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之二：安倍外公不敢见的藤田茂-施洋
【从7月3日起，中央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公布《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一天一个，共计45人。观察者网特邀专栏作者整理相关战犯的简历，并择一二要事，综合各方面证词资讯，详细阐述。第二个公布的是日本战犯藤田茂的认罪笔供。】
藤田茂1889年生，191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毕业，加入第13师团骑兵第17联队，历任见习士官、队附[副]、中队附、中队长。1934年任第16师团骑兵第20联队留守队长。1935年任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侍从副武官。
1938年3月到山西，任陆军第二十师团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0年3月任骑兵15联队长，1941年7月任骑兵第二旅团长最后一任旅团长，9月晋升为少将。1944年3月，到河南任第12军骑兵第4旅少将旅长。1945年到山东任59师团长，8月末奉命向苏军投降。
1950年7月被引渡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被判18年监禁。1957年，被提前释放回日本。
与安倍外公岸信介的斗争
回国以后，藤田茂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首任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1980年因病去世。
周恩来接见藤田茂
1959年，日本各界争议是否要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藤田茂拿着同为战犯的古海忠之写给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警告信》（观察者网注：亦称《古海书简》或《抚顺书简》），要求当面交给本人。经过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多次沟通，得到了与岸信介会面的许可。但是，当藤田茂等应约来到岸宅时，却被岸信介的秘书拒之门外。秘书说：“听说‘书简’点名首相为甲级战犯，这是非理之词。这样的信件，我作为秘书官，不允许你们交给首相。”无奈之下，“中归联”以《致岸信介公开信》的形式向日本国民广为散发，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后来，“中归联”还会同日本各进步团体共同发起以征得3000万名国民赞成日中复交为目标的签名活动。会长藤田茂在街头演讲中振臂高呼：“一定要把漏网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拉下马！”等口号。
1980年4月11日，90岁高龄的藤田茂在弥留之际，让家属一定要把在中国访问时周总理送给他的一套中山装穿在他的遗体上，以示在九泉之下不忘中国的再生之恩。
藤田茂在《中归联》季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点击图片转到原文链接）
转变之路
虽然藤田茂在回国后致力呼吁和平。但在侵华战争中，藤田茂是个罪行累累的军国主义分子。
藤田茂自1938年起指挥所部在中国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作战，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38年8月至1939年12月和1944年3月至1945年6月间，藤田茂曾以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等身份向所属部队下达命令：将俘虏在战场上杀掉，算入战果。
1939年4月14日夜，日军联队长藤田茂带领120人，包围了安邑县上郭村，企图消灭国民党第38军第101和102团。第二天，日军以中国士兵佩带盖有上段村章的通行证为由，迁怒于村民，包围上段村，挨户搜索，不论男女老少，刺刀捅，洋刀砍，推尸井内。青年陈金明紧抱一个日本兵大腿，欲同归于尽，被另一个日本兵捅死，投入井内。这样被日军残杀投入井内的有抗日战士14人，村民94人。投入井内唯一幸存者，是当年32岁的张葡萄。1956年6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藤田茂公开审判时，张葡萄出庭作证。藤田茂在审判席上供认“一切是事实，我愿意接受任何严厉处分”。
1945年5月至6月，在山东省蒙阴、益都、沂水等县，藤田茂在指挥“秀岭作战”中，曾下令将中国平民和被俘人员当作“刺杀活靶子”，一次就杀害100余人。他还强迫平民探踏地雷，纵容部下烧、杀、掠、抢，强奸中国妇女，其部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居民无家可归。
藤田茂所部的作战范围遍布中原各地，罪行累累。然而，他最初在战犯管理所内毫无悔过之意，曾挑起“是战俘不是战犯”的争论，惑众闹监，还拒绝参加政治学习，甚至还成了顽固分子的“榜样”（所谓“武将看藤田，文官看古海”）。管教人员崔仁杰记录了藤田茂转变的过程。
采访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人员崔仁杰回忆（2005年）
藤田茂中将。他是一个充满武士道精神的军国主义分子，当他得知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院处以绞刑时，决心以死效忠天皇。他身穿日本陆军将官服，脚蹬马靴，表情严峻，挺胸抬步，目中无人地带着几个将校级战犯，每天同声呼叫：“天皇陛下万岁！”
我们没有强行制止这一行为。所领导找他进行个别谈话，他说：“我是帝国主义者，你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之间没有谈话的必要！”怒气冲冲地拒绝回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十分狂傲。
在日本军队中，是没有平等的，大官可以任意打骂小官，老兵可以随便欺负新兵。那些中队长以上的战犯，吃着中灶、小灶，还经常向东京方向遥拜天皇，而下层士兵的积极分子却自发组织了学习委员会。
藤田茂的老部下、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批判大会，我们要求藤田茂旁听。一些改造较好的下层士兵站出来，讲述奉长岛勤之命以上百名俘虏做活靶进行试胆训练、逼迫俘虏踩地雷、在山东烧杀奸淫的一系列罪行，长岛勤竟然说，你们干那么多坏事我今天才知道。这激怒了下层士兵。管教人员提醒，这一切都是长岛勤的命令，长岛勤不得不低下头。
藤田茂整天没事干，去图书室看书解闷。当他看日本影片《混血儿》、《战火中的妇女》时，看到美军占领了日本国土，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妇女，日本因此出现了很多混血儿，当混血儿上学时，发现自己的皮肤跟别人不一样，并因此受到讥笑时大哭起来，看到这儿藤田茂落下了眼泪。
1954年，中国红十字会访问日本，将中国政府关押的战犯名单公布，并宣布家属可与战犯通邮。藤田茂从妻子信中知道，他姐姐全家在广岛的原子弹下丧生。（观察者网注：藤田本人也出生于广岛县。）藤田茂此时看了《帝国主义论》、《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等书，目光渐渐失却傲慢的神色，人丹胡也不知不觉地剃掉了。
藤田茂被俘后长期留着人丹胡
当藤田茂主动交出自己的悔过书时，在日本战犯的顽固分子中间无疑扔了一颗重磅炸弹。接着一个又一个的认罪书交了上来。1956年6月宣判时，判处藤田茂有期徒刑18年，而且之前关押的时间算在服刑时间里，他痛哭流涕地说：“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
虽然“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但与前一个公布的战犯铃木启久不同，藤田茂的主要罪状是用活人进行刺杀训练和屠杀战俘，缺少生还幸存者。在此笔者引用藤田茂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撰写的部分自供状，为读者描述藤田茂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
藤田茂的自供状（部分）
1938年11月5日，作为第28联队的联队长，我收到了顶头上司第20师牛岛师长（观察者网注：即牛岛实常，其妻的大哥是战前的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二哥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的命令：“骑兵第28联队，明日（11月6日）出兵攻击运城东北约40公里的三路李村的抗日军。炮兵第2中队随同你们出兵，暂归你联队指挥。”
按照这个命令，我率领部队于11月5日晚8时从史村出发，于11月6日晨5时走到三路李村以南3公里的田间小路时，突然遭到了伏击。我马上下令部队徒步散开，向三路李村中央南入口发动攻击。上午7时，我发现该村以北约3公里的高地上有十几名抗日军正向北方转移，就命令炮兵中队向他们开炮。上午8时，我命令第1中队进入三路李村西半部，第2中队进入该村东半部彻底搜查抗日军。
他们按照我的命令搜查到上午10时。我在上午9点多钟，亲眼看到村子东部被日军放起了大火。在这次搜查中，三路李村的居民有许多人被屠杀。这一事实，是11月6日我回到史村洗澡的时候，给我放哨的上等兵南冈告诉我的，他说：“今天在三路李村，我们是见人就杀，真开心！”这些杀人放火的事情，都是按我的命令干的。
11月15日，我在史村收到了牛岛师长的命令：“关少将指挥步兵第2大队、炮兵第2中队去进攻运城西北约50公里的吉令村的抗日军。骑兵第28联队参加这一攻击并接受关少将指挥！”
11月16日，我率领部队来到运城以西35公里铁路旁边的一个村庄时又接到了关少将的命令：“骑兵联队于11月17日清晨从吉令村北边进攻该村户！”
按照这个命令，我联队向北运动的过程中，凌晨3时30分在吉令村以南3公里处发现了10余名抗日军。我向第1中队长下达了“徒步攻击”的命令。第1中队发动攻击后，打死了其中的两个人。
清晨5时30分，我联队行进到吉令村南端时，遭到了伏击。我命令第2中队和机枪小队发起攻击。早7时。又命令第1中队从西南方向攻击吉令村。吉令村的抗日军以城墙为掩护进行顽强的抵抗，把我军阻挡在村外约600米处。
午前8时许，步兵部队从西北方向发动攻击，炮兵大队破坏了村庄的西门。上午10时，日军侵占了吉令村。关少将命令伪军进村搜查，抓了许多俘虏。
在吉令村，日军杀死了抗日军15人，俘虏120人，掠夺重机枪2挺、步枪100支和许多弹药。
12月1日，我联队在张良村收到了第20师牛岛师长的命令：“骑兵第28联队明日（12月2日）去攻击三路李村附近的抗日军。”
12月2日早晨6时30分，我率领部队通过三路李村，向该村以北约3公里的高地前进时受到抗日军的攻击。上午7时30分，我下令：“全队徒步散开攻击！”经过1个小时的战斗，日军夺取了抗日军的阵地，并向撤退的抗日军射击，打死了2名。我军追击了2公里后，停止前进。从被打死的2名抗日军判断，这是一支八路军部队。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打死2名人路军，掠夺2支步枪，炸毁了高地上的2个碉堡和5间窑洞。
日本高级军官在法庭受审（前排左起为佐佐真之助、上坂胜、藤田茂、铃木启久）
12月中旬，在张良村，我向情报股长森户中尉下令：“侦察三路李村附近八路军的兵力及活动情况后向我报告！”
从12月中旬到1939年四月下旬，森户中尉把各部队抓来的16名、情报股抓来的14名中国人，集中起来，严刑拷问，得到了情报，于1月30日向我报告说：
“三路李村附近的八路军根据地在该村以北约10公至处的高地一带，其兵力约200人，行动地区主要在张良村以北20公里东西方向的小河以北地区。”
1月中旬的一天午饭后，在张良村联队本部后院的小屋里，我亲眼看到森户中尉用灌凉水的办法逼迫1名中国人招供的情形。当天晚饭时，我问森户中尉：
“今天被你灌凉水的那个中国人怎么处置了？”
森户中尉说：
“我把他杀了，投进后门外那口枯井里去了。”
这件事可以证明我的部下抓捕了30名中国人并且至少杀害了1名的罪恶事实。这件事是按照我前一年的8月3日在河津向森户中尉发的指示和今年12月中旬给他的命令干出来的。
1938年12月29日，我在张良村向冈中尉发出命令：
“冈中尉率领其小队从12月30日到1月5日，负责警戒张良村车站以东3公里的铁路桥到张良村车站以西12公里的铁路桥中间地带。”
冈中尉在率领其小队执行任务中，于1月2日深夜2点左右，发现20名抗日军前来破坏张良村车站以东3公里的铁路桥，便向抗日军发起攻击，使之向南方撤退。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杀害抗日军战士2人，掠夺步枪2支、炸药80公斤、电子发火器1支、十字镐1把。
1939年1月中旬，一天午饭后，我召集联队的全体军官到张良村集合向他们发布指示说：
“为了让新兵尽快地适应战场生活，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尽早地学会杀人。也就是说，可以使用俘虏当作‘活靶子’训练新兵。4月，将要补充一批新兵，你们应当为新兵尽快地创造这样的训练机会，使之尽快地适应战场生活。进行这样的训练，刺杀的效果比枪杀要好得多。”
这件事是我当时犯下的最重要的罪行。
12月21日，我命令吉川少尉说：“你抓几个居民，了解一下三路李村附近八路军的情况！”吉川少尉奉命抓了4名当地居民进行拷问，然后向我报告说：“三路李村看不到八路军。”
12月24日我命令冈中尉：“你抓几个当地居民，了解一下三路李村以北高地上的八路军动态！”冈中尉带部队到三路李村西北约5公里的高地去，受到村里的八路军的攻击后向东撤退时抓了2名当地的农民，又在上段村东面的田地里抓了4名当地的农民。经过严刑逼供之后，他向我报告说：“三路李村北部高地里有八路军。”
1月7日我命令中川中尉：“你再抓几个当地农民，问一问三路李村以北高地里的八路军的情况！”中川中尉带兵到达三路李村西北约5公里时，为了避开高地里的八路军的攻击而向西行进，又因为受到前面高地里八路军的攻击而向南撤退时，抓了3名农民。当他们行进到三路李村西南约7公里的村庄时，又抓了3名农民，一起带回驻地。经过对这6个人的严刑拷打、逼供，中川中尉报告我说：“三路李村北部高地有八路军，但是兵力不明。”后来，他又对我说：“在三路李村北部高地抓农民时有一个农民要逃跑，我在砍头的时候，没想到，把军刀砍折了……”我听了，就把自己的后备军刀送给他了。他杀了这个人是按我的命令干的。
上述3次行动中一共抓了16名中国农民，我命令把他们都交给情报股长森户中尉。森户中尉接受了这16个人，再加上自已抓捕的14个人，这才得到了前面所说的三路李村抗日军根据地的综合情报。
1939年2月11日，我在张良村收到了第20师师长的命令：
“室谷部队（含步兵1个半大队、炮兵2个中队）于明日（2月12日）去攻击三路李村以北10公里的八路军根据地。该部队从北方攻击，骑兵联队要配合该部队从南方攻击。再给你们配上一个炮兵小队。”
我联队在2月12日早7时占领了三路李村以北3公里的高地，准备与室谷部队联合行动。我命令第2中队长说：“第2中队穿过阵地东北方谷地与室谷部队联络！”第2中队按我的命令穿过谷地北进时，在上午10时遇到6名八路军战士，便骑着马攻击他们并刺杀了其中的2名，另外4名逃开了。上午11时，我军发现在阵地西北方约3公里的高地上有大约30名八路军正在向西行进。我命令炮兵小队向他们开炮，后果不详。午后3时，我联队到达了室谷部队的阵地，于是，这次的联合行动宣告结束。
1939年4月1日，我在张良村收到第20师师长的命令：
“骑兵联队于4月2日前往夏县参加反击抗日军的所谓‘四月攻势’。再给你配上两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步中队。”
我率领部队在4月2日向夏县前进途中，在夏县西南约3公里处，时间是上午9时，遇到了大约500人的抗日军。我命令骑兵联队沿着堤防线散开，阻止抗日军前进。双方对峙了大约30分钟以后，步兵部队来到了，我马上命令他们：
“步兵队从骑兵联队的右侧攻击抗日军！炮兵中队主要是支援步兵队的攻击。”
此后，双方激烈交战了3个小时，到午后2时前后，抗日军开始向南方撤退。我军从后面追击了一阵。午后6时30分，战斗结束了。在返回驻地的途中，我命令第1中队长把13名俘虏杀掉。第1中队长命令手下的9名士兵把13名俘虏用刺刀刺死了。
这次战斗的结果是：日军共杀害106名抗日军，其中骑兵杀害了36名，步兵杀害了40名，炮兵杀害了30名。此外，刺杀了13名俘虏，掠夺了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步枪100支和许多弹药。
1939年4月17日，我在张良村收到了第20师师长的命令：
“骑兵联队去攻击三路李村以西4公里的村庄里的八路军！”
4月18日凌晨4时30分，我率领部队侵入了那个村庄，却没有发现八路军。当我军继续前进经过三路李村时，大约是上午9时，受到了大约50名八路军的攻击。
我马上发出命令：
“第2中队和机枪小队进行徒步攻击！第1中队迂回到上段村以东，从背后发动攻击！”
第2中队和机枪小队向八路军射击了10分钟以后，八路军从田地中向西撤退了。第2中队骑马追击，用刀杀害了7名人路军战士。他们还向田地里种地的农民开枪，死伤情况不明。
第1中队向上段村以东迁回的途中发现了30名八路军从南门向西撤退。他们骑马攻击，用刀杀害了12名八路军战士。
上午11时，我向两个中队长发出命令：
“第1中队进入上段村北半部，第2中队进人上段村南半部，进行一次大搜查！”
两个中队进行搜查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日军放了4处大火。还看到上段村西门内大约10米的道路上，有1名约60岁的老人被刺死在那里。这类的杀人、放火的事情，都是根据我的命令干的。被杀害的人到底有多少，被烧毁的房屋到底有多少，我是不能都看到的，一定有很多。我确切知道的战果是：日军杀害八路军战士共33人，其中刺杀的19人，枪杀的14人，还掠夺了轻机枪1挺、步枪30支和许多弹药。
5月22日，我在张良村收到了第20师师长的命令：
“骑兵第28联队长：率领你联队并指挥第37师搜索队，攻击三路李村西方高地的八路军！”
5月23日上午7时，我率领部队来到三路李村西北5公里的高地时，发现了大约50名八路军正在东北方约2公里处向东运动，我马上下令骑马攻击。没想到途中遇到了一条很深的地沟，无法前进了，只好停止攻击。
回到驻地以后，我向第37师搜索队的队长及军官们介绍了我联队盘踞地区的环境、地形等特点，目的是协助他们继续攻击共产党、八路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根据第20师师长的命令，骑兵第28联队盘踞在张良村181天，盘踞在史村40天（1939.10.13～11.22），共计221天。在这段时间内，我联队在这两个村各侵占了20座民宅。我联队共有420人，军马420匹，用最低标准，以221天计算，共掠夺了肉类18.6吨以上、蔬菜55.7吨以上、柴123.8吨以上、马粮185.6吨以上。同时，在此期间，我联队每天还强迫15名中国人为部队服劳役（如挑水、劈柴、做饭等等），加起来共有3515个劳动日。以上这些，都属于无偿占有中国人民的财物和劳动力。
我联队在张良村盘踞期间，为了领取上级分配下来的口粮，专设了一个特务班，负责搬运口粮。这个班共有50人，年龄都在35岁以上，大多数是从大阪附近来的素质低下的人。这些人往复于运城—张良村之间，他们之间经常出现掠夺居民的财富、强奸妇女等野蛮行为。