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茅台镇上的国进民进

黔川行随笔之一写了巴中农村。在那里，民间社会长期积贫积弱，孤苦无助，红色政权作为“穷人救星”反哺社会，以全责政府的形式展开大规模救助，到处兑现“一夜跨千年”式发展，红色政权本身也因此完成了自身的历史逻辑自洽，获得了充分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总体上，中国政府对贫弱社会的救助是极为成功的。据联合国统计，按每天每人1美元的最低标准计，近三十多年来，有多达4亿的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被公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

离开茅台镇就酿不出茅台酒（笔者提供图片）

但巨大的中国几乎就是欧洲与非洲之和，除了贫弱社会，也有富强社会。在很多原本就较为富裕的地方，一些人认为他们并不需要红色国家和大政府，受到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诱导，他们信奉另一套历史逻辑：当年的“发财人”原本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创造出社会繁荣，国家也会随之富强，但红色政权的胜利打断了这个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进程，经过1949年之后三十年的失败试验，终于改弦易辙，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然而红色政权余威仍在，今天的中国依旧是政府太大、自由太少，而且经常发生国进民退的反改革，所以当务之急是继续逼迫政府退缩，继续推动国退民进，一直回到当年红军立场的对立面。

为什么会有相互对立的两套历史逻辑呢？为什么一些人相信只有国进才有民进，另一些人却坚持说只有国退才有民进呢？

很显然，此“民”非彼“民”，大力鼓吹国退民进的这些人，并不代表巴中农村这样的贫弱社会，所说的“民”当然也不是以“父亲”为代表穷苦阶层，恰恰相反，正是“父亲”们的对立面——“发财人”。

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民国家，所有国民无论贫富都称作人民，当今的新富人、新贵族甚至新寡头，在政治概念上也都是人民，于是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将社会中的贫富对立转化成了国与民的对立，通过“国退民进”这个貌似正义的大旗，掩护富人向国家的争利，鼓动私权向公权争权。所以，确切说，这些人要的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退私权进、国退寡头进。

笔者（右）参观茅台集团

国退私权进会出现什么结果？在贵州省仁怀市，当地经济发展正好提供了一个微观实例。

仁怀市下辖的茅台镇因闻名世界的茅台酒而得名，建国前最著名的三家烧房恒兴、成义、荣和于1952年被政府没收和并购，成立了国营茅台酒厂，从此以后，茅台酒就是国家的，酒厂的利税上缴国家。

关于茅台酒，一直都有着“茅台酒神奇密码不可复制”、“离开茅台镇就酿不出茅台酒”的信条，也就是说，茅台酒实际上是仁怀市茅台河谷这一地理区域的产物，没有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气候条件、土壤成分，也就没有茅台酒，这个关系谁都无法否认。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在茅台酒厂上游100公里内，不能建工矿企业和化工厂。这就是一个标志，国家提供对整个地理环境和酿造工艺的保护，同时也提供了对茅台酒生存和发展的保障。1974年曾有过正式的“易地茅台”试验，但没有成功，进一步巩固了茅台酒与茅台河谷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茅台酒也一直被称为“国酒”，正是历届国家领导人都以茅台作为国宴用酒，并向外国宾客广为推荐，成就了茅台酒独一无二、不容挑战的国家级品牌。

赤水河是国家的，茅台河谷是国家，品牌是国家的，酒厂也是国家的，红色政权建国的现实结果，这本来毫无疑问。

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随着中国白酒市场的急速膨胀，茅台镇上的非公酒业也出现了爆炸式发展。据统计，目前茅台镇上大大小小的酒厂，已有两千多家，“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酿酒”，仅2011年注入到仁怀山沟里的资金就超过了400亿元，是政府财政收入的3倍。现任仁怀市市长王茂才在介绍情况时反复使用了“社会资本疯狂涌入”来描述前几年的情况。

所有这些酒厂生产的有品牌的酒，统称“茅台镇酒”，与国营的茅台酒共用同一条河水，共享同一个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也同样“提梁之精，取麦之魂，采古酿技术，得山川灵气”。但不同的是，它们利用自然环境而不负责保护，利用茅台品牌而不负责维护，利用基础设施而不负责建设，利用城镇条件而不负责规划。一位进行过实地采访的记者写道：“……现场令人震撼。超过400亿的资金涌入后，这个曾经十分偏僻的大山沟，完全成了一个超级大工地。数平方公里的大山沟里，数十个酒厂同时动工，一些依山而建的厂房、办公楼已拔地而起。工程车来回穿梭，扬起的尘土，让这里的天空一片灰蒙。”

面对这种形势，国家还应该继续退让吗？政府还能只做“守夜人”吗？即使不按红色政权的逻辑，就按自由市场的逻辑，仅仅赤水河的水质保护和茅台山谷的环境保护这至关重要的两项，能靠充分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自动解决吗？

茅台镇上大大小小的酒厂已有两千多家

在这里，社会已不属于贫弱社会，当社会资本总额高于政府财政收入数倍甚至更高时，社会力量就已强大到政府能做什么它们也能做什么，甚至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在这些地方，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遇到最大的挑战，那些最大的土豪无时不在幻想着：如果政府彻底实行放任，国家完全退到角落，那么，整个茅台镇就成了……

这种幻想并非白日梦。就在本月中，最新福布斯富豪排行公布，墨西哥美洲电信大王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又超过了比尔•盖茨，再度成为全球首富。他的个人净资产接近800亿美元，比两个巴拿马还多，相当于4个南宁或吉林。他就是全世界私人资本家的标杆和楷模，代表着寡头对于国家的最大限度的胜利。

除了“最大寡头”，“最小政府”在当今世界上也有实例，那就是索马里。那里见不到法庭和警察，也见不到新建公路和桥梁；普通人可以自由到随意拥有步枪甚至坦克和导弹，但其实他们除了靠自己保卫自己别无选择。

仁怀市市长王茂才介绍市情（笔者提供照片）

中国这个国家可以出比尔•盖茨和斯利姆•埃卢吗？可以为了自由市场而牺牲政府威权和社会制度吗？也许，真到了茅台镇乃至仁怀市都重新落入寡头们手中的那一天，人们才终于明白，正是当年红色政权的建立，才让中国免于成为索马里。

红色政权的建立当然并不仅限于此，新的发展模式叫“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人们看到，正好借助了从去年开始的白酒市场大退潮，仁怀市和茅台镇政府再次拿出积极有为的姿态，开始了新的转型。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资料，仁怀市“正立足‘五位一体’建设茅台示范镇，概算投入256亿元实施‘环境整治、产业壮大、交通疏解、旅游开发’四大工程”，立志要将茅台镇打造成“贵州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新型城镇。

经历了数次进进退退的大起伏之后，在这个山沟城市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博弈还将继续上演，政府与民间的楚河汉界还将不断变更，只要茅台河谷继续神秘，酱香白酒仍然醉人，社会资本就会疯狂起舞，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也还将接受新的检验。但可以肯定，这里永远都不会成为墨西哥或索马里。中国就是中国，古人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