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江湖”秩序

7月27日央视新闻报道，太原商业街的一些乞丐“定点”上班，有些假乞丐被戳穿后恼羞成怒，指责记者破坏规矩，都像记者这样“不都乱套了吗”？

实际上，近些年关于乞丐“江湖”的报道时有出现，这一“江湖”的样态与人们的想象存在巨大差距。比如，乞丐并不仅仅是弱势群体，更是一个营生，南京的一些职业乞讨者月入过万，拥有两套房，还有护照，一些乞丐为了争夺繁华地段的“生意”，甚至扬言愿意交3000元/月的管理费。再如，大量职业乞讨者往往容易采取“欺讨”的办法，骗取钱财。还有，相关城市管理机构如公安、民政、城管对乞丐的管理并不容易，没有有效的行政和法律强制措施，也没有足够的执法力量，上海地铁被迫发布“乞讨排行榜”。

自古以来，坑、蒙、拐、骗、偷等营生都属于正常社会的一部分，它们同样需要一定的技能，和任何行业一样也存在竞争、合作，因此，也会形成相对固定的市场秩序。所不同的是，由于这些营生并不以交换，而是以无偿占有为手段，只能是地下行业，其市场也只能是地下秩序，是为“江湖”。

江湖存在于社会的边角，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任何地下行业都需要见阳光，并向社会汲取资源。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上说，江湖中的有些营生是非法的，但大部分都游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

比如，乞讨也是一种营生，它并不受法律的禁止，但如果转化为“欺讨”，影响了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就非法了；算命也是一种正常营生，但这一行业也是最容易被骗子所侵蚀的领域，当然需要治理；至于小偷，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是非法的，但如果不到一定数额，也很难得到有效惩罚。

总之，江湖是个地下行业，存在于社会的边缘地带，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其治理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管理，而形成了独特的江湖治理形态。

江湖治理秩序的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被迫承认的秩序

江湖的治理一般只能依赖于法治和正式行政力量，但是，大部分地下行业的治理往往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即便有，也可能因为执法力量不足而疏于管理，所以说，江湖治理秩序的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被迫承认的秩序。

江湖中的各个地下行业很难在熟人社会中存在。与陌生人社会中的法治不同，熟人社会的治理依赖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构筑的社会网络，天然是应对坑、蒙、拐、骗这些行为的屏障，熟人社会中的这些边缘人，很容易被贴上标签，为人熟知，曝光于阳光之下。

为了应对熟人社会的治理，江湖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此，人们将从事地下行业的行为称作“走江湖”。那些本来就流动性强的地域，如车站码头，则为大量的地下行业提供了生存空间。现代城市的兴起，造成陌生人社会的广泛存在，也扩大了江湖的生存空间，“走江湖”变得更加方便，适合地下行业生存的地域空间也不断增加——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江湖。

一般而言，国家权力的增长与城市的兴起相伴生，没有相对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典型如人口登记制度、身份识别制度，没有足够的街头执法力量，如城管、警察，没有有针对性的城市管理法律，如社会治安管理条例、城市管理条例，很难维持正常的城市秩序。可往往是，城市的发展先于国家政权建设；城市空间不均衡，但城市管理方式并不因此而有不同，这些缝隙就给江湖提供了生存空间。

旧时的江湖具有非常清晰的地缘（老乡）和行业色彩，甚至两者合二为一，这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市场秩序，帮会甚至足以与统治者相抗衡，转化为半正式的城市管理力量。现在的江湖仍然部分保留了这一传统，比如媒体时常报道的小姐村、小偷村，但这种秩序显然不足以与国家权力相对抗，如何躲避国家权力的宰制，仍是地下行业生存的主题。

由于城市管理永远都有限度，一旦没有限度，就会反过来影响正常的城市秩序；同样，江湖也有稳定的性质，一旦改变地下性质，企图取代正式行政力量，也会对正常的城市秩序造成影响。因此，正常情况下，地下行业与城市管理力量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支配结构，其核心是保证正常的城市秩序。

收容遣送制度的变迁很能说明这一道理。新中国成立后，乞丐是个典型的地下行业，因为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但乞丐又有非常合理的存在理由，总有人因为不幸而陷入困顿而需要乞讨。在此背景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兼具城市管理和社会救助的功能，其本意是通过国家力量强制救助那些流浪乞讨人员，在实现救助目的的同时维护城市秩序。

随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建立在严格控制流动人口基础上的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面临挑战。其核心是，那些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流动人口无法有效管理，而这一部分人口除了成为流浪乞讨人员外，还可能从事其它地下行业。如此，与乞丐具有类似性质的城市管理对象也被纳入了收容遣送制度中。1992年代初，国务院《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的出台，收容对象被扩大到“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制度俨然成为城市管理的最重要的法律支撑。

很显然，这一法规并不适合现代城市管理。因为，“三无”人员并不必然从事地下行业，即便是从事地下行业，比如乞丐，也并不一定严重扰乱城市秩序。况且，社会救助应该建立在被救助者自愿的基础上才合理。况且，把收容遣送制度转化成城市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在改变这一法规的性质。基于收容遣送制度，执法人员制造了诸多过度执法、执法犯法现象，收容遣送制度本身成为制造城市混乱的诱因，这一制度也终于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遭到了废除。

某种意义上，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只是消解了部分由执法人员制造的城市乱象，但它并没有解决因为人口大量流动所带来的“江湖”地盘的扩大，以及城市管理挑战。比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在新的法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基本上废除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强制救助措施，也不可能收容遣送。换句话说，只要乞丐愿意，只要流浪人员喜欢，就可以在城市中合法生存。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城市管理被迫承认了乞丐“江湖”。

只是，承认了江湖存在的现实性，并不意味着行业的地下性可以改变。事实上，城市乞讨本应受到大量限制，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压缩江湖的生存空间，反而有可能是在帮助地下行业的健康生存。

首先，民政部门有救助的义务，理论上，只要出现公开的流浪乞讨，民政部门就应该积极主动提供救助。只要民政部门积极提供服务，即便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不接受救助，也可以揭穿一些职业乞讨者和“欺讨”人员，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会大大减少。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真乞丐的救助，因为民政部门社会救助管理，不仅是在维护正常的城市秩序，也是在维护正常的江湖秩序，防止假乞讨人员扰乱地下经济，压缩真乞丐的生存空间。

其次，公安、城管部门还有维护城市容貌、规范街头秩序的职责，这也牵扯到对流浪乞讨行为的管理。乞讨也需要顾客，人流量大的地方当然是争夺之地，但是，这些地方却也往往是城市管理的重点。乞讨行为很可能触犯一些城市管理条例，比如，身体残疾者挡在人行道中间，类似于“占道经营”，卖唱者容易聚集围观人群，也在扰乱公共秩序。如果涉及到欺骗行为，还可能触犯了社会治安管理条例。

再次，特定空间内不容许流浪乞讨行为。比如，城市轨道交通工具里面，是禁止流浪乞讨的，运营方有权力对乞丐处罚。一些城市公共设施也不允许容留流浪人员，媒体曾经报道，为了防止流浪汉滞留露宿，广州市政园林局在高架和人行天桥底浇筑水泥锥。尽管这一做法受到舆论批评，但是，从市政管理角度上说，这实在是维护市政设施的无奈之举。

真实的状况是，江湖不仅在城市角落中稳定地生存下来了，且还在城市的主流空间若隐若现。这意味着，法治和正式行政并不能完全将江湖限定在地下经济范畴，或者说，江湖的模糊性让高度标准化的依法行政水土不服。

前已述及，熟人社会网络才是对付地下江湖的有效治理方式，因为它可以对那些边缘人进行符合社会规范的身份认证，人们容易通过特定的身份标签识别边缘人行为。城市空间尤其是街头是陌生人社会，边缘人在城市也具有高度流动性，因此，并无可能利用熟人社会网络。

这为江湖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因为没有非正式却有低成本的身份识别制度，只能依赖于民政部门的救助工作——但很显然，民政部门的行政力量极其有限。公安、城管部门等一线行政人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是街头执法，一旦措施不当，引起群众反应，反而会造成城市秩序混乱，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倾向于消极行政，只要江湖中人的行为不是太过分，容许其存在。

特定空间的管理主体则面临没有执法权的问题，比如，地铁运营部门可以对地铁内的乞讨行为处罚，但有诸多限制，他们没有权力防患于未然，因为乞讨人员是以乘客身份上地铁的，即便是处罚，最高限额也只有100元，与乞讨的经济效益而言，这一处罚力度并不大。园林局则没有流浪人员的执法权，但他们确实是公共设施的破坏者。因此，上海被迫发布“乞讨排行榜”，公示那些屡教不改的乞讨者，广州被迫浇筑水泥锥，防止流浪人员破坏公共设施。

总体上看，当前的城市管理越来越倾向于消极行政，这对江湖秩序造成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它加剧了江湖内部秩序的混乱。正式行政的消极降低了江湖的进入门槛，比如，一些并非弱势群体的职业乞讨者混入乞丐江湖，进行“欺讨”，加剧了地下经济的竞争，压缩了真正的乞丐的生存空间。二是，它拓宽了江湖的城市空间，使得地下经济走出城市角落，进入城市中心。现代城市高度流动、高度多元化、非均衡，为江湖的复兴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因此，消灭江湖是不理性的。但是，让江湖不断侵蚀主流社会，冲击城市秩序，放任自流，也是危险的。让江湖归于地下，关键是要让城市管理力量守住主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