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一份有趣的座谈样本与高校里的日常逻辑

“燕京学堂”风波，由于校方宣布放弃在静园建宿舍而表面趋于缓和，但暗流不息，插曲不断。7月28日，一份由网友根据录像整理出的2014年3月刘伟副校长与燕京大学校友座谈在网上流出。这份由@啤酒学报 首发的“非官方的官方活动记录”很有意思，以下简单做个导读：

北大副校长首先与燕京老人们寒暄了一番年纪。燕京校友个个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耋耄老者，但校长来这里可不是要感怀民国岁月，他现在有很实在的事情——介绍燕京学堂项目。

燕京校友资料图

“因为我们虽然过去不是说燕京大学怎么怎么样，但是只要大家了解北大也好，燕京大学的历史也好呢，其实大家都很自然地有这种联系。毕竟是用的‘燕京’这个名字。我把燕京学堂这个计划，给各位学长、老师、前辈介绍一下。”

用了人家的名字，自然要和人家说一声，打招呼，讲礼节。不过接下来的谈话揭示出校方在推动事项的时候如何面对各种顾忌各种利益各种诉求，燕京校友的议论也意外展示出校内各种人事、资源纠结——

校长说：

“它毕竟有‘燕京’两个字嘛，大家会联想到燕京大学，我们不想搞得那么复杂，搞那么复杂之后，我们不想涉及一些我们不清楚的问题，把我们的正常工作扰乱。”

“因为这地方有‘燕京’这两个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一旦要做之前，就一定要给燕京校友会的便于联系的各位领导、会长、副会长、老师呢，事先要有一个通报。给大家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大概是这样。我们也怕到时候很敏感，大家也知道，燕京大学曾经也有过议论，是不是能够恢复啊，或是怎么样的，更多的事情也挺复杂，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什么复杂敏感呢？内行人有内情，外行人有外声，比如网上可以听到引起帝国主义侵略记忆之类的（想想司徒雷登）。根据记录来看，项目称谓也让校领导们颇费思量，比如对外要叫“燕京学院”不叫“燕京学堂”，以免引起敏感。

中间老校友打断校长，问资金到了没有。校长说资金不到就不敢来讲这些话了，已经到位8亿。然后介绍目标、师资、选址、招生计划等，调子比在《人民日报》上实在多了。具体不用我多罗嗦，看记录即可。这是校长说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校长提出把燕大校史馆建在学堂选址的静园里。说到校史馆，老人们话匣子打开了，诉说多年夙愿，诉说为燕京校史准备的资料，诉说以往领导无法兑现的承诺。难就难在屋子，几经周折，选址换了几次，每次选中的最后都有他用。我这么简单一归纳，好像都是泪。不过他们说的非常具体，有很多故事，简直是一部微观北大土地史，比如郭老先生说：

“选择了燕南园53号，是统战部的一个地方，北大统战部用的地方，说迁不出去，没地方，迁不出去。后来我们说那中馆吧，中馆是一个会议室，这没问题了，学校掌握的啦，后来也说学生用的机会很多，腾不出来。但是今天我又跑去看了，挂了个留学生办公室，挂了牌子在那儿。”

这些反反复复的经历，估计老北大人都有，看似副校长也没全了解过来，边听边问“为什么呢”。官僚机构的事情，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或者说人人都有责任。

郭老又说：

“王仰麟校长找我们座谈过一次，怎么起来的？侯仁之先生去逝第二天，他到侯先生家慰问，吊唁，同时讲，今后可以在静园，给我们提供个房子，建一个燕京大学图书馆也可以，叫燕京研究院也可以，就这个意思。在这个之后呢，王仰麟校长找我们座谈过，我们都参加了，他讲了几点。第一点，两年内，北大有很多基建工作，包括留学生楼，包括学生宿舍，都要搞，所以两年之内不可能给房子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到，过去北大校领导答应过的事情，还是有效的，要兑现的。当时开会的时候很认真，要把我们的意见记录在案，请分管的副部长整理了出来。”

有“活北京”之称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是在2013年10月22日去世的。第二天校长在吊唁中谈及燕京项目。彼时燕京学堂项目已经开始运作。10月30号北大论坛上开始出现静园和燕京六院将被燕京图书馆取代的传言。

侯仁之在北大未名湖

北大是个百年老机构，其内部局面或许正堪比老人们说的燕京校史现状：“因为我们的校史资料已经很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很大一部分当时跟北大的合在一个仓库，乱七八糟的堆在那儿，都分不清哪是你的哪是我的，都搅在一块儿，没有窗户，黑不隆咚的一个地方。”各种纠结，拾不起，扔不掉。

现在机会来了，要办燕京学堂，可以在静园腾一间房子做燕京校史馆。老人们自然高兴，谈话在吐气加欢畅的氛围中持续到结束。

关于这份记录，为燕京学堂上心的读者之间当然会产生对立意见。有北大学生已经表态，认为校方“情真意切、周全缜密”，另一方则不以为然，比如认为“玩弄老人的感情，何其低劣下作。”校方对老人是“连哄带骗”。更多的是从这份文本中为自己的观点找证据，比如验证了这个项目是要与清华苏世民项目竞争，会根本改变北大文科生态格局等等。

站在外面看，我觉得其中展示出的高校内部运作博弈逻辑很有意思，比如以下截图黄线部分涉及现有院系引进人才的问题：

这段可以看作校长的吐槽，其中有教授间矛盾啊、待遇啊、机制啊之类，还说了句“很苦恼”。我觉得这苦恼是真的。高校里的尤其是老师都比我清楚。我看无论行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这些苦恼都少不了。所以这段材料不仅说的是北大的故事，还具有典型性。

**燕京学堂这事当然是个博弈。建校史馆，可以看作主事方对燕京校友的一个安抚，一个交换。不止这些，聊天牵涉到不少别的日常细节，说明校方时时在设法摆平各方利益诉求，这既不全是情真意切的“相爱”，也不全是虚情假意的“想杀”，就是实际的利益运作。想做事情就要处理麻烦，真诚不真诚高尚不高尚是另一回事，关键是考虑周全。**这次燕京项目被师生齐骂，也是因为没有考虑周全。

“北大当局”没解决好的，换了别人是不是就能很好解决，难说。就像德国老总理施密特说的——“幸亏我不用治理中国”。诸如燕京老人的事情，也不是在微博上同情一下老人就能解决的，要不然随便那个院系主动让出一间屋子岂不是早就解决了？但似乎没人让。无论怎样，校长找老校友对话，是一种疏通，谈比不谈要周道。就算把校方换掉，也还是要依靠新的校方解决。

这份记录里的对话很有些门道，可能北大里的老鸟才能看清楚，我看不太清楚，一般北大学生也不见得明白，倒可能陷入尖锐争论。对外人来说，这个记录不失为一份观察机构运作逻辑的好材料。这类记录越多越好。

现在校方拉投资办燕京学堂，意味着有外力进来，给搅成一团的死局带来一点解套的机会。校方可以借这个外力解决不少问题。但立刻有师生担心这会破坏了原有的人文学科格局平衡，真是进亦忧退亦忧。至于是不是就是个赚钱项目，如果赚了钱能顺带把诸如燕京校史馆之类办了也是好事。就怕拿了钱还办砸了。

北大人的诉求多，档次也多。既有浑水摸鱼取私货的，也有高屋建瓴为天下的。有人就不考虑钱的事情，只考虑比如教授治校，比如中国学术、文明主体正当性之类问题。

有新闻里说一位跟踪报道的媒体人的感受，觉得北大人为反对而反对，“你回答A，他说B，你回答B，他说我问的是C！”有北大人反驳说记者水平有限，线性思维简单，没能表达出北大人复杂的诉求。没错，北大人复杂的诉求光是表达就很困难了，更别说处理这些诉求。

校长说“不想涉及一些我们不清楚的问题”，放在今天这种大众传媒中产阶级知道分子全球化利益分化公民社会时代恐怕是行不通了。你不想涉及也会涉及，问题会自己找上来，不清楚也得尽量关心。北大光华学院副教授@北大陈玉宇 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段抱怨：“燕京学堂确实一不小心成了奇葩。左派反对，新左反对，右派反对，红卫兵反对，复古派反对，革命干部子弟反对，儒家社会主义者反对，英语教授反对……是个引起思考的好案例。”此话虽然有夸张扭曲倾向，但也说明了一点问题，一个燕京项目牵动了多少人。我和一些朋友聊此事，一个外人很难想象这个项目有那么百般不好。但校方必须想的比别人细。燕京项目的支持者不乏来自光华学院这类介于文科与理科之间的人士，恐怕也得了解人文学科的细腻诉求。人文院系与经济院系互相轻看，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还是以解决问题为善吧。

潘维教授谈校方失误的说法有趣，一个是“（校方）宣称给几个教授巨高的年薪，脱离群众，引发全校教师的嫉恨。”注意用词。一个是“官僚主义害死人。本来，找些个行中人咨询一下就能不犯这些错误和失误。”虽说校方也开了不少座谈会，但还是出现低级失误，可能还是用心不够，没请教对人。

**另一方面，反对者恐怕也得理解一点办事者的逻辑，不能什么都拿理想主义抽象观念来套。非要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最后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的传说。**校方应该还会继续推进这个项目，不可能说废就废，损失了北大校外合作的信誉。也绝不是一脚把燕京学堂踢到昌平甚至香港让它自己玩去那么简单。人家投资人投了多少亿，你让人家搬去香港玩，隔壁清华会笑的吧。作为外人，我希望看到各方边争边和，随机应变，务实为先，能造出个新东西来。

思想逻辑、办事逻辑、创新逻辑——冲突与融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大事不止是北大事，也是今日中国的一个小小缩影。如果能创出点新路，也算不辜负圣名，真具有文明担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