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在我国，一些事情只走程序是不够的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今日在《人民日报》刊文谈依法治国，汪永清称要确保实体正义，“在我国，对一些事情只走程序是不够的。”

汪永清（资料图）

——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重要论述

汪永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创造性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今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党委政法委要带头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领导政法工作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提高政法工作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自觉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中去。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在我国，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否善用法治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用法治思维预防化解矛盾，实现维权与维稳的统一

法治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在法律框架内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惩治各类犯罪、维护政治安全，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社会预期、最大限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社会的支持，使法治成为社会安定有序的压舱石。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对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同时不能一味迁就用“闹”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因为“闹”的本质是打破常规、放大诉求，是以高昂的社会代价满足眼前和个别的利益，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干扰我国现代化进程。把法律而不是个人意愿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符合人们的普遍理性。因此，矛盾的解决、诉求的张扬，都应当纳入法律轨道。不管眼前有多大困难，都应当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坚定地推进依法办事进程。全社会要有这个共识。

牵住依法办事这个预防矛盾的牛鼻子。当前，不少矛盾是不依法办事造成的。预防减少矛盾，最根本的是社会全体成员都要遵守法律而不破坏法律。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带头依法办事，形成示范效应。对各个环节的执法司法活动，都要建立责任倒查机制，谁不依法办事引发矛盾就追究谁的责任。同时，要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善于引导群众把法律作为规范自身行为的基本准则，自觉做到依法办事。这些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坚持抓下去，就一定会有成效。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法治思维是权衡思维、建设性思维，注重瞻前顾后、常规持久。依法化解矛盾具有权威性，可以较少留有后遗症。如果以牺牲法律权威为代价，求得问题一时解决，会破坏人们的行为预期，引发新的问题。面对矛盾，我们要善于用法律上的事实分清是非，用权利义务思维分清对错，在法律框架内明确权利、界定义务。对进入法定渠道的矛盾问题，要严格依据事实、法律，公开公正处理，以依法解决矛盾问题的实际成效，让群众体会公平正义、信服法律权威，从而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强化法治在预防化解矛盾中的权威。法治是一种非人格化权威，需要人们敬畏和尊崇。对矛盾纠纷，依法达成的协议、依法作出的处理结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都要一体执行；如果不服，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寻求解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应严肃追究责任。同样，如果有人在合法合理诉求解决以后无理取闹甚至聚众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也要依法严肃处理。只有建立依法办事、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规则和机制，才能树立法治权威，维护正常社会秩序。

用法治思维处理好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落实好这一重要指示，关键要把好每一起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确保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追求的目标，两者相辅相成。只有运用法治思维把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结合好，才能坚守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确保实体正义。在我国，对一些事情只走程序是不够的，**还要在法律轨道上设法解决实体问题。实现实体正义，关键是依法律靠证据。要把证据作为保证案件办理质量的生命线，严格执行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供述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坚持疑罪从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处理公正，让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救济、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制裁。对穷尽法律手段仍不能完全实现实体正义的，要给予适当补偿或救助，尽可能促进实体正义实现。

确保程序正义。程序在法治思维中之所以有特殊意义，在于其有三个重要价值：机会公平、中立公正和权利救济。正因为此，程序不仅成为保障实体正义的机制，而且成为社会成员实现普遍理性的载体。特别是实体上难以分清对错或实体正义难以保证时，按照事先设置的公平透明的程序来处理，即使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人们也会自我释然、坦然接受。政法机关要肩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责任，必须把程序正义的要求落实到执法司法全过程，确保中立公正，严格办案期限，落实告知、回避、开庭审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制度，让社会成员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

用法治思维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执法司法活动中，有时会陷入所谓“合法不合情理”“合情理不合法”的矛盾境地。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正确理解法理情的内涵，善于用法治思维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

正确理解和把握法治意义上的公理、常情。法律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法治意义上的理是公理，不是歪理；法治意义上的情是绝大多数人公认的常情，不是个别人的私情。公理、常情是构成国法的重要内容，国法是公理、常情必须坚守的底线。司法实践中，合法公正的判决于情于理都讲得通；不合法、不公正的判决于情于理都讲不通。只有用法治思维把法理、事理、情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用法律视角和社会视角分析、处理问题。社会事物是复杂多样、普遍联系的，评价事物的优劣、对错、利弊，应综合各方面因素。运用法治权衡利弊、瞻前顾后、兼顾各方的思维特征来分析、处理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双赢甚至多赢。从我国司法实践看，由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表现出来的法律问题，往往蕴含着更为深层、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单纯从法律技术角度去分析、处理，有时难以有效解决，甚至会引发更多问题。法律既有明确的杠杠，也有极大的包容。政法工作者要加深对国情、社情、民情的了解，既善于从法律视角依法办事，又善于从社会视角处理问题，努力实现执法司法行为最优、执法司法效果最佳。

用法治思维把严格公正执法司法与理性文明执法司法结合起来。人民群众衡量执法司法活动，首先是合法，同时要合理合情。只有准确把握社会心态、群众情绪，积极主动向当事人说透法理、说明事理、说通情理，做到实事求是、以法为据、以理服人，才能既解开“法结”，又解开“心结”，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要规范执法司法言行，推行人性化执法、阳光执法。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执法司法人员善于与群众理性对话，善于与不同意见的当事者协商，是引导社会成员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履行维护社会秩序义务的重要方式。官民都依法办事、理性平和，很多矛盾才不会升级激化。

用法治思维管人管权管事，提高政法队伍建设制度化水平

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既要端正执法理念、提高执法素质、改进执法作风，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从制度建构层面，对管人管权管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长远解决方案，确保权力规范、公正行使，确保队伍清廉、司法清明。

用制度厘定执法司法权边界。法治既授予权力，更约束权力。把执法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重要的是明确执法司法权都由法律授予；没有法律授权，不得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执法司法行为。要对法律授予政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权进行全面梳理，清晰界定执法司法人员行使权力、承担责任的界限。

用制度实现对执法司法权运行的监督制约。执法司法权行使关乎当事人权利，如果缺乏监督，既会影响执法司法公正，也会产生腐败。要坚持以权力制约权力，健全政法各单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依法制约的制度机制。正在进行的执法司法责任制改革，一开始设计改革方案时就要注重强化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确保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制约机制就到哪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寻租的机会。

用制度促进执法司法权公开透明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通过健全制度，确保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都及时公之于众，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保廉洁。把信息化和公开化结合起来，健全执法办案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机制，做到动态管理、刚性约束，促进执法司法公开、规范、公正、高效。坚持以权利制约权力，拓宽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渠道，促进司法公正。

用制度的严格执行保障权责一致。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要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都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约束没有例外。对违反法律制度的，无论涉及谁，都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能姑息。

（作者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