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冤案是怎样炼成的？

近日，山东东平性侵案持续发酵。7月14日，山东警方称发现新证据，公安机关以刘某、黄某峰涉嫌强奸罪，对其依法刑事拘留。此前，警方曾称不能认定黄某峰等其余三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东平性侵案触动了大众的神经。因为这个案件具备了所有“疑案”的元素：受害者是青少年、弱势群体，而犯罪嫌疑人则是当地流氓地痞，家庭条件还不错，这很符合人们对“为富不仁”的想象；中间又有消息传出，这个案件中有人“打招呼”，更激起了人们对权力干预司法的想象；而媒体的介入，涉嫌干预司法。更重要的是，证据的模糊性，使事情的真相难以大白天下。

如何认识这类“疑案”？有两个角度：或者将之看做“冤案”，或者将之看做“奇案”。

东平性侵案的事发宾馆。

冤案因具有强烈的针砭时弊的内涵，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议题。同时，冤案往往也是奇案。因此，这些案例很容易成为文艺作品的素材，并让冤案广为人知，比如《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

世人往往只在意冤案的政治内涵，却不重视其“奇案”的特征，不去理会制造冤案的特定的、或许与时弊不太相关的行政环境，以至于对冤案的批评有失偏颇。

苏力曾经对《窦娥冤》做过一个有趣的分析，最后发现，《窦娥冤》中的窦娥，在当时的刑侦技术下，她并不冤，因为县官并没有徇私枉法，所有的证据确实对她不利。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窦娥冤》来证明当时的政治黑暗，“证据”或许并不充足。同样，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后之所以可以让杨乃武沉冤昭雪，恰恰表明当时的司法制度或许是较为完备的，基于这个案件中的诸多细节，把它当做单纯的“奇案”（而非冤案）或许更合适。

历史惊人地相似。就在2013年上半年，随着浙江高院张氏叔侄强奸案，河北聂树斌、王书金案的（重新）开审，再加上前些年的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冤案重新进入了当代社会议题。对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政治诉求，随着媒体和大众对冤案的不断书写而得以彰显，传统的冤案基因被重新激活了。所不同的是，《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文学家、艺术家事后加工的结果，受众与其说是在消费这些案件，还不如说是在消费这些艺术作品。

而在进入自媒体时代的今天，人们不仅仅是在接受关于冤案的意识形态教化，在消费奇案带来的娱乐探险，更是在直接影响案件和司法制度，以至于司法必须回应社会诉求，倡导能动司法。

某种意义上，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司法独立”已经渐行渐远，因为司法即便可以做到抵御来自行政等方面的干预，也难以摆脱大众的干扰。在司法越来越卷入社会问题漩涡的情况下，强调司法自身的规律变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回应社会诉求。因而，对“奇案”发生的实证分析，也许远比对“冤案”的批判来得重要。

凭心而论，我们现在不是冤案频发的时代，大部分冤案都是奇案，也就是说，“冤案”的发生有许多偶然因素介入其中，通过一些必然的机制（如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发生作用。

比如张氏叔侄强奸案和聂树斌案，都发生在1996年1997年《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订之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暗含的有罪推定仍是公安机关办案的潜在原则，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严打”确立的从重从快原则，刑事程序简化、办案手段的多样化具有法理依据，这必然导致重实质、轻程序的刑事政策。这种刑事政策具有很强的合理性，是回应受害者家属诉求、回应社会大众要求安全感的结果，它本身是能动司法的表现。同时，它也符合效率需求，符合乱世用重典的规律。

聂树斌案至今还是一个悬案、奇案，够不上是“冤案”。先撇开王书金案的因素，聂树斌案的办案过程完全符合当时的刑事政策，且确定聂树斌为犯罪嫌疑人也完全反映了当时的刑侦技术。

首先，办案人员在踏踏实实地践行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现线索，最终确定有调戏妇女恶习的当地小青年聂树斌为犯罪嫌疑人，因为他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条件。

其次，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办案人员千方百计获取了聂树斌的口供，且在理论上，这个口供是聂的自由意志，因为假如说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聂树斌有很多机会澄清、甚至翻供，但他没这么做。

再者，也是最为根本的是，尽快找到聂树斌这个凶手，或许对受害者家庭、对当地民众是一个回应。某种意义上，这个案件的处理几乎没有多大的瑕疵，一切都很符合逻辑，聂树斌被顺其自然地判了死刑。

但这个案件奇就奇在，十年之后，另一个犯有多起强奸杀人罪的人王书金浮现出来，一口咬定聂树斌案中的那个受害者是他杀的，更为离奇的是，他的辩护律师也积极为他的罪行“辩护”。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犯罪分子竟然大包大揽一个杀人案，非常不符合“逻辑”。要命的是，这个案件已经没有现场，聂树斌也被执行了死刑，死无对证。仅从保留的卷宗来看，王书金的供述有很多破绽，可问题是，这些破绽可以轻易地用记忆模糊造成的误差进行合理解释，这让法院陷入两难。

表面上看，这个困境是由意外造成的，可这也是刑事政策变迁的结果。因为“疑罪从无”现在已成为新的办案准则，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规定，非法获得（如刑讯逼供）的证据不能当做呈堂证供。既然王书金供述是作案人，聂树斌就有可能是被冤枉的。河北的地方法院所能做的是，既然案件已经为大众所知，那就尽量将相关证据公开，至于如何采纳证据，倒是其次了。或许，聂树斌、王书金案永远是个奇案，而不是冤案。

聂树斌、王书金案表明，奇案是一个客观存在。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以及刑侦技术，决定了不符“逻辑”的悬案的发生。同样，一切看似符合“逻辑”的案件，可能会是冤案，因为案情分析都只是一般原理的演绎，而例外总是存在的。张氏叔侄强奸案是一个冤案，从当时的案件处理情况来说，却很难说公安机关不讲逻辑，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太讲逻辑了，终于制造了冤案。

王冬是从张氏叔侄的车上下来后受害的，王冬接的最后一个电话也是张辉打来的；王冬受害于水沟，因水流冲刷，现场并没有发现其他证据，无法指向其他人。这样，公安机关很自然地根据仅有的线索判定张氏叔侄为嫌疑人。很显然，客观的证据几乎无法破案，唯一的希望是嫌疑人自己的口供。假如遵循程序正义，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张氏叔侄的冤案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的审讯，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侵犯；一旦刑讯逼供仍无法获取口供，“特情”就发挥了作用，张氏叔侄终于在严厉的刑事政策下崩溃了。

几乎可以判定，张氏叔侄冤案的产生，并非若干公安人员有意陷害，而是办案人员在受到极大的行政压力的情况下，匆忙结案所致。不过，法院的判决或许客观表明司法系统对此案的态度：把张辉的一审死刑改判死缓，算是留了张辉一命，也为他们平冤昭雪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法院“疑罪从轻”的审判原则，构成了“有罪推定”的必要补充。

冤案的发生与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密切相关，但不能就此认定这是政治黑暗的表现。刑事政策与其说是一个政治问题，还不如说是行政和技术问题。“有罪推定”与“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与“疑罪从无”的刑事政策并无实质差别，他们都是回应社会关于公平正义诉求的结果。只不过，“有罪推定”是以维护受害者利益为中心的刑事政策，其政策目标是为受害人家属一个交代；而“疑罪从无”是以保护犯罪嫌疑人利益为中心的刑事政策，其政策目标是尽最大可能减少冤案。

在个人权利意识并不彰显的古代社会和新中国初期，人们需要的是安全感以及朴素的正义观，“有罪推定”符合社会诉求。一旦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而国家暴力机关力量又有限时，破案率就变得尤为重要，“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应运而生，加强公安机关内部的行政考核以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合理性。但是，在个人权利意识彰显的今天，这种刑事政策显得不合时宜，人们普遍担心自己的权利受到暴力机关的侵犯，“疑罪从无”的原则适应了这一新的社会诉求。

事实上，两种刑事政策从来不是对立的。在一个强调实质正义的刑事政策中，程序同样重要，张氏叔侄强奸案中的刑讯逼供、利用“特情”诱供等非法取证手段，同样是非法的。“疑罪从轻”的判案原则，也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强调程序正义的刑事政策，其最终目标仍是要实现实质正义。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前提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能不断提高公安部门的工作效率，因此，各地公安机关普遍进行打防控考核和综合考评，对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等排名通报，公安部于2004年提出的“命案必破”也成为一项新的刑事政策目标。

本质上，冤案和奇案是行政矛盾的必然产物，任何一个刑事政策都不可能将所有可能性穷尽，行政能力永远要小于行政需求。一个好的刑事政策，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统一，既要满足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诉求，也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可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政策目标很难统一。如果不尽快破案（尤其是命案），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几乎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折磨，同样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朱令案（清华铊中毒案），因为已成为悬案，朱令一家备受折磨。但是，假使从速破案，将犯罪嫌疑最大的朱令的同学抓起来，很可能制造另一起冤案。

“命案必破”是一个态度，其本意只是要求、鼓励公安机关动员最大行政能力，尽最大可能破案。但是，如果将此政策目标当成现实，成为具体部门的行政目标，则会出大问题。只要存在行政激励，就难以保证相关行政人员不会为了个人、部门利益急功近利，牺牲公平性。

张氏叔侄案的预审大队长是“神探”聂海芬，2006年，杭州警方对外宣传称，聂海芬从警20余年，一直战斗在预审办案第一线，因工作表现出色，多次立功受奖。“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各项办案指标年年在省、市名列前茅，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聂海芬要承担张氏叔侄案预审把关不严的责任，只是，可以合理想见的是，聂当时的行为是很自然的行政行为，因为她不相信或不纵容部下，就无法在行政考核中占据一个好位置，她后来的荣誉也无从谈起。况且，张氏叔侄强奸案案发当时，还是“有罪推定”的时代。

应该承认刑事政策内含的行政困境。既然没办法做到十全十美，就应该给必然发生的冤案、奇案存在的空间。当前的刑事政策已经在回应社会诉求，但在社会诉求较为多元的今天，舆论尤其应该审慎对待冤案。某种意义上，只要是证据不足、难以判断的奇案，就必然会有部分群体感觉冤屈。

问题是，是否因为有人觉得冤屈，就判断是冤案？张氏叔侄强奸案、聂树斌案，都存在家属上访要求法院回应其诉求的现象，如果说张氏叔侄强奸案已被证明是冤案，家属诉求应该给予理解的话，那么，聂树斌只是个“奇案”，并很可能永远定性为“悬案”，家属的诉求很难回应。舆论如果在法院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将广泛存在的“奇案”定性为“冤案”，就如多年来将聂树斌案称作冤案，无疑是对司法的一种变相干预。

任何行政制度都存在徇私舞弊的状况，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腐败需要制度完善，包括舆论监督加以解决。然而，任何完善的司法制度，都不得不面对“奇案”的出现，都有可能在客观上制造“冤案”。这时，将“冤案”还原成“奇案”，理性看待当事人的冤屈，或许比一味批评司法制度，纵容司法干预现象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