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大陆电视里的中国恶与西方善——话语的暗流

我回国以后，有机会看到各省市的电视节目，尤其旅行住在旅馆里，看当地电视台的新闻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经过一段时间，将一些电视台制作新闻的方式拼凑起来，就摸到了些许规律。比如时事节目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被动”节目，政要的行程、会议总是占首位，毫不遮掩也毫无技巧的赤裸裸“陪伴”，好像故意要做得呆板无味；另一类是“主动”节目，一些各台自主制作的时事节目，一般以与国内国际政治无关的国内国外社会新闻构成，当然寻求的是“呆板无味”的反面：“刺激有趣”。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后一类，各台的编选内容和制作方式都大同小异。这类节目的制作，几乎是各地方电视台除吃喝玩乐购物之外少数几个严肃节目之一，似乎也是台内“知识分子”较能发挥针贬时弊能力的节目，一般主持人都是连批带讽地说道一番，颇有教化的志向。在这里特意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是因为与我观察到的西方电视传媒人相比，国内的电视播报人更接近演员而非记者，注重外貌和声音，好像不是选头脑而是选美。

那么这看似无计划亦无目的实则颇有规律的信息传递连成了一条怎样的话语暗流？我只是看出这是条有规律的暗流，并不知做的人是否也意识到暗流的存在。他们是无意识的彼此模仿，还是有意所为？不过我很怀疑这些电视传媒人会有意为之，有目标的人才会动足脑筋，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看似纷杂零乱的信息中暗暗理出一条线。他们极有可能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但真正的幕后引流人（引导模式形成的人）应是目的明确的。

各地方台的这类时事节目虽然天南地北但制作配方相差不大，国内的新闻来源不少是监控录像，各类车祸、犯罪、灾变等，一般均为偶发、突发的恶性事件，有犯罪有事故，基本呈现的是人性恶劣和秩序混乱的一面。有时一台节目使用监控画面之多，好似电视台把采访和录制的任务转包出去了。这是一本万利的事，自己不必跑腿，更不必动脑筋，只需将新闻源头包给监控录影，一台台刺激人感官的节目就制作出来了。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偶发、突发的坏事总是免不了的，监控录影每天24小时不间断，撞死一个人只需一秒钟，但那23小时59分59秒不重要，是这一秒被有规律地、扩散似地播报（一家报家家转）。无论是坐在自家客厅里窥视他人悲剧的观众，还是漂亮脑袋、播音系嗓子的主持人，都没有意识到在每天看去变化不断的“偶然”之下，有规律的“第二层”话语持续不断地作用着人们的潜意识，世界观在悄悄地扭曲，“偶发”已变作“常态”，“突发”变作“必发”。

一开始我还新鲜，因为在法国把警方监控录像采集到的偶发事件直接拿到电视台当新闻播报远没有这么家常便饭，只有个别大案（如与集体安全有关）或做专题报道时，会采用这类监控画面。但看多了，人就受不了了，因为你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会不知不觉地被这些强力画面冲撞变形，如果你意志弱一点，会渐渐感觉阴暗恐惧，那么多偷抢骗杀、暴卒街头，尽管理智告诉你这都是极偶然的，千百小时的监控录影未必采集到一件，尽管经验提醒你大城市的偷抢远不如西方都市频繁，但传媒把“偶然”集中起来，再理性的头脑都挡不住本能的反应。

中国媒体滥用监控录像，大肆报道国内“悲剧加恶”的偶发事件

在这影像时代，画面是可以杀人越货的，因而须慎重思考：谁才是画面的拥有者，谁具有支配权？监控录像不是可随便观看的免费电影，它涉及很多普通人的隐私，除非自动落入公共领域的犯罪行为，被撞伤、撞死或坠楼、落水的人，未必愿意自己的遭难被人当免费电影“观赏”！

何况个人事故与公共利益并无必然牵连，怎么能因为监控录像或救助人员摄下了画面，这类属于私人性质的灾祸就成了公共新闻，被搬上电视荧屏满足人的窥视癖？并不是所有灾祸都理所当然地可以成为公共新闻，要看它们是否涉及集体利益和公共话题。不管是装监控摄像头或做现场拍摄的警方或某个机构，还是播放的电视台或网络，都并没有天然权力随意支配这些录影，事实上谁都没有拥有这些画面的名义。否则岂不是以“上帝之眼”自居？！滥用这些画面，谁给的权力？

如果“信息传递”至此，我倒也能理解，金钱为实际主人的年头，电视台与商家为什么不能逻辑相同呢？赚钱谋利也是其本能，什么能赚就做什么，满足人的恶本能一直就是笔好生意。何况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会本能地以职变权，竭尽能事以台吃台，而挖掘人的恶要比提升人的善容易得多，谁不想做容易的事？制作这样的“新闻”就是容易的事，脑筋都不用动一动，也无须制作费，拿来现成的录像将奇、异、稀、极这些人性追逐的东西，以新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名义兜售出去，赚来收视率及滚滚的广告收入，何乐而不为？

问题就在于并不止此，这类节目看似无意的延伸部分——国外（主要是西方）奇闻异事，与节目的国内部分构成一个乐队的协奏曲，前者沉重、阴郁，充满悲剧，后者轻松、明快，时常喜剧。同样是偶发、突发事件，国外部分很少是恶性的，不是玩乐中没有多少悲剧性的小事故，就是凸显某些被提倡品质的新奇事，好似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分成善恶两半的。我再仔细看，发现让两个世界分开的，是片源来自不同摄制渠道，前者主要是监控录像，后者往往是自拍。看起来都是“偶然”，但被摄取的渠道不同，性质会相差甚远。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是潜意识被作用因而本能地做着这头坏那头好的筛选？还是这头只取监控录像上的悲剧画面而那头避开了这类画面？又是何种力量在源头上引导人们做着黑白分野的选择？这样的画面和其所携带的“第二层”话语——色彩分明的两个世界，经年累月地作用受众的潜意识，后果怎堪设想？

这些由我们的编辑记者轻松从外媒上拿来当“有趣”转播的国外“闲事”，也是偶发、突发，但其实是经过筛选进行了某种“制造”的。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因为那些事是不可能控制的，其“制造性”何来？“制造性”就来自剥开偶发、突发事件的“第一层”话语，“第二层”话语才是西媒永远有规律地在接力的——生活有如玩乐一样轻松快乐的人们（时常掩藏在没有多少悲剧性的偶然之下）和整个社会透过一些奇闻异事无时无刻不在显露的基本正气（善良、勇敢、诚实、乐观等）。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报喜报忧，而在于“第二层”话语如何主导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是“第二层”话语而绝非“第一层”事件决定西媒的工作目的，这种操控是悄无声息的，与电影艺术领域的“细节接力”类同，“第二层”话语包裹在千变万化的“第一层”事件之下，其对人潜意识的作用就来自方向不变的接力。

对“第二层”话语的接力，不懂得话语战的中国人是看不透的，他追新逐异，想不到“偶然”在话语接力中已失去偶然性，“第二层”话语是没有偶然性的，接力“第二层”话语是心理操纵、潜意识控制的必要步骤，是潜移默化的具体操作方法。其“制造性”不是来自偶发事件本身，而是“第二层”链接。被筛选出来的偶发事件是为“第二层”话语服务的，看不懂“第二层”接力，则没法明白“偶然”变成“新闻”多数情况下不是“偶然”决定的，而来自统治意识和技巧。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提醒在，西媒上传播的信息没有多少偶然性，即便是突发事件，在报道方式上都会变“偶然”为既定的方向。而无意识传声的中国媒体由于看不见“第二层”话语，吃张家饭办李家事就成了通病。

某天在外地的一家旅馆里，我凑巧拨到东北某省级电视台，正在播的就是这样的节目，估计这是地方台最有自主性的时事节目，整个过程正是我上面描述的，涉及中国的桩桩悲剧加恶，不管“第一层”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第二层”都是两个字——悲与恶——的链接。我不质疑这台节目的真实性，这可能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实，我惊异的是前后两部分的搭配，只见年轻主持人愤愤针贬一番之后，话锋一转开始报国外，表情立刻轻松了，像是紧张之后的放松，或是劳作之后的娱乐，那几则“新闻”像是凑巧，不是玩乐中的惊险就是凸显善意人格的奇遇，也就是不管“第一层”事件如何惊、奇、险，“第二层”话语是连贯的：那是个喜剧加善的世界。

我无法令时钟倒转，钻进编辑和主持的大脑，探明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这样制作这台节目，他们看起来是那样无辜，似乎这一切都是现实，他们能做的就是把现实切割下来呈现给观众。如此黑白分明的现实，让人多少觉出点怪味，何况不止一家电视台如此呈现。我渐渐发现这个播报套路很普遍，已形成一种惯性的工作模式，好似有人事先设定了思维轨道。

针对中国早有专门设计了定向轨道的“第二层”话语，卑劣、丑恶是其不变的底蕴，这层话语暗中渗透传媒、文化、艺术领域，由西媒、“国际”电影节、“国际”艺术市场、各类“国际”基金和“国际”奖为其定向，在中国早已营造出彼此模仿的文化氛围，人们只要追风逐利，不知不觉地就在链接这“第二层”话语。

“第二层”话语是非常可怕的，它就像传染病的细菌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孔不入，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占领一国上层建筑的头脑，再由被侵蚀头脑的上层建筑对整个社会实施精神阉割。现在回头看，中国陷入话语陷阱已有百年历史，整个上层建筑参与了这“第二层”话语的接力，更为可悲的是，参与者无人意识到自己的接力者命运，且功名大小与卖力程度正好成正比，至今也未扭转这一下坠的方向。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我们不能涉及阴暗面吗？当然不是，如果读此文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是读偏了。阴暗面必不可少，它是经营话语可信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只允许一片光明是很愚蠢的。话语根本不在乎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的存在价值在于是否让人信服。我们从模仿到学会西方的“第一层”话语，却不见“第一层”话语的放任，来自“第二层”话语的把控，这其中充满技巧。

同样涉及阴暗面，在西方和在中国“第二层”话语大相径庭。在西方，技巧是切不可将“偶然”变作“常态”，将“个体”变作“整体”，不管怎么报忧，界都是不能越的，“界”就是恶是个体、偶然、带有非现实性的而非整体、常态、带有现实性的。传媒在报道恶性案件时，都微妙但精准地掌控“第二层”话语，“精准”是为了避免滑入对泛人性和全社会的控诉。一如好莱坞电影，可以黑暗无比，但绝不写实，与西方出钱、发奖鼓励我们的电影人专营黑暗写实形成鲜明对比。

西方统治集团专门在意欲肢解的国度经营自家避免的话语——对泛人性和全社会的控诉，挑选、奖励往这个方向走的文人艺客，给一个奖就定向了一代甚至数代人的创作和思想。文艺创作思路在每个时代都是彼此牵引的，形成一种“时风”后，就惯性地朝着一个方向走，文人在这种时候与追逐时尚的百姓在心理上并无太大差别。

我们有电影人可以把国内几桩偶发的恶性案件和事故集中到一部写实电影里（贾樟柯的《天注定》），居然把国内唯一的一次动车事故用现场实景拍摄的画面呈现在电影中（法国、加拿大去年都发生过死伤众多的恶性铁路交通事故，没有一个电影人会把这种偶然交通事故诠释为本国现实）。

还有人把国内监控录像拍到的坏人坏事集中剪辑成一部纪录片（黄伟凯《现实是过去的未来》），这部所谓电影在西方各个电影节轮流入选，何须电影好坏？！在任何国家若把警方监控录像拍到的坏人坏事集中到一部电影里，都会营造出一个地狱。

卒子的使命就是把个体、偶然故意拧成整体、常态，如此心领神会地接力“第二层”话语又怎么能领不到赏呢？西方电影节会让这样的“电影人”一家入选，家家入选，整个体系就是为接力“第二层”话语服务的。

何谓“软实力”？“软实力”说到底就是设计和控制“第二层”话语的能力。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谈到的概念设计和命名，都是“第二层”话语的诸多暗器之一。在话语的战国时代，没有这个能力的国家是要战败的，甚至败都不知自己是如何败的。我们在精神战场的一路下坠，是“第二层”话语握于他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