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锐、阳云云：事关生死，知识分子应该这样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看到网上关于碧山计划引起的热烈讨论，一方面深为双方的学识和敏锐观察所折服，另一方面也为文人学者对农村关注之少而震撼。当争论的焦点异变成农村是什么及农村如何变化，我们如何认识农民及其精神诉求时，话题的重点已不是全面深入的事实性辩论，而逐渐沦为观点之争和意气用事。

笔者所在团队长期在全国各地调查，也曾实施过一些乡村建设实验，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前途及路径有所关注。在此借观察者网一方宝地，将我们2002年资助成立的老年人协会做一简单介绍。

说起老年协会建设的初衷，还要从我们长年走访农村的调查说起。2002年，贺雪峰教授在浙江温州调查发现，每个村都有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不仅有经营性收入，而且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在维护老年人权益、提高老年人地位、重建农村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看到这种情况，他想把这种模式引入到文化氛围薄弱的中部农村地区，但温州的老年人协会有自身基础，如它的宗族结构及商品发展，这两方面中部农村都不具备，建立老年人协会是否会有效果呢？

老年人协会自编自演秧歌舞

恰好当时湖北省新闻出版总局的小康工作队驻村一年，他们在提高农民的家庭收入、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亲身经历中发现，单纯靠资金输入解决的事情很小。贺雪峰教授建议，从经济以外的事情入手，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增加农民的合作能力，重建乡村社会秩序，对改善农民生活会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外部资源和制度输入，来建立农民主位的组织形式，提高农民的精神福利和生活状态，逐渐提上笔者所在团队的实践日程。团队的两位老师，分别负责两个乡建实验项目——老年人协会建设和村庄水利建设，并先后出版两本经验研究著作，其中有不少发现、反思和深刻洞见，总结之一就是《乡村治理中的老人福利》。

要如何自外而内地输入制度和组织，才能保证其适应当地社会现实呢？贺雪峰教授2002年在湖北洪湖农村带队调查，发现当地老年人对成立老年人协会很有兴趣，几个有威望的老人也表示会积极支持和参与，于是就与村支书沟通成立老年人协会。要通过资源输入带动内部发展，就要调动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贺雪峰教授只提出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的原则，协会成立的其他具体规则和运作模式由老年人自己讨论，很快各项事宜都讨论出来。老年人协会有了场地、经费和制度，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高涨，主人翁意识也展现，不少老人吃完饭就去协会转转，看看电视，打打牌，聊聊天，老有所乐的氛围逐渐形成。

如果说我们在洪湖倡导成立老年人协会还只是一厢情愿的话，协会成立后老人的表现却让我们大为惊讶，不少老人表示，时间过快了，身体变好了，心情舒畅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开始思考，洪湖老年人协会的成功具有特殊性呢，还是真正具有普遍性？

老年人协会里的自乐班

相对于洪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湖北荆门农村老人社会地位更低，生活处境更不容乐观。

分田到户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瓦解，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收入结构变成打工和务农。大量中青年劳动力外出的后果之一，就是村庄出现三留守群体，村庄结构变得越发空虚化，老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为看到有些老年人肩挑背扛的劳作，有些媒体从道义角度认为老人生活太苦，实际情况不然。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多数老年人并不觉得种田辛苦，有些甚至认为，如果老了不干点活，借此锻炼下身体，就会感觉很不适应，出现身体和心理问题。

其实，老年人的苦不是在农业生产的艰辛上，而是苦在无处排解闲暇的苦闷上。我们在湖北农村调查发现，一麦一稻的生产环节大多已机械化，真正要投入的劳动时间不到30天，有村民形容说，现在是“三个月干，八个月闲，还有1个月忙着过年”。与在村务农的中年人相比，老年人无法在农闲时打工，闲暇就成了绝对的闲暇。随着农业轻简便技术的推广，老年人种田越来越方便，繁重与艰辛都大大减弱，且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周期越来越长。

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情况愈发严重，村庄社会结构快速解体。原来村民靠相互串门聊天，迎来送往中感受人伦之美、邻里之谊，现在全然没有了踪影，消遣闲暇的替代之一，就是看电视听广播。但现代传媒渲染的中产阶层的消费趣味，并不符合老年人的文化习惯，个别老年人转而听传统戏曲，更多的老年人则是因闲暇无法打发，倍感生活的空虚和精神寂寞。我们在鄂中调查时，发现有个老年人家境不错，但他精神状态很差，问其故。他说，“我现在种着2分地，只是为了找点事情做。有时吃完两顿饭后都不知道干什么，玩着玩着就感觉很无聊，在家里睡觉也没意思，睡觉时间长了觉得身上疼，如果有点牌打还好点，最要命的是下雨，只能闷在家里，感觉难受得很……我现在每天就是两件事，一是不知干嘛的活着，二是等着进火葬厂”。他有时头脑中不自然地闪现出自杀的念头。

老年人的闲暇增多，既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巨大机遇，也可能因不良风气侵染而出现问题。我们在鄂中农村调查时，听到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打麻将打了三天三夜而不觉劳累，很是惊叹。无独有偶，我们在鄂西北农村调查时，也发现有个老太太连续打麻将，太过投入而猝死在麻将桌上。老人都知道打麻将最“造业”（方言，指辛苦），很容易打出个坐骨神经痛，但不打麻将又该如何度过单调的闲暇生活呢？更要命的是，有些地下教会，打着教人向善的画皮，吸引老年人参与，而不少老年人加入，只是因为能聚聚会，一起说话，大家在一起感觉很好。有村民说，每年当地都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例。

观看老年人协会表演，群众乐在其中

带着疑虑，贺雪峰教授在荆门选了三个农村点，采取相同原则筹建老年人协会。深入农村才知道，老年人对建立自己的家园不仅有期待，而且还身体力行为协会建设做事。老年人协会成立的当天，一些积极分子找来了花鼓队演戏，而且通过在外成功人士的捐助获得1万多元活动经费。老年人的热情，超出我们的预料。一直到现在，四个村老年人协会运作情况都还不错。

有了协会之后，老年人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就时事问题发表看法，吐槽一下近期生活状况，本身就能获得放松和愉悦的感受，有些老年人因为精神空虚产生的自杀念头也会逐渐被打消。我们倡导成立的四个老年人协会，以前偶尔有人“吃挂面”（即上吊自杀，当地的隐讳说法），现在基本绝迹。如果参与协会的只是有限的几个人，能做的只能是抱团取暖，感慨世事人生而已。但参与的老年人多了，讨论事情的公共性范围增大了，就会形成一股有利于老人的氛围和话语。有些子女对老年人不孝顺，老年人协会成员会教育他，大家一起来回地说，让儿女很有压力。对某些村庄公共事务，一个人说力量也许很小，几个老年人发现后，与村集体多次沟通，效果就不一般。随着时间的增长，大家发现只是聊天、看电视，意义不大，决定做些事情，开始找老师讲解一些科学生活基本知识，发觉太过枯燥，又请人教跳舞、唱歌，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灵动。另外，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有些设备也要添置和改换，而笔者所在团队给予的支持也有限，老年人协会就到外面“化缘”，或者请外面成功人士回馈乡里，或者自己组织乐队，为办红事的人助助兴，既愉悦了自己，也增加了收入。

反观我们在其他地方的调查，老年人处境就很不一样。我们在豫南农村调查时，发现有些老年人死在家里好几天都没有人发现，甚至尸体发臭才有人知道。没有老年人交往的场所，没有老年人主持聚会，单纯的串门聊天，因其私人性和不可退出性，容易出现一些尴尬，老年人一般很少串门。也是因为精神寂寞和生活枯燥，一些老年人选择信地下教会。与豫南农村相对的是苏北农村，那里的农村文化倒是很活跃，但近年来流行的脱衣舞，实在让老年人很难接受。我们调查时，有老年人对脱衣舞表示出极大的愤懑，但有些年轻人爱看，办事的人又愿意请，自己除了发几句牢骚，又能做些什么呢？更严重的是鄂中农村。因为基本交往的缺乏，又饱受市场化潮流和大众媒介的熏陶，老年人对自己的身体很是轻视，自杀现象也极易发生。我们调查一个福利院时，发现近年来发生的4个老年人自杀，竟然都不是因为病痛，而只是因为太过无聊，有的只是因为眼睛看不见，没人愿意和他交流，觉得生活无趣，就在门口吊死。

作为发起人，我们做的事其实很少，只是每年送去慰问金，提供每人每天一毛钱的资助，然后观察协会运作，适时提出一些发展意见，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就能调动，老年人的生活热情就能高涨。我们有时不禁感慨，我们了解农村太少了，所做正确的事情太少了。通过资源输入带动内部发展，要找到合适的组织形式，要挖掘农村中的积极分子，而这一切的源头，只是坚持农民主位。

贺雪峰教授曾经感慨说，传统社会的一个地主，每天的生活只是“两干一稀”，可是他对生活却很知足很有幸福感。当前的农民相较于以前的地主，物质生活不知高档多少，但为什么农民会不幸福呢，市场化冲击对农民精神福利的影响太大了（详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将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组织起来，做些力所能及之事，乡村文化自然会有接应主体和建设动力。

那么，老年人协会如何运作，老年人的参与热情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为读者解答。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