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现实版“盲井”的真实逻辑你想不到

8月7日上午，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伟兰等21名被告人故意杀人、诈骗一案作出一审宣判，张伟兰等五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人分获不同刑罚。张伟兰、赵俊等人多年在矿山做工，对矿业的生产、管理及运行规则等情况较为熟悉。2011到2012年间，为骗取巨额钱财，分别结伙，以打工为名，先后将4名同乡骗至河北武安、涉县一带铁矿，利用在井下干活之机，将被害人杀死，伪造矿难事故假象，后冒充死者亲属诈骗矿主巨额钱财，获利180万元，演绎了现实版的“盲井”。

无独有偶，2009年，湖北大冶发生一起矿工“黄所格”坠井身亡的“矿难”，随后赶来的“家属”对于矿上愿意赔偿20万的赔偿决定表示满意。赔偿过程几乎没有争议。但由于家属不能提供有效的身份信息，矿方与雷波县警方取得联系，得到一个惊人的回复：该地确有黄所格一人，“已于4年前上吊自杀”。一起现实版的“盲井”事件被广泛披露，随后，全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伪造矿难索要赔偿的案件被联系起来，几乎都指向四川雷波县。

8月7日，被告人张伟兰（前排左一）等在听候审判

“盲井”产业的技术要领

很显然，“盲井”已是高度产业化的行业，如同大部分正规或不正规的行业，专业化与地域化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雷波县俨然垄断了伪造矿难索要赔偿业务的一系列技术要领，这得益于当地具有容留智力残障者的社会条件，而这一类人最适合成为伪矿难事件中的受害者。

《盲井》时代的伪造矿难索要赔偿事件虽然已是一个“行业”，但其产业链条却比较短，没有固定的“原料”（被害者）供给来源。但雷波县独特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却注定其是一个理想的被害者来源地。雷波县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且是个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相对隔绝，历史上的奴隶制残余，至今仍有体现，比如，将智力残障人员和精神病患者作为廉价劳动力买卖、容留，在当地仍是一个常态现象，雷波县显然是建立“盲井”行业被害者来源的理想基地。2007年邻县美姑县偶然发生了一起利用智障人士制造“盲井”事件的案件，这一技术要领迅速为雷波县的犯罪分子掌握，并很快传播开来，于2009年集中爆发。

一旦有了稳定的被害者来源，“盲井”的黑色产业链就变得极为完整。某种意义上，这一黑色产业链的形成，得益于政府行业监管的无效，这一无效在某种环节是法律不及的结果，但绝大多数环节并不如此简单，它是一些小煤矿有意躲避治理的结果。反过来说，“盲井”之所以曝光于阳光之下，恰恰说明政府的行业监管正在起作用。

收容智障人员：“盲井”产业链的第一环

先从这一产业链的始端“拐骗受害者”谈起。

这一始端可以说是雷波县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造成的，与地方治理无甚关系。雷波县的县情极为特殊，由于地方宗族势力强大，地方政府在清理容留智障人员和精神病患者的行动中，遇到的阻力极大，如果不是现实版的“盲井”事件给雷波县造成巨大声誉损害，迫使地方政府下定决心彻底整顿，这一旧俗或许仍将长期存在。

事实上，各地与法律冲突的习俗多如牛毛，宽泛的意义上，这叫做习惯法，只要不制造重大矛盾，国家法一般不会积极改造，比如，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存在外嫁女权益损害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所有法律都规定外嫁女享受与男子同等权利，但在实践过程中，妇女在财产继承、享受集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权益却普遍得不到保障，事实上，大部分地区的妇女也没有相应的诉求。买卖、容留智障人员和精神病患者作为当地的一个“习俗”，长期以来并没有多大问题，客观上来说，这一合法性部分来自于奴隶制残余，当地向来有使用“娃子”（奴隶）的旧俗，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尽管从现代社会的角度上说，将智障人员和精神病患者比照“娃子”并不人道，但这并不影响当这一习俗的现实合理性——这些人员往往属于“无序流动人员”，有人将之收留，给予其衣食住行等基本保证，地方政府何乐不为呢？

“黄所格”事件发生后，湖北当地媒体赶赴雷波县调查，指责容留、使用“娃子”现象的惨无人道，这让雷波县显得极为愤慨，专门解释绝大多数所谓的“娃子”在严格意义上只是“无序流动人员”，当地也极少出现打骂这些人的现象，而地方政府采取行动，并非“解救”这些人，而是“清理”这些人——或者由当地民政局给予救助，或者将之送回原籍。显然，理解雷波县的这一习俗，要点有二：一是定位这些被容留人员的身份，二是如何定性这些买卖、容留行为。

“无序流动人员”所指代的对象基本上属于历史上常见的“盲流”，只不过用词要中性一些，在这个意义上，将街头流浪的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称作“娃子”，显然是不合适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政府有救助这些盲流的责任，并没有禁止（实际上还鼓励）民间救助行为，因此，“容留”这一行为的性质也变得极为模糊。如果“容留”之前有“买卖”，那可以认定“容留”并非善举，可问题在于，也不能就此认定为行恶。判断容留者是否对这些“无序流动人员”行恶，标准只能是是否实施伤害，在法律上表现为是否有非法拘禁行为、是否强迫劳动、是否打骂等等。雷波县政府称，绝大部分被农户“容留”的智障人员，均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违法行为，一些被清理的“无序流动人员”甚至还不愿意离开农户家。刑法中曾经有“拐卖人口罪”，如果有明显的买卖“无序流动人口”的行为，本可以就此定罪，但1997年修改以后的刑法废除了这一条，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这一修改在当时有合理性，因为谁都预想不到“盲井”黑色产业链这么快就成型了，成年男子竟然也可以被“拐卖”。因此，雷波县的清理行动中，没有一个容留者被追究法律责任。

很显然，雷波县之所以成为“盲井”黑色产业链的一环，基本上属于法律不及的结果，相关法律本有模糊地带，无法对“容留”行为进行准确定性，使得雷波县的“容留”现象长期存在。在地方劳动力市场中，雇佣一个“无序流动人员”的劳动力成本大概是三五千元，农户“容留”的目的也主要是从事小农生产，产值不高，但却也无风险。

美姑县的案件，突然让一些犯罪分子发现了潜伏在这些人身上的价值，只不过，这个价值并非劳动力价值，而是命价：只要进入“盲井”的黑色产业链，这些被容留的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就会价值倍增，容留者就可以获得巨大利润；而对于类似于《盲井》中的两个专职诈骗的犯罪分子而言，也找到了固定的对象。如此，全国各地的“盲井”的矿难现场终于都指向雷波县。

矿业治理困境：“盲井”产业链的第二环

不过，雷波县终究只是这一产业链的低端，高端在煤矿，反过来说，雷波县的这些“无序流动人员”是否可以进入这一黑色产业链，从而产出巨大价值，取决于煤矿管理。电影《盲井》中，王宝强成为受害者，多少有点偶然，这倒不是因为那些犯罪分子还有点“职业道德”，将不伤害未成年人作为“行规”之一，而是法律已明确规定了拐卖儿童，使用童工是非法行为，犯罪成本极高，比如，假如煤矿管理者仔细辨别假身份证，王宝强就不可能成为矿工。此外，相对于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而言，对正常的成年男子实施伤害，难度显然要高得多。不过，很多煤矿容许王宝强这样伪造身份信息的人工作，恰恰表明煤矿有非法用工的需求，事实上，很多小煤窑本身就不具备合法开矿的条件，正常用工是有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非法用工”是骗子和矿主的共同需求，只不过，矿主是为了最大限度得榨取劳动力价值——很简单，非法用工不用支付过多的用工成本，而骗子是为了找到较为安全的实施犯罪的条件。非常残酷的是，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更为契合双方的需求，因为，对于骗子来说，他们实施犯罪的风险又下降了不少，对于煤矿而言，他们甚至不用承担“非法用工”的责任。

小煤矿是实施矿难现场的最佳场所，道理很简单，小煤矿往往制度不健全，极易寻找犯罪现场，此外，很多小煤矿总是有这个或那个问题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是政府重点监控的对象，因此，一旦出现事故，他们更倾向于“私了”，这又为骗子敲诈勒索赔偿提供了空间。前两年，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煤矿安全事故，国家安监部门出台了一条规定，即矿长应亲自下井带班。这一条规定极为厉害，至少强制了一些小煤矿投资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一些没有能力达到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想出了一个应对办法，即聘用一个“矿长”司职带班，真正的老板仍然安全无忧。一个管理得好的小煤矿，一定会加强井下带班制度，这不仅有监督矿工劳动的作用，更可以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电影《盲井》的犯罪现场有两个煤窑，都是小煤矿，第一个小煤矿的管理极其简陋，两个犯罪分子轻易就伪造了矿难现场，矿长得知事故后，为了免于相关部门调查对其造成更大的麻烦，也只能放低姿态息事宁人，两个骗子唱双簧，骗取了2.8万元赔偿；第二个小煤矿的管理则精细得多，虽然王宝强这个未成年人侥幸进了煤矿，但井下作业极为严格，下井前有专门的人搜查，不让烟酒带下去；井下工作也有人带班，以至于两个几次想要谋害王宝强的犯罪分子竟然找不到合适的现场。即便是出了事故，煤矿管理方也极为强硬，直接说赔偿3万，拿钱走人，似乎并不怕所谓的事故为外界所知。

假冒死者家属获取赔偿：“盲井”产业链的第三环

某种意义上，只要“盲井”事件通过正常渠道曝光出来，就说明发生事故的煤矿在安全管理上没有多大漏洞，他们不怕外在压力。“黄所格”事件之所以暴露，是因为假冒的死者家属拿不出身份证明，大冶警方在与雷波警方联系后，确认死者另有其人，且由于犯罪现场经不起推敲，让警方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大冶的煤矿显然走了正常渠道，不仅在赔偿标准上符合国家标准，20万的赔偿甚至让犯罪分子也无话可说，且在事故处理的程序上也走了正常渠道，并没有“私了”，而是让警方介入进来。故而，犯罪分子错误选择了犯罪现场，导致黑色产业链的断裂。

因此，从表面上看，假冒死者家属获取赔偿是这一产业链的终端，赔偿数额的多少是决定这一产业链是否繁华的决定因素，也是一些犯罪分子在雷波县将智障者“培训”成容留者亲属，获取“命价”的动力所在。实际上，“盲井”黑色产业链的关键一环是矿难现场的选择，因为它直接决定了犯罪分子可否顺利伪造矿难，可否顺利拿到赔偿，一个安全生产管理正常的矿场，不仅难以找到犯罪现场，且即便矿难现场伪造成功，最终也可能因为身份暴露而拿不到赔偿。“盲井”这一黑色产业链终究会衰败，倒不在于雷波县政府积极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而在于小煤矿治理正在取得成效。

雷波县非常无辜地成了“盲井”黑色产业链中的一环，“无序流动人员”也意外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结局令人有点愕然，或许它揭示了一个现代版的“血酬定律”：在偏僻的雷波县，在这么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的地方市场中，容留一个智障者成本只需几千元；而在遥远的大冶煤矿，在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矿难的受害者可以获得十倍于此的“命价”，在这二元市场结构间建立一个隐蔽的链条，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哪个冒险家不跃跃欲试呢？

即便“盲井”产业的第一环被斩断，缺少了稳定的劳动力来源，只要这个产业的第二个环节存在，矿业治理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犯罪分子也会想方设法完善“盲井”产业链：就如张伟兰团伙所做的那样，通过利诱、色诱等方式，不择手段地寻找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