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呈展：未来二十年，中德可以互搭便车
昨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这已经是她第七次踏上中国土地了。如果重新翻开2014年外交日历，我们能轻易发现中德之间的高层交流是如此密集。
3月，习近平主席在暖春中访德。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在柏林与总理默克尔和总统会面，一个亮点是在此期间，两国企业、实业届在金融和能源领域达成多项深入合作的协议，另外一大亮点则是2013年德国选举后，与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一起组阁的德国社民党也做出了极为积极的反应。
首先是作为社民党党魁，现任经济和能源部长以及副总理的加布里埃尔高度赞扬了习近平主席的访德，然后陪同习近平主席从柏林去往社民党重镇北威州，并由社民党内另一重要角色北威州州长克拉夫特女士陪同一起巡访北威，在晚宴中也借机宣布州府杜塞尔多夫将设立中国领馆。
除了这两位社民党内部务实的重要人物对中国释放了极为积极的信号之外。4月应王毅部长的邀请，社民党内另一位实力人物现任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也访问了中国。紧接着随后，社民党党魁又于4月底率大企业团体访华。
7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夹在内忧外患中的默克尔
在这个春天里，中德交流又密集又火热。然而对于这位在2013年再次连任，执政时间已经是历史第三长的德国女总理来说，第三任任期却变得已经很艰难，她来中国之前的心情实在不太好，因为她在欧元区经济和美俄两个问题上举步维艰。
截至今日，德国仍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欧元区独撑经济增长大旗，欧元区中南欧国家仍然像无底洞一样吸吮着德国的济困计划，德国要是不给或者少给，就会有南欧媒体将默克尔比喻成希特勒。不过这倒不是什么太大的烦恼，从2008年后她或许已经对之习以为常了。
令她真正感到担心的是以德国抉择党（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为代表的国内反欧元势力的兴起，其中绝大多数骨干都脱胎于基民盟内部，不乏大知识分子和大企业家。虽然没能在2013年成功进入联邦议院，但仅仅在一年后的五月底刚进行完的欧盟议会选举中，抉择党在全德平均获得了7%的选票，成功挤进欧盟议会，在全德得票最高的Pforzheim（位于南德的巴符州城市）竟然达到了14%。但好在基民盟的执政基础目前来说还极为稳固，这一点通过欧洲议会的选举也得到了检验。但对于默克尔来说，仍需要认真对待这股政治势力和民意的变化，来自内部的挑战才是最具威胁力的。
而在国际政治和地区安全问题上，默克尔又被夹在了美俄之间，更是焦头烂额。去年因斯诺登事件爆发的“棱镜门”还在不断发酵。因为曝出自2005年上台以来，自己的电话就已经长期被NSA监听，使她很愤懑和恼火。事情发展到今年，更曝出了NSA在德国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德国是美国在欧洲间谍最活跃的地区，德国联邦情报局（BND）的某些官员也与NSA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作为国家元首的她至今隐忍不发作仍是顾及到德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但德国国际关系学界从去年至今都在反思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从去年年底发作到现在的乌克兰事件，也让从施罗德时代保持下来的德俄稳健务实的关系愈行愈远。对于默克尔来说，2013年之前她本能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取得某种意义上的平衡，从而使德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得到最大化。但随着这些国际事态的变化，这个平衡的两边都在被打破。
未来二十年，中德可以互搭便车
夹在这样两个艰难困境下的默克尔环顾世界，除了欧洲各国和美俄，经济稳定能够互赢，有长期稳定友谊关系的靠谱大国只剩下了中国。
这位热爱旅行，经常给德国国家足球队带来好运，在柏林带着几个保镖就自己上超市买菜，即将在本月满60岁的德国总理，因为2005年访华时在南京不爱住“总统套房”，让中国老百姓熟悉了这位接地气的德国总理，大家亲切地称她为“默姨”。或许对于默姨来说，这个时候从神经紧张的欧洲到中国来一次旅程，虽然仍然任务繁重，但却能在心理上轻松一下。
这种相对的轻松也蕴含着几层含义：
首先，中德两国虽然政治体制和结构非常不同，但因为德国特殊的民主制度，德国总理任期没有“时间帽”；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一届五年，可以连任，因此每届的中德政策传承性都非常好。这两个超稳定的政府相互吸引是自然选择。而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与现任总理默克尔一起组阁的社民党要员对中国亦表现出了极为积极的信号，如果中国也能做出相应回应，则能为默克尔在内部制定有关中国的政策时扫清很多障碍和压力。
其次，未来二十年是中德互相搭便车的时期。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德国是最坚定贯彻未来二十年要完成彻底能源革命的国家。虽然外界对于德国的这个既定国策褒贬不一，但如果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则能保证德国在二十一世纪后半期处于不败之地。在这一点上，对于新能源发展十分饥渴的中国来说，无论德国能否在二十年后彻底转型成功，在这个时期的技术获得方面都能够搭上便车。
同时也需要看到的，德国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失去了中国市场，也很难成功。目前以及未来二十年，德国的能源转型都在经历阵痛期，国内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质疑也很多。在这段时间内，如果德国不向中国输出高端新能源设备、技术和概念的话，内部转型成本则会过高，很容易导致转型失败。反过来，德国也希望能搭上中国发展模式转型、对新能源高需求的便车，来为自己国家内部能源转型增加成功的砝码。而在传统的精密仪器制造、汽车、机械等领域，中德之间的产品线互补优势仍然明显。
再者，德国和中国已经从过去以经济为主的合作模式在向国际政治等话题转移。中德两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互相需要愈发明显。中德两国在地理上没有交集，为两国减少了很多现实地缘上的麻烦。但就是因为这样的相距遥远，却在扁平化的世界里，使得中德这两个地区大国在国际政治上有了相互依赖。
德国在欧洲事务上面对的环境压力很大，德法英在东南欧经济稳定问题，乌克兰等欧洲重要问题上都是表面统一，其实一家一把算盘。德国非常迫切希望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能够对其欧洲政策有所奥援。中国可在平衡好德法英俄的前提下，在部长及以下级别的交流和会议中，可以高度肯定德国在欧洲事务中的稳定作用。同样的道理，中国在亚洲快速崛起，虽然不断坚持自己是和平崛起，但是势必会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尤其是日本对于自己在亚洲地位被边缘化的恐惧。而德国作为一个在二战后做过彻底反思的国家，对于中国和平崛起一直给予积极支持的声音。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极为重要的帮助。
另外，德国经济发展模式会被中国更多的借鉴和使用。德国各个城市经济发展都较为均衡，除了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或者汉堡这样的大型城市外，主要以中小型城市为主，很多世界知名的德国企业总部往往在某个小城市，比如大众之于沃尔夫斯堡。德国经济较为平衡发展的小型城市模式，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作用。而更关键的是，被世界学界广泛认为是德国2008年后在欧洲保持屹立不倒和确保就业的神器——“双元制”企业与学校双重培养的职业教育体系，将在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中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使中国能够成批量培养出高精专的技术人才队伍，提升中国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从而使整个经济循环得到更好发展。
中德关系仍需防患于未然
中德未来十年发展关系仍然会很稳固，但还是要预防一些插曲的出现。越是在关系好的时候，越是需要防微杜渐。
第一，德国在二战后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不可能再具有政治上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但它本身的经济能力以及在欧盟中的作用，仍能保持它地区大国的定位。德国人对于自己在二战中行为的不断彻底反思，以及德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与美式完全自由市场主义存在的巨大区别，让德国人十分看重社会内部的公平和正义。基于这个原理，讲求公平和正义的政治家在德国更容易被选举出来。而这些政治家到了外交政策的舞台上，在做不成世界警察的情况下，乐意担当世界道德模范。所以中德在人权问题上还有进一步磋商的空间，在此之中增进了解和消除误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德国的联邦制政治体制，决定了它的联邦政府对于联邦州、市以及地区里的事务干预能力十分有限。不排除未来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政客为了区别于选举对手的政见，而为中德关系制造杂音。
第三，中资企业在德国的不断发展可能会迎来保守主义反弹。这其实是中资企业在全球发展都会遇到的瓶颈型问题。
类似的问题还会有一些，那么既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进行预防或者将这些问题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呢？
答案在青年身上
事实上，默克尔与她坚定的政治盟友前教育部长沙万（虽然她因为学位的问题被逼下台，但在德国知识界，大家对她所引导的包括博洛尼亚改革等教育改革都有非常正面的印象）在知识界被广泛认为对于青年和教育政策十分重视。而中德两国未来是否能长期保持稳定，要从现在就开始着手未来。
往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德国的体制特点是民主选举结合专家治理的模式。比如在经济政策方面，就有对总理府负责的相互掣肘的经济“五贤人”委员会，对德国的宏观经济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在科技教育领域更是不用说，负责行政的校长权力十分有限，大量权威和影响力都在各专业的教授手中。而在社会生活中，某个领域内的专家往往能起到比民选上来的政治家更大的推动作用。
继续深入保持中德关系长期稳定，就要在各领域青年专家身上付出努力。笔者认为，中德在培养未来的学术精英上，由单纯从中国向德国派出学生，转变为在若干成熟领域内尝试进行中德教授合作培养博士的模式，一半学时在德国，一半学时在中国，中德学生各半，最终能拿到中德双方两个学位的方式。这样的尝试尤其可以在中德未来有交集合作的自然和工程科学、语言学和文学、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率先展开，当然在师资配备和经费支持上需下细功夫。
同时，也可由在德发展的中资企业以企业名义在德国大学设立奖学金，帮助优秀却囊中羞涩的青年（德国青年在成年后多得完全依靠自己，除非家境十分优渥，基本都处在囊中羞涩的境况中），帮助他们成为技术或者社会精英，这种认同才是惺惺相惜。这样的工作，日本大企业早在几十年前就在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