常常被人们回避。一切都发生地太快了，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现今的任务，即是让那些主张“伦理道德的理性”的声音，得以发扬光大。

【观察者网刘楚楚/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