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埃及模式救得了利比亚吗？

如果选择2014年年度词的话，空难肯定居于榜首。这一年，任何和飞机有关的灾难都会引起世人格外的关注。所以当利比亚相互敌对的武装派别为了争夺班加西机场大打出手而将机场内的民航飞机纷纷击毁之时，利比亚这个革命后即被遗忘的小国，再度上了全世界媒体的头条。

利比亚的混乱由来已久，并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再度失控。而在这场席卷中东的春潮中，埃及和利比亚可谓两个极端。埃及人民凭一已之力，仅仅用了十八天就把执政数十年的穆巴拉克赶下台。而利比亚则在西方的武力介入下，通过一场持续八个月的内战才将同样执政数十年的卡扎菲推翻。

革命成功路径不同，似乎也决定了这两国之后的命运。埃及首次由公正、公开和公平的多党选举产生的民选总统穆尔西，一年之后就被民众的抗议和军事政变所推翻。最后还是来自军方的塞西成了最高领导人。埃及革命历经三年的循环后，重返原点。

而利比亚革命后则陷入无政府状态。在革命中崛起的武装派别无视民选政府，拥兵自重，割据全国，经常为了争夺地盘火拼，残害百姓，甚至攻打国会、绑架总理，就是贵为美国大使也性命不保。直到刚刚发生的机场炮战。

不管怎样从道德和价值观上评价埃及今天的军方复辟，但毕竟这种复辟得到了埃及百姓的支持和认同，特别是西方也随之默许，埃及重新得到了秩序和稳定。埃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又成了一个正常国家。这和利比亚仍然血腥、规模时大时小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相比，已经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那么，同为伊斯兰国家，埃及重建秩序和稳定的模式能否为利比亚所复制？埃及模式能否拯救利比亚？

一个卡扎菲倒下了，一群恶魔站起来了

利比亚并不具有埃及的优势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埃及之所以有能力重返原点，摆脱民主转型的混乱和对立，回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

首先，埃及军方一直是整个国家最有组织、最成建制的政治力量。埃及革命发生时，倒台的只是军方的代理人穆巴拉克。军方由于关键时刻保持中立赢得民众的支持。另外，整个国家机器也由于穆巴拉克的迅速垮台而得以保持。可以说，这场革命损失的只是穆巴拉克家族，整个国家机器还是完整保留下来了。

反观利比亚，由于卡扎菲对以部落为基础的国家机器不信任以及他个人的经历（搞政变上台），他一直采取弱化正规军、弱化国家机器的政策：没有宪法，没有国会，没有正常政府，没有政党。建立的是谁也搞不懂的、号称“人民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总人民大会”制度，是“合众制”；国防军也很弱小，甚至在1987年羞耻的利比亚-乍得战争失败后被戏剧性地集体“贬官”——裁撤了所有上校以上的军官。但他又另组私人性质的精锐亲信警卫队，同时对任何反对力量都严酷镇压。他的头衔也只是“人民兄长、革命领袖”，连个办公室也没有。他把利比亚变成一个没有正常国家政权组织结构和运作程序的政治系统，整个国家就是依赖他本人及其家族在运转，而他本人也是朝令夕改。其他利比亚人对参与国家管理、甚至基本的日常政治生活都非常陌生。

所以随着卡扎菲的倒台，整个国家机器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完全的权力真空；而不是和突尼斯、埃及一样，有伊斯兰政党可以取而代之。于是在革命中崛起的武装派别便开始全国割据。这就是为什么卡扎菲认为没有他，利比亚必然混乱。这也是为什么革命成功后不久，境内两大部落塔布部落与阿拉伯部落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根据法国外交部门的数字，死亡人数接近四百。要知道利比亚革命之初、北约干预之前，卡扎菲全力镇压之下才导致三百人丧生！

反对派也没有什么政治能力，在卡扎菲被推翻后，甚至不得不依赖英国顾问的帮助，才起草了一部宪法。

其次，埃及只有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派与兄弟会为核心的伊斯兰派的冲突，但在国家认同上并没有问题。但在利比亚，要么有试图独立的各种力量，要么各武装派别只是忠于自己的部落，丝毫没有国家概念。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毫无权威的原因。国家连向心力和号召力都没有，哪里来的权威？

所以，当尝到自由和动荡的滋味之后，埃及百姓就选择了重返穆巴拉克时代。据英国《金融时报》在埃及现场的报道，目前的埃及主流民意要的只是面包——尽管三年前他们只想要自由。而利比亚的百姓则连这个水准都没有，完全是浑浑浑噩噩，被各武装派别所绑架，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卡扎菲的残余势力也只是想用武力重新恢复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以秩序和发展做为口号去影响民众。

第三，埃及是中东最重要的国家，其稳定与否直接决定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所以西方在处理埃及事务时，格外慎重。就是军方发生政变、血腥清场、残酷镇压，美国为首的西方也没有干预，而且依然没有中止军事援助（只是暂缓）。不仅西方，其他中东大国如沙特，对埃及也是竭力支持。沙特联合其他石油国家给予埃及1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远远超过美国的13亿和欧盟承诺的50亿。

也就是说，整个国际社会都希望埃及稳定，走入正轨。但西方对待利比亚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一是积极的军事干预——其实卡扎菲的支持者还是很多的，如果不是西方干预，他就能将反对者打败。这和穆巴拉克被抛弃完全不同。二是当卡扎菲妥协时，却非要将之赶尽杀绝。实际上，利比亚乱与不乱西方根本不在乎，只要能借机除掉不听话的卡扎菲就足以。这就是为什么卡扎菲命丧街头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样声称：“卡扎菲之死彰显美国领导全球的力量。”这样的评价和利比亚人民的命运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

所以革命后的利比亚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假如西方真的重视，在刚刚打败卡扎菲的时候，在西方声望（包括军事威慑力）最高的时候，是可以凭借外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家的。然而，西方却选择一走了之。一直到现在，西方都对利比亚的乱局冷漠以对。

最后需要提及的则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人类历史上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很多：上天、宗教、血缘、武力、政绩以及选票。西方民主理论认为，选票是迄今为止能够提供最大合法性的方式。但从埃及和利比亚以及更多的国家如泰国、乌克兰来看，却并非如此。显然，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众的认可之上的。一种合法性，如果民众不认可，它就毫无意义。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每一个国家对合法性的认可都是不同的。西方国家认可的是选票，中国认可的是政绩，朝鲜以及沙特海湾国家认可的是血缘，在埃及认可的就是军政权。也就是说，哪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接受哪一种合法性，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合法性本身。但在今天的利比亚，没有任何一种合法性能被各方接受。

卡扎菲任内推动的人造河工程

一群恶魔正在诞生

总之，上述种种原因决定了埃及在经历革命苦果之后，还是能够及时地退出：用暴力推翻一个民选总统，再用选票把另一个穆巴拉克推上总统宝座。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此时的埃及百姓总算明白，在自己的国家究竟什么制度才是可能的，才是适合自己的。毕竟，在埃及就只有两股力量：世俗的军方与伊斯兰的兄弟会。既然民主上台的兄弟会无法被接受，那就只能选择军事政变的军方。

这同样也是利比亚只能在无政府泥潭中沉沦的原因。因为这个国家除了卡扎菲的家族之外，就是部落和拥兵自重的军阀。没有了卡扎菲，部落和军阀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宰者。以利比亚的现实国情而言，卡扎菲政权是最不坏的选择。毕竟他还是一个世俗的政治人物，他的许多政策还是符合人类基本原则的：比如禁止一夫多妻、承认妇女的离婚权、银行要收利息（公民个人享受无息）。正如世人所公认的：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拥有相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好的女性境遇与政策。但革命胜利后，这一切都被完全颠倒，走向伊斯兰化。

此外，他也知道和民众分享石油财富，建立了相当高的福利体系：除了一部分利比亚石油销售所得直接划入每个利比亚公民的银行账户外，还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用电，新婚家庭享受五万美元补助、买车50%的补助、产妇5000美元的补助。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可以领取同等水平的工资直到就业。如果利比亚人想从事农业，他们就可以得到免费的农田、农舍、农具、种子和家畜。整个国家的文盲率从75%降到11.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卡扎菲进行了世界上最大的灌溉工程，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人造河工程，让利比亚这个沙漠之国全国都可轻而易举地得到水源。

在卡扎菲掌权前，利比亚没有公路、没有机场、没有工业、没有农业、没有大学。当然更不要说他还提供了一个统一、有序、稳定的国家——我们可以理解，何以突尼斯与埃及的领导者是被自己人抛弃的，而只有卡扎菲是被西方武力推翻的。世人自然可以指责卡扎菲治下没有自由，是的，现在利比亚有了自由——有了不同派别可以相互杀戮的自由。

卡扎菲靠政变（尽管不流血）夺得权力，同样被武力推翻。当民变出现之初，卡扎菲祭出的法宝还是血腥的暴力，当民变成为内战之时，占据优势的卡扎菲丝毫没有想过妥协或者对话，一定要将对方斩尽杀绝。而等到西方卷入，反政府军渐渐获得优势之时，他们同样未想到过妥协或者对话。甚至在抓获卡扎菲后，对之污辱、殴打、随意枪杀以及当街拖尸，遗体还被当作战利品公开展览，其残暴、野蛮、嗜血与被推翻的卡扎菲并无一致。

客观来讲，任何一方都是卡扎菲：一样的思维、一样的手段。所以卡扎菲的败亡，虽然标志着卡扎菲个人时代的结束，但对利比亚来说，只不过是另一个卡扎菲时代的开始。卡扎菲今天的命运就是明天利比亚的命运。当然，根据历史经验，在另一个卡扎菲出现之前，这个国家将陷入空前的动乱和失序，直到新的强人出现。

这里不妨借用印度前高官拉曼在卡扎菲死后所发出的恐怖预言做为本文的结尾：“在利比亚问题上，一个旧恶魔的死去将导致新恶魔诞生”。如果看看今天的利比亚，恐怕还是要稍稍修正一下：一个旧恶魔的死去将导致一群新恶魔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