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堂：中国学、一年制以及躲不开的西方标准-关哲
中国学是什么？涉及学科定义问题，北大师生可说的话就更多了，看上去人人都是专家。互联网上的讨论更是五花八门。有当作国学进行批判或者支持的，有当作汉学与海外汉学类比的。反对者的基本倾向当然是认为不该有这门学科。似乎每个人都在解释何为中国学但是又都否认中国学。
关于学制，师生普遍认为一年制不足以让学生获得国学精髓。历史系辛德勇老师说自己的学生常常要读五年。其观点或得了不少掌声。可能有人愿意一辈子读书，这也算是一种读书人精神吧。但北大社会学系学生吉砚茹在7月9号交流会上的表述耐人寻味：“我可能费尽七年也不能达到的一个学术成就，这个项目能在一年内达到，而且有一批非常精英的老师和项目基础来达成这一目标，那么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有这样的资源呢？”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可以进燕京学堂读书，这位同学也是愿意的？
燕京学堂可能是个众说纷纭却说不清楚的地方，也许如同饶毅教授表达的，拍板决策比说重要。
观察者网夏令营学员为您梳理了一份关于学制方面的各方讨论，有兴趣请阅读：
燕京学堂：“国际化”路在何方？
今年5月北大正式宣布启动“燕京学堂”（Yenching Academy）项目，引发了校内外多方关注与讨论。除了对决策不透明和选址静园的不满外，原本作为燕京学堂亮点的“国际化”特色——学科定位、一年学制、精英学院等内容也成为北大师生质疑的对象。“国际化”这面镜子背后，折射出当下国内高校在发展方向上的复杂心态。
“中国学”那些事儿
围绕燕京学堂争议的一大核心在于其“中国学”的学科定位。据北大官方新闻稿介绍，燕京学堂是招收国内外学生的一年制“中国学”项目，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国际领导力养成”为培养原则，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其课程分“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六个方向。学堂计划成立10个不局限于学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所。
从已有的介绍来看，“中国学学科内涵”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中国主体性”，二是“全球化语境”。北大常务副校长刘伟6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表示，“中国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领域，不仅关注传统文化，而且研究社会现实；既借鉴了世界各文明的研究方法，同时坚持中国文化、中国问题的主体性。北大希望通过创立燕京学堂来促进人文、社科领域的前沿交叉研究，培养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贡献世界的优秀人才。
此前，北大外语学院高峰枫教授5月25日在《上海书评》发表题为《谁的“燕京学堂”》一文，连发数问：“‘中国学’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如何区分‘中国学’与‘汉学’？”、“一个宣称包揽了人文、社科和实务三界的学科，如何能在学理上予以充分严谨的论证？”北大历史系辛德勇教授也从实际的学科设置角度对“中国学”提出质疑。他在7月9日“燕京学堂专题咨询沟通会”的个人建议及补充说明中提到，目前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公开信息中并无“中国学”这门学科存在，校方按其下设的六个“研究方向”定为二级交叉学科，但是对于所挂靠的一级学科却顾左右而言他。北大在“中国学”学科设置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贸然启动招生计划，从法理上讲是有问题的。
对于学院体制培养出来的教授来说，一个学科在学理上有没有充分论证，在学科表信息中有没有明确定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过学理是一方面，实用需要可能是另一方面。
执教经历横跨中美的北大83届校友、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意外提供了一份真性情的资料。前文提及，他在微信校友群里对校友提问的内部问答被好事者传到网上并加以点评。在这份问答中，他首先总结了与“中国学”学科相近的研究领域，一是西方大学里设置较多的属东亚研究范畴的中国研究，学术性较强但规模有限；二是源于欧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汉学”，更偏静态的文化研究，并没有联系到当代世界的中国和活生生的中国人；三是政界、军界、情报界、政策智库和媒体人等观察家组成的“评论式”中国问题研究，更关注现实问题，但大多缺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切了解，并在思想观点上存在较重的意识形态倾向。
按照刘伟的说法，以上三种研究都难以兼顾全面，而燕京学堂的“中国学”则注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立体分析，从而建立起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问题研究。
北大83届校友、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对燕京学堂的创设有独特的看法
而关于“中国学”学科定位不清的指责，张旭东教授表示：“所谓‘中国学’，不过是‘Chinese Studies’的翻译，内部讨论时也有主张老实用‘中国研究’的一派，但最后选用‘中国学’，或许有先声夺人之意，或许有便于今后教育部批学科点的实际考虑。”他还引用燕京学堂项目咨询人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的话：“学科是为了科学，科学不受学科限制，希望北大不以学科画地为牢，而是注重实质。”张旭东接着指出：“‘中国学’是个帽子，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教育对象的国际化，而他们看到的是英文的Chinese Studies。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本不需要什么中国学，但中国人如何在世界、特别是以真理代言人自居的西方人面前讲述中国经验、中国传统、中国故事，目前的确是摆在国内学界的一个挑战。在北大建立的‘中国学’项目就是国学与西学内部的‘汉学’之间一个批判性的转换机制，可以帮助中国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以别人听得懂、能赢得他人学术敬意和信赖的方式。”
“批判性的转换机制”，阅读张旭东教授以往著作，不难发现这是其秉承黑格尔的一贯思路。但由于处在事件的节骨眼上，张旭东教授的内部问答与保安插曲一样，变成了反对者用于抬高事件声浪的材料，批评蜂拥而来，一些媒体逐字逐句批判，以至于其中可能含有的启发也完全被忽视。或许在未来，事件冷却下来之后，双方有更大的空间来思考。
相比“中国学”，一年学制与英文教学才成了终极靶子。
“一年制”英文教学速成班？
正式的质疑仍然由高峰枫教授在5月25日的那篇文章率先提出：“每年录取的一百位硕士生，经过短短一年的训练，对于中国学术和文化能有多少深入、实质性的了解？”北大英文系的苏薇星教授亦在6月3日发表《“燕京学堂”植根何处》一文称：“官方介绍授课语言主要为英语（英文网站上无“主要”字）。海外学生不需具备中文基础，也不需在燕京学堂修中文。即便学习中文，一年之内能达到何种程度？”
能达到何种程度？常务副校长刘伟在7月9日的“沟通会”上表示：“重要的是内容和标准，达不到标准即使两年三年也不给出学位。”燕京学堂办公室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姜国华紧接着称燕京学堂配置的课程会保证高强度高质量，并且一年制的硕士项目在北大其他院系和国外大学都早已有之，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无大问题。
这样的回答不会让反对者满意。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发言称：“我要求我的研究生苦读，他们三年拿不到学位或者拿的很困难，燕京学堂学生的水平（要求）比我的学生要低得多，这对我们的学生是否公平呢？”北大社会学系本科生吉砚茹是学生当中比较亮眼的一员。她在沟通会上的发言耐人寻味——“我可能费尽七年也不能达到的一个学术成就，这个项目能在一年内达到，而且有一批非常精英的老师和项目基础来达成这一目标，那么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有这样的资源呢？”“为什么我不能有这样的资源呢？”这样的羡慕嫉妒恨，不知道在学生中占几成。
关于英语教学的问题，刘伟在沟通会上回应：“燕京学堂保证所有外国学生选英文课可以毕业，但鼓励有中文功底的外国学生选学中文课程。至于中国问题用英文讲是否滑稽？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问题都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可以也需要用不同语言讲，用多种语言讲。”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对此不以为然，在6月28日召开的“燕京学堂与大学改革研讨会上”，他直言：“燕京学堂的教学语言为英语，这有点不可思议。如果是在美国讲中国研究，用英语授课很正常，可你是在中国的北京大学，讲中国的学问和关于中国各种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不用中文？用英语才显得高尚吗？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怎么可以不用汉语？而且，对外国人的招生环节并没有汉语考试，试想，一个‘中国学’硕士，毕业了可能一句汉语不会说，是不是有点滑稽？”
为什么是一年制，为什么是英语授课，我们干脆回到燕京学堂的创办模式上来。
“校中校”还是“领袖训练营”？
在燕京学堂的英文官网上，标题位置有一句醒目的英文：The Elite China Experience for Future Global Leaders. (“为未来的世界领袖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按照北大官方的新闻稿，到2015年9月，国际化的燕京学堂就将迎来六十五名“国际及港澳台一流高校”以及三十五名“中国大陆顶尖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据北大燕京学堂官网（英文）的说明，该学院属于“精英寄宿制学院”（elite residential college），其学生将会入住北大校园的中心地带——静园六院。高峰枫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对于这种“开小灶”的培养模式表达了担忧：“这一百名燕京学堂的学生，不需要跑到拥挤的教学楼去占座位、上自习，因为静园已为他们预备好了宽敞、明亮、舒适的宿舍和教室。无论是日常起居还是上课，都自然而然地与北大其他学子隔绝开来。他们不像是‘一般’的北大学生，更像是燕京学堂特招的‘精英’。他们不像是北大人，倒像是生活于独立王国的‘静园人’。”
网络上流传的燕京学堂效果图，北大官方表示实际规划会做调整
对于燕京学堂是否会成为“校中校”、“园中园”的问题，刘伟的回答是：“燕京学堂同一门课程开设中文和英文两个班，供其他院系学生修读。有人担心搞了特区，但实际并非如此，大部分老师来自现有院系，教学研究也和人文社科各院系联系起来，最终受益的是全校同学。”
这样的回答不会减少对燕京学堂“好大喜功”的质疑。苏薇星教授在文章中说，按照官方报道，该计划将配备70位老师，一年计划招收100名学生，使得燕京学堂的师生比率达到7:10。“为北大有史以来学制最短的学位启动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高端教授聘任，着实令人费解”。高峰枫教授进一步追问：“原来燕京学堂要培养的是领导世界、扭转乾坤的未来各国政要和工商界精英，这与（官方网站）中文表述中所强调的‘高端学术研究’明显不符。那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版本呢？”
究竟该相信哪一个版本呢？或许，燕京学堂项目方面并不在意外界相信什么版本，只要做成自己想要做的事业。但在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不注重舆论看来是会碰壁的。
“燕京学堂”PK“苏世民书院”：瑜亮之争？
在北大一些师生看来，燕京学堂的设立与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创办不无关系。
黑石集团总裁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在清华经管学院演讲
根据清华官方报道，“苏世民学者项目”（又名“苏世民书院”）是由美国黑石集团总裁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出资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国际化项目，每年资助200名学生到清华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学习。该项目宗旨与燕京学堂类似，如“帮助具有世界领导潜质的各国青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培养潜在的知华派领袖”，并设立经济管理、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工程管理等专业方向。在清华校园中心略偏东北的位置，“苏世民书院”已经动工，这座由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罗伯特·斯特恩主持设计的书院，将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传统学院建筑风格与中国古代庭院式建筑糅合在一起，同时设有单独的食堂、专门的空气和水净化系统。
苏世民书院内庭设计效果图
注意，单独的食堂、专门的空气和水净化系统。
6月28日，作为文化人的“活字谈”系列活动之一，“燕京学堂与大学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北大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认为，北大办燕京学堂就是因为清华办了“苏世民书院”。根据官方消息，“苏世民学院”已于2013年4月21日正式启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分别致贺信，第一批学生预计将于2016年入学。清华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先行一步，北大自然不甘屈居人后。燕京学堂虽然迟了一年有余才正式启动，但是在招生上却又比“苏世民书院”提前一年，体现出北大的一番“良苦用心”。
于是，这个紧迫的日程顺理成章成为北大师生的质疑对象。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在交流会上表示，在师资聘用、课程设置等细节尚未厘清的情况下明年招生，显得非常仓促。他认为清华“苏世民学院”的定位很明确，就是注重“社会管理这边实用性的内容，而他们的难度是比我们这个跨学科、门类这么广泛的（项目）要小得多的”。“如果这个我们搞不好，北大牌子砸掉了，那我们（会）被国际汉学界、国际学界嘲笑”。看起来，北大师生为清华的苏世民项目找了不少理由，而燕京学堂项目则如同王仰麟副校长的自嘲：“什么都是错。”
如果听反对者的声音，读者难免不会觉得燕京学堂似乎动了所有学者所有专业的奶酪。当然，这是指那些宣称事先不知道燕京项目的学者。根据校方介绍，之前有过多次意见征询活动，知道的人也大有人在。不妨搬用姜国华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话：“你支持你怎么去表达呢？比如我觉得挺好，学校正在干这件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躲不开的西方标准
师生方面批评燕京学堂盲目走国际路线、过于精英、照搬哈佛、给外国学生超国民待遇……有趣的是，师生在表述反对意见时候也常常不自觉引用西方标准。
关于选址，高峰枫教授与苏薇星老师都有一个斯坦福标准。高老师希望“像‘斯坦福中心’那样高贵冷艳地伫立于校园核心区的外围”。苏老师称“经典的美国大学校园常以一座四方院(the Quadrangle, 简称 the Quad)为核心。譬如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就是这样，校园中心区西班牙罗曼式的建筑群以四方院(Main Quad)为核心，八处花坛分布其中，毕业典礼等隆重仪式常在此举行。庭院南边的正中央坐落着纪念教堂，除了教堂之外，环绕四方院的正是斯坦福大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各系的家园，有回廊将这些家园一一相连。我常觉得静园之于北大，好比四方院之于经典的美国校园，象征着大学所追寻的谐和的精神秩序。尽管先前在此安家的人文系所已经因为教师办公空间等考虑迁往别处，我们有责任维护静园这一核心的所在于北大、对于大学教育的象征义涵。”
另一个西方建筑影像是柏拉图学院。这一次更像是个想象——一位学生说：“《传道书》说：‘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学生也是这样，一届走了，一届又来，唯有我们的校园长存，静默而美丽地守候在这里。但是静园的改变，让我怀疑这种长存是不是我的一厢情愿。难道真的是世间好物不坚牢么。当年的柏拉图的Academy，现在是Monastiriou 140的柏拉图公园，外面是非常荒凉的坟场和草地，远处的房子也很颓败，随处可见涂鸦。公园里面也没有多少人，青色的橄榄散落在树下丛生的野草中，流浪的吉普赛人在垃圾箱旁边露宿。但是，直到今天，柏拉图的学问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燕京Academy比起柏拉图Academy，不知道看上去要高大上多少倍，但是传承的是什么，如何传承，恐怕就是一个only God knows的事了。”嗯，不仅有柏拉图学院，还有《传道书》，只是不知道荒凉的柏拉图公园是否正映证了希腊今日的颓败。”
围绕“中国学”，双方的论辩针锋相对，也总有个西方影子串联其中。
张旭东教授对媒体说：“与‘中国学’相近的概念有三个，现有的国际上的汉学、东亚研究中的中国研究和对中国现实的非学术性观察；中国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既有中国主体性又能与国外优良学术传统和教育训练体系相得益彰的学术建制’。”他还说，“希望通过燕京学堂的学习潜移默化，让他们成为世界公民。”这样，“年轻人 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机会就会少得多”。
支持的理由每每相似，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北大中文系张鸣教授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有人把它看作是美国的‘中国学’，但它本身并不成其为一个学科。何况所谓‘中国学’，研究视角是第三者的，是他人将中国当做研究对象对待时才能成立的一种学问。如果把自己研究自己的学问称为‘中国学’，不免有点自高自大。”
辛德勇教授认为：“就学校公布的‘中国学’学科中的‘历史与考古’这一方向而言，仅仅学习一年就授予硕士学位，无视中国历史学和中国考古学学术训练的基本要求，这种做法，会在国际上给中国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学位教育水平，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辛德勇教授的国际荣誉感溢于言表。
苏薇星老师称：“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诸多高校都在以提供资助、与当地中学合办教育项目等各种方式促使民众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刻意设立‘燕京学堂’这样养尊处优的‘校中之校’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苏老师没有提中国高校是否也有很多资助项目，直接指责燕京学堂是养尊处优的校中校。
我们再次听一听太行如何谈论燕京学堂的学制问题：
太行认为：
学堂共设有“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等六个方向的课程体系，供学生选修。被“等”字略掉的三个方向分别是：“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这个学院的定位到此也就比较明白了，就是一个速成的“中国通”学院，用英语授课。
这种学位能帮助一些外国学生丰富简历背景，这些人要么回国就业，要么在中国发展，要么去别的大学深造，总之一年的北大人符号是贴上了，他们将收获北大校友圈的人脉，同时也将构成北大校友圈的一部分。
换言之，以前那种邀请若干个非洲将军部长的儿女来留学，最终其中一位成长为埃塞俄比亚总统的漫长模式，将会被这样的模式来取代，不负担冗长的本科教育让北大有更多的资源来给更多的人贴标签——这些人如果能够回去担任使馆参赞、商务秘书、助理国务卿，对北大和中国都不是坏事。这也是为什么这所大学会让这些人住单间和得到比较好的生活条件，这被认为是待客之道。
虽然有师生反复强调燕京学堂与北大精神不相容，但以北大一直引以为豪的“兼容并包”精神，旁观者难免要问，燕京学堂项目真的就不能见容于北大么？徐徐展开的交流活动能推动事件的妥善解决吗？
且看下一章：7月9日的交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